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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驿传制度不仅加强了内地与边疆的联系，有利于国防，也对汉族与边疆各族以及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自然，为了满足统治者的贪欲，驿传有时也不免成为一种残民的措施。东汉时令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就是例子。 （宁可）
唐 自三国分裂迄于隋代，驿传制度缺乏详细记载。唐代全国空前统一，驿传的设置，规模超过前代，制度更加完备。全国共置驿一千六百四十三所，其中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一般为三十里置一驿（地势险阻或须就水草处不限）；水驿二百六十所；津渡处置水陆相兼之驿八十六所。陆驿驿马，京城都亭驿七十五匹，诸道之驿视其繁闲分六等，依次为六十、四十五、三十、十八、十二、八匹；水驿驿船，繁者四只，次三只，再次二只。其驿夫（水驿称水夫）征取民户承役，凡三马给丁一人，一般给丁三人。初，州县江驿家中富强者充诸驿驿长，称为“捉驿”，上元、宝应年间（760～763），始以吏主之。驿马、车、船由官府提供，诸驿并给钱以市什物、食品。驿馆多建在州县城内，后有迁置城外者；馆舍有上厅、别厅（或西厅、东厅）以接待不同品级官员住宿，并设有茶、酒等库。诸州有专项税钱以给驿传经费，每年一小税，总额四十万贯；三年一大税，一百五十万贯。随近拨给驿田以种植饲料，大抵驿马一匹给地四十亩，传递马二十亩。给驿的范围，主要为奉差赍送公文使者、入觐莅任官员及各种特遣使臣。根据使命缓急，或给驿，或给传，前者日行六驿，后者四驿，赦书日行十驿。乘驿皆凭驿券传牒，在京由门下省发遣，在外由留守及诸军州发遣，滥发有罪。给驿马数依官品有差，给驿者自一品八匹递减至七品以下二匹，给传者自一品十匹至八、九品一匹，有特敕始可限外加马。其携带私物，乘马不过十斤，乘车不过三十斤，乘船所带衣粮什物限二百斤。止驿供给食宿，不得超过三日；五品以上官员私行，许投驿止宿，但不享受饮食。驿传的管理，中央由兵部驾部郎中负责，诸道各设馆驿巡官四人以及判官专知其事，诸州由兵曹司兵参军分掌，诸县令兼理。开元中，命御史出使就便校察驿传。后度支郎中第五琦曾充诸道馆驿使，又京兆尹曾兼本府馆驿使。大历十四年（779），定监察御史一人兼馆驿使，往来巡察。但后来又有以官充馆驿者。唐中后期，由于给驿频繁，乘驿官员多违制骑乘及索要饮食、馈献，加以经费不足，以致驿夫困苦、驿马死损缺额、馆舍破败现象越来越严重。
（陈得芝）
宋 宋代驿传制度大致沿袭唐代而又有较大发展。驿道四通八达，郊野都鄙之间，二十里有歇马亭，六十里有馆，水行州县有水驿，需持驿券。驿券由枢密院发给，称“走马头子”或“递马头子”。太平兴国三年（978）一度取消驿券，改用银牌；端拱二年（989）复旧。初，内外官员乘驿给马数缺乏统一规定。嘉祐四年（1059），三司使张方平始据旧例和有关宣敕令文纂集删改，编为驿券则例七十四条，赐名“嘉祐驿令”，颁行全国。
传递文书则有递铺，每十八里或二十里、二十五里置一铺。递铺有步递、马递、急脚递（又称急递铺）和金字牌急脚递之别，南宋复有斥堠铺和摆铺。各种递铺传送文书种类和日行途程不同。皇祐元年（1049）规定，马递昼夜行四百里，急脚递五百里。金字牌急脚递始设于宋神宗时，牌长尺余，木制，朱漆刻金字，曰“御前文字不得入铺”，“凡赦书及军机要务则用之”。日行五百里，不以昼夜，鸣铃走递，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前铺闻铃，预备人出铺就道交受。元祐六年（1091）规定：赦降入马递，日行五百里；事干外界或军机及非常盗贼文书入急脚递，日行四百里；如无急脚递，其要速并盗贼文书入马递，日行三百里；常程文书入步递，日行二百里。其中递送赦降的“马递”，即指金字牌急脚递。斥堠铺和摆铺也是急脚递的一种，前者始建于建炎三年（1129），“专一传递日逐探报斥堠文字”，每十里置一铺，每铺限三刻承传。后者亦高宗时所置，本为“通接沿边探报军期急切及平安文字赴行在”而设，因其要求经由州军并取便路互相联结置铺，故名摆铺。初以三十里、二十里置一铺，后改为九或十里一铺，日行三百五十里。除御前之朱漆金牌外，枢密院给发军期急速文字，另有雌黄青字牌，沿边州军并诸军统制司申奏军期急切文字，则有黑漆白粉牌，均创于乾道三年（1167），皆日行三百五十里，淳熙二年（1175），尚书省遣发急切不可待时文字，亦用雌黄青字牌。绍熙四年（1193），雌黄青字牌改为黑漆红字牌，期限减作日行三百里。
入递的文书又称递角。除“御前不入铺”文书径由入内内侍省发递外，其余文书的收发均需经过进奏院。进奏院元丰改制后隶门下后省，其任务迄为“掌受诏敕及诸司符牒、辨其州府军监以颁下之，并受天下章奏、案牍、状牒以奏御、分授诸司”。交付急脚马递铺的文书均需当官实封、不题事目，只排字号并题写遣发官司和期限日时，用印以蜡固护，装入筒内。筒有皮筒、竹筒和纸筒三种。登记递角入铺时刻和件数的簿历分大历和小历，大历是存于各铺的底簿，小历由铺兵随身携带，交接时由下铺批注回铺时刻。除官府文书外，雍熙二年（985）还规定允许私书附递，从而使私书附递成为有宋一代的定制和宋代驿传制度的显著特点。
递铺虽以传递官府文书为主，但接待使客，运送官物，乃至提供马匹车船等交通工具之事，亦所在多有。由于递铺组织的完善和普遍，驿馆相对衰落，其职能遂为递铺所取代，或与递铺交织不可分。
主管驿递的机构，元丰改制前，中央主要是枢密院，改制后则由尚书兵部之驾部掌其事，但枢密院之教阅房仍负有“催督驿递”之责。在地方，路一级由转运使一员提举，以“提举××路马递铺”系衔，另设巡辖使臣，每千里或两州一人，巡回检察；其下，州由通判点检，县由县尉、知县催促。驿递的服役者，北宋建国伊始，即于建隆二年（961）下令以厢兵代百姓为递夫。这是有宋一代的定制，亦为驿递制度的一大变革。递铺铺兵，要路每铺十或十二名，僻路四或五名，各差“小分”一人充曹司。急脚马递铺兵每二十人补节级一名，五百人置将校一名，“部辖及往来催赶递角官物”。
（梁太济）
辽金 辽有军国重事（如抽发兵马），遣使传旨，用银牌（镀金），长一尺，上刻契丹字，文为“宜速”及“敕走马牌”，由皇帝亲授与使者带在项上驰驿，并手劄给驿马若干匹，驿马缺则取他马代，最快一昼夜行七百里，其次五百里。银牌使者所至，如皇帝亲临，需索物品、更易（驿马），无敢违抗。使回纳还银牌，也由皇帝亲受，付牌印郎君收掌。又有长牌，亦银质镀金，由南内司收掌，遣使赴诸道取索物色及进奉宋朝物品用之；木牌，用于遣使往女真、鞑靼各部取要物色和抽发兵马，均带在腰间左边走马（驰驿）。据宋人使辽行记和《武经总要》记载，设有从白沟至中京、上京和四季捺钵的驿道，宋使入辽即行此道，还有从中京至东京的驿道。两驿间的距离，从五六十里至一百余里不等，其间设有中顿，供使客午餐。初，诸县人民承担驿递、马牛之役，至辽末，始使民出钱，由官府募役。
金太宗天会二年（1124），始自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至南京（今北京）每五十里置一驿，又令置驿于上京至春州、泰州。后诸路并置。给驿用牌符。乘驿者按官品规定其随从人数、给马数和饮食钱数，从一品以上随从八人、马十匹、食钱三贯十四文，下至八、九品随从一人、马二匹、钱四百六十文。泰和六年（1206）始置递铺转送文牒，十里一铺，每铺设铺头一人、铺兵三人，从所辖军射粮军内差充。凡元帅府、六部支移，凭勅递、省递牌子入递、日行三百里。
元 元代驿传又称“站赤”，为蒙古语■amu■i的音译。站，■am的音译（最初曾音译为“蘸”），即汉语“驿”的意思，元代汉文文献中有时兼用汉、蒙语，作“站驿”或“驿站”；站赤，意为司驿者，元代汉文文献中除用于称站官和站户外，还混用于称驿站。
成吉思汗时即仿效中原的驿传制度，在境内设立驿站。窝阔台即位后，又命各千户从所管百姓中签发站赤、兀剌赤（ulaha■i，马夫）承当站役，出备马、牛、车具等物，选地立站；增设了从蒙古本土通往察合台和拔都封地、从国都和林通到中原汉地的驿站；颁布了乘驿的规定等。元朝建立后，全国遍设驿站，据至顺二年（1331）成书的《经世大典》记载，总数达一千五百多处（不包括西北诸汗国的驿站在内），构成以大都为中心的稠密交通网。驿路东北通到奴儿干之地（今黑龙江口一带），北方通到吉利吉思部落（今叶尼塞河上游），西南通到乌思藏宣慰司辖境（今西藏地区），范围之广，为前代所未有。驿站分陆站和水站，陆站又有马站、牛站、车站、轿站、步站之分；辽东黑龙江下游地区则置狗站，用狗拉雪橇行于冰上，运载使者、货物往来。至元二十六年（1289），为了运送外国使臣进贡的奇异货物，特设从泉州到杭州的海站，二十八年罢。陆站两站之间的距离，从五六十里至百数十里不等；如相距路程较长，则于中间置邀站以供使者休息。每站当役站户和所备马、牛、舟、车数目，视其交通繁闲程度而多寡不同。繁忙的站，站户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