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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官方的统计，数字恐怕偏低。蒙古人打猎的目的，除了补充食物之外，最重要的是食补。他们相信吃动物的哪一部分，就可以补人体的哪一个部分。吃熊肉，或是保留熊掌做纪念品，可以获得熊的勇气、力量及运道。这里的赤脚医生甚至认为吃鹿鞭可以壮阳，我们正牌的“大夫”说破了嘴皮子劝他们也没用。肝肿大、牙疼、胃痛，就去吃土拨鼠的胆囊。慢性消化不良呢，就吃狼的内脏，道理很简单：狼吃腐肉为生，从没有看到它的肠胃出什么毛病。最让人想不通的是：治疗痔疮，竟然是将狼的直肠焙成粉洒在食物上吃，蒙古人大概从没有见过狼长痔疮吧。
可别以为只有乡下人才相信这种民俗疗法。葛瑞尔一直想维系他剽悍的男人本色于不坠，所以，他很希望在这趟肯特省之行中打到一头熊。他才不管猎熊季节已经结束，现在正是熊从冬眠中苏醒，要养育小宝宝的时候。葛瑞尔跟一般蒙古人没两样，相信熊的脾脏和肝脏可以治疗包括胃癌在内的疑难杂症。他们背上不儿罕山的来复枪不是带着好玩的，两天之后，葛瑞尔骑着牧民送我们的马，回到乌兰巴托，他跟巴雅尔打了两头熊回来治病。不管怎么说，现在都不该是猎熊的时候，这两头熊已经成年，可以养育更多的熊宝宝。
我们的蒙古朋友天性乐观和气，有时却又是一副新野蛮人（neo…barbarism）的模样，但是，这种不协调的感觉，跟他们在崭新科技下笃守传统的态度相比，又算不了什么。第二天，突然有人告诉我们，当天要举行一个赠马仪式，我们上次雇用的两个牧民向导，也想要捐两匹马给我们。当地的党政要员照例出席观礼。公社的党委书记穿了一套灰色的西装、轻便的西式皮鞋；副书记呢，却是一身传统而华丽的蒙古袍，配上绚烂的丝质绶带，传统长靴，看起来神情轻松自在。两个人都配戴了大型的珐琅徽章，迫不及待地告诉大家他们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的显赫地位，但是这种勋章好像别在西装的翻领上比较合适，挂在蒙古长袍上，怎么看都不大对劲。
参加的人多半是骑马来的，只有一个六口之家——爸爸、妈妈和四个孩子——是骑一部被漆成鲜黄色的重型捷克制摩托车，一路颠簸晃过来的。在草原上，乍见这般颜色的摩托车，任凭谁也觉得刺眼，但不得不承认，在这样开阔的空间里，摩托车是相当合理的选择。这家人站在摩托车旁边，洋洋得意，跟一般牧民站在自己的良驹边没两样。
更让人觉得时光错置的是：在赠马仪式结束后，葛瑞尔用传统的蓝色哈达，托着一枚色彩斑斓的勋章，四处展示；大家正称赞这枚勋章雕工细致时，葛瑞尔又顺手拿出一部拍立得相机，替大伙儿拍照留念，全场欢声雷动，兴奋到了极点，顿时，把庄严的勋章抛在脑后。拍了照片，大伙儿簇拥在葛瑞尔的身边，等待照片显影的神奇刹那，然后，拿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炫耀。
我很感激葛瑞尔叫我从海外买一大堆拍立得相机底片来。这部相机是他莫斯科的朋友替他买的。一般来说，我对这种异国旅游的常见花招很不耐烦——用拍立得相片讨好当地百姓，我，不屑一顾——但是，蒙古人拍蒙古人，却能捕捉到他们真情流露的一刻，被拍到的牧民真的很高兴，因为在他们的蒙古包里，会多一个很炫的纪念品。
第二部分热烈的庆祝大典
第二天，保罗、“大夫”和我，赶着搭吉普车回到乌兰巴托。这是因为有人告诉我们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他们说，这个周末有一个庆祝成吉思汗诞辰的庆典。在蒙古的首都举行这样的活动，还是“解放”以来的头一遭。更特别的是，主办单位是民间团体，叫做“成吉思汗学会”（The Genghis Khan Society），他们没有向政府申请，当然也不可能得到政府的批准。学会的创办人，是颇有名气的蒙古老牌记者——多助多尔扎，他现在是电视旅游与访问节目的主持人。他主持的节目通常很保守，没有什么争议，但是，在几个星期前，他邀请了一位退休的共产党阁员，犀利坦率地批评执政党，全国为之骚动。如今，学会又突破禁忌，要在乌兰巴托中央广场举办成吉思汗诞辰纪念活动，呼吁全国有兴趣的民众一起来参加。其实，根本没有人知道成吉思汗的生日是哪一天，就连他是哪一年生的，也是众说纷纭。有一种说法是成吉思汗生于猪年，推算起来，不是1155年就是1167年；但是，学者考据的结果，却认为最可能的是1162年。虽然学者的说法比较可信，但学会可不管这一套。他们在广场的一头搭了一个临时的木制舞台，装了有点过时的扩音系统，再在灯柱上悬起蒙古之父的旗帜。为了增添戏剧效果，他们还请来蒙古艺术家联盟的成员，穿着中古时代的蒙古武士服登场。至于多助多尔扎，则是长丝披风，外加毛边毡帽，这副行头是从刚刚拍竣的《成吉思汗》电影道具间里调出来的。
没人登广告，也没有看到什么正式宣布，但是，成吉思汗诞辰庆典要在乌兰巴托举行的消息，口耳相传，迅速传遍蒙古各地。纪念活动预计在5月27日星期天下午举行，刚好接在全国运动会后面。乌兰巴托的周末一向很无聊，两个活动接在一起，人潮可期。亲眼见到广场上挤了这么多人，我还是大吃一惊。黑压压的观众占据了一半的广场，粗略地算一算，四万人少不了。这种盛况只有执政党在碰到重大节日，全力动员，才会看到。参与群众展现出空前激昂的态度，一般的官式集会中，参与者比较压抑严肃，但是来到这里的人，个个兴高采烈，没有丝毫的政治顾忌，而有一种过节的欣喜与期待。他们是自愿来的，部分原因是好奇，此外，他们也想展现主动性。诞辰庆典由一篇颂赞成吉思汗的演说揭开序幕，观众静静地倾听，态度客气和缓。接下来是蒙古著名诗人朗诵诗篇，追忆蒙古伟大的开国英雄，大伙儿报以如雷的掌声。然后是蒙古的传统歌舞，现场的气氛渐渐活跃了。
那天下午，乌兰巴托经历了前所未见的狂热庆典。尽管破旧的扩音系统让精彩的演出失色不少，但是，观众浑然不觉。蒙古最著名的流行歌手上台之后，带动了全场第一波的高潮。他的披肩长发，身上那件看起来脏兮兮的晨袍随风飞舞，高跟的皮靴上面是白色绣花，胸前挂了一个盘子大小的勋章。勋章上面的图案当然是成吉思汗。观众爱死他了，虽然他只是跟着音乐对嘴，偏偏播放系统又有点短路，录音带的转速过慢，拉长的鼓声不忍卒听，但是观众惊喜莫名，完全不在意这点小小的缺憾，只要能够有那种自由的感受就好。接近傍晚，群众的热情依旧不减，主办这次活动的记者看到他们的反应，不禁热泪盈眶。
第二部分那达幕大会（1）
也许是成吉思汗诞辰庆典办得极为成功，大获好评，面对预计在六个星期后登场的蒙古国庆日——那达慕（Naadam），主办单位不敢掉以轻心。他们修改了原先的设计，像是大规模的儿童体操、阅兵、冗长八股的党政要员讲话等传统开场活动，全都束之高阁，红旗被收得一干二净，几乎找不到。在共产党当家的时候，举行那达慕的场地——国家体育场的正中央，就是一面飘荡的红色大旗。在巴雅尔的打点下，我以蒙古电视电影厂的贵宾身份出席这次活动。我发现原先该放红旗的地方，竖起一面由九只白牦牛尾巴图案组成的大纛，这是成吉思汗的军旗。只有“金顶王帐”的成员才有资格竖起九尾大纛，看到了这个标志，就知道是成吉思汗亲临，或是他的后裔在此。在这样隆重的庆典里，军队还是不可或缺的要角，但是，这次他们不是身着卡其制服踢正步，而是换上成吉思汗时代的军装，骑马出场。他们的坐骑踩在破旧的操场跑道上，颠簸得有些不自然，几个身穿古装的士兵，看得出来浑身别扭，但满场如雷的掌声，却表达了观众由衷的赞许。说实话，在这喧嚣欢乐的当口，根本不必动用扩音系统，播放我们在不儿罕山顶听到的欢呼声：“万岁！万岁！”然而旧官僚的传统，就是很难连根拔除。
蒙古人民革命党是按照蒙古渊远流长的传统举办这个聚会。盛夏时节，蒙古人经常骑马长途跋涉个几百英里，到预定地点聚会赶集，跟许久不见的朋友聊聊天，使出浑身解数，参加“男儿竞技”：射箭、摔跤、骑马。蒙古幅员辽阔，人烟稀少，一年一度的那达慕是蒙古族的大事。另一个重要的集会是“库毕尔台”，一种从部落聚会演进过来的族长会议。卡庇尼之流的中古旅者都亲眼目睹过这种盛会。各族族长在“库毕尔台”中，排难解纷、议定法律、选举大汗。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纵横欧亚，不可一世的时候，“库毕尔台”称得上是世界领袖会议。有一次“库毕尔台”甚至还让西欧免于一劫。1241年12月，势如破竹的蒙古铁骑正打算攻占欧洲，斥候已经到了维也纳外围防线，就在这个时候，五千六百英里外的蒙古举行“库毕尔台”，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大汗崩逝，亟需推举新大汗，继续高举金顶王帐的九尾大纛。在前方征战的蒙古将领，只好放弃进攻西欧的计划，撤兵东返，争夺王位，政治阴谋和内讧随后上演，使得蒙古一时无暇西顾。
现代的那达慕，还有一点部落聚会的余韵，依旧壮观。这种那达慕大会在全国各地都会举行，但是乌兰巴托郊区的中央那达慕，却夺尽了各地那达慕的光彩。许多人不惜骑几个星期的马来参加。也有人搭着破旧的卡车，一路晃到乌兰巴托。更有少数人干脆让骆驼拖辆小车，装上全部的家当、食物，在首都近郊玩上一个礼拜。旅客从各地涌至，于是蒙古包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每一天，都能见到新的蒙古包。每个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