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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是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没有统一的组织、集中的领导和协同一致的行动，失败是必然的。但义和团群众从切身的感受中，认识到外国侵略者是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从这一感性认识出发，他们奋不顾身，对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不甘屈服的反抗精神。
参考书目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二册，中华书局，北京，1959。
中国史学会主编，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北京大学历史系编：《义和团运动史丛编》。
（丁名楠）
义净
义净
（635～713） 唐代泛海赴印度的求学僧、译经师。俗姓张，字文明。齐州（今山东济南）人，祖籍范阳（今北京）。幼时出家，遍访名师，专研戒律。他敬慕法显、玄奘业绩，立志西游。咸亨二年（671）三十七岁时，只身自今广东番禺附波斯船赴印度，四年二月在恒河口之多摩梨帝（今印度西孟加拉邦米德纳浦尔县塔姆鲁克）登岸，此即昔日法显登舟离印返国之处。义净在印度十三年，历三十余国，其中以在王舍城北的那烂陀寺（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县巴腊贡村与旧王舍村之间）留学时间最久。先后得梵木经、津、论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武周垂拱元年（685）离开那烂陀，仍循海路归国，又在南海滞留近十年，于证圣元年（695）到达洛阳。
义净归国后，备受唐廷优礼，武则天赐予三藏之号，安置他在洛阳佛受记寺，使之专心译经。义净先与于阗僧实叉难陀等共译《华严经》，对华严宗的建立有很大贡献。久视元年（700）以后，义净自行翻译，计在东、西两京先后译出佛典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另有未定稿七八十卷。从义净的译作来看，他用力最勤并热心加以传布的是律部。当时帮助他润色文字的有崔湜、卢灿、李峤、韦嗣立、赵彦明、张说、苏颋等文士。先天二年（713）义净卒，葬于洛阳延兴门东之平原，卢灿撰有塔铭。
义净的著述有《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五种。《寄归内法传》四卷记述了室利佛逝（尸利佛逝，或简作佛逝，学者大多认为，唐时其都城为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巨港或占碑）、末罗游（末罗瑜，一般认为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占碑河流域）、羯荼（一般认为即今马来半岛西岸吉打一带）、裸人国（今尼科巴群岛，某些学者认为兼指安达曼群岛等地以及印度本土）等东南亚地区的社会、文化情况，特别是佛教流行的情况。其中有关羯荼、裸人国等地区的记载可与9世纪以来阿拉伯地理文献，如伊本·胡尔达德比赫（IbnKhurdādhbih）的《道里与诸国志》的记载相互印证。《求法高僧传》二卷记载了约六十名僧人赴印求法的行程。这些僧人多舍陆而泛海，反映了7世纪下半期吐蕃雄据西域、黑衣大食东侵呼罗珊、吐火罗故地而造成的政治形势的变化。《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书是研究7世纪中外交通史的要籍。他翻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孔雀王经》等对日本奈良、平安时期（8～12世纪）的佛教有重要影响。
（张广达）
义役
义役
宋代役法之一。南宋乡村民户为了减轻上户轮差保正、保长的重役，自行结合，割田出粮，帮助当役户，称为“义役”。义役始于婺州（今浙江金华）、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约在宋高宗赵构绍兴年间（1131～1162），婺州金华县长仙乡的一些“大姓”，因轮派保正役而时起纠纷，乃创议合伙捐田一百亩，帮助当役者应差；每年三月旧保正将田移交给新保正，作为应役之资。由此，“义役”便在民间实行，并于绍兴三十二年得到知婺州吴帝的称赞。大约与婺州义役同时，处州民间也实行义役，宋孝宗乾道时（1165～1173），知处州范成大言于朝廷，于是义役遂从两浙路扩展到江东、江西和福建等路，各地上户纷纷实行。义役的实行有所谓“义役规约”，各地虽颇不相同，但其主要内容是：①由本“都”或本“甲”的上户担任役首，主持义役的实施，如收取役田租课，排定各户服役顺序等。但有的地方不设役首。②役户按年月顺序轮流充当都保正、副都保正、保长或户长，义役田均给保正、保长或户长，收取租课，以供服役费用。③一都或一甲全体人户按户等高低割田或捐粮、钱，置义役田庄。有时地方官府亦买田支助。有的地区只由乡户自行按户等商定服役顺序，不置义役田；有的地区则集资雇人代役。④有些地区在义役田租课有剩余时，则另置新田，将旧田归还原主。义役大都由乡村上户把持，实际上减轻了上户的负担。原来役轻或无役的中下户，在上户勒索敲诈之下，加以吏胥的阻挠和破坏，负担增重，以至破家荡产，因而义役成为“不义之役”。
（朱瑞熙）
议政王大臣会议
议政王大臣会议
清代前期满族上层贵族参预处理国政的制度。“议政王大臣”之名正式出现于崇德元年（1636）以后，但满族上层贵族与议国政的制度，却早在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汗国之初即已形成。当时满族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之际，尚存有浓厚的奴隶主贵族军事民主的习俗。后金的军国大事，都由诸贝勒等人共议裁决。诸贝勒大都是努尔哈赤的子侄等宗室贵族。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之后，又置议政大臣五人，理事大臣十人，与诸贝勒每五日朝集一次，协议国政。天命六年（1621）二月，努尔哈亦命四大和硕贝勒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值月贝勒掌握。天命七年三月，努尔哈赤又谕令八旗旗主贝勒共议国政。至天聪年间（1627～1636），除宗室贵族中被封为贝勒者充当议政的成员外，八旗固山额莫（见都统）也兼充议政。至此，在天命及天聪年间，这种由宗室贵族及八旗中的五大臣、固山额真等组成的议政制度，虽无议政王大臣会议之名，实际上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的早期形态。
崇德元年，皇太极正式称帝，改国号为清。将原来的旗主贝勒全部封王，并令除八旗固山额真继续兼议政大臣外，每旗另设议政大臣三员，在清代历史上正式出现了“议政大臣”的职名。此后，清王朝宗室贵族中的王与八旗固山额真、议政大臣共同议政的形式，即称为“议政王大臣会议”。因参与议政的宗室贵族除亲王、郡王以外，还有贝勒等人，故又称“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会议的成员虽由上层贵族及八旗大臣所组成，但不是所有上层贵族、大臣都可以出席。“议政”是一种正式的职衔，代表着一定的权力和地位，必须经过皇帝的任命。同样，在必要时，皇帝也可以撤销某一贵族及大臣的“议政”资格。
清王朝统一全国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有较多的增加，贵族中除亲王、郡王、贝勒参加者政外，贝子及公一级也有参加议政的。议政大臣除满洲八旗的固山额真和大臣外，蒙古八旗（见八旗制度）的固山额真及六部满、蒙尚书也列为议政大臣。其他如皇帝的侍从官员——内大臣、侍卫，以及王、贝勒府中的长史、旗下闲散等，也有被列为议政者。汉军八旗的大臣如范文程、宁完我等人也曾一度参预议政。当时在内廷还专设“议政处”，作为议政王大臣的办公处所。凡军国重务，不由内阁票拟者，皆交议政王大臣会议。其议政形式有二：一为廷议，一为交议。在清王朝统一全国过程中，用兵频繁，军情险急，议政王大臣会议对重大决策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随着国家的逐渐统一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象征着贵族政治权力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必然与皇权产生矛盾。议政王大臣会议人数的增加，较低级别的贵族和大臣的参加议政，实际上降低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与地位。顺康时期，由内阁处理政务，而雍正时又设立军机处，作为赞襄皇帝决策的机构，使权力日益集中于皇帝。议政王大臣会议虽然继续存在，但所议之政，已只限于军务、皇帝出巡、旗务、少数民族事务及重大刑审案件等具体事务，无关乎军国大事。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乾隆帝取消了议政王大臣职名，自此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也随之消失。
（刘子扬）
亦力把里
亦力把里
明代新疆一个地方政权的名称。14世纪中叶，统治中亚的蒙古察合台汗国分为东、西二部，东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