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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预制板即将被抬上楼顶的刹那间，钱高粱的脚一下子踩了个空，他像一棵被飓风拦腰折断的庄稼似的，从“之”字形的跳板上飘飘忽忽地摔下来了……
钱高粱在医院里躺了整整两天两夜才醒过来，他从昏迷中睁开眼睛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他还活着；第二个念头是他的腿断了。他看见自己的腿上着夹板，打满了厚厚的绷带，有的地方还渗出斑斑点点的血迹。他试着动了动，可两条腿仿佛长在别人身上，丝毫不听他的使唤，一阵剧烈的疼痛从大腿根部一直延伸到全身，他忍不住咧开嘴哎哟地叫唤起来。他的儿子小乐正坐在病床边看报纸，听见叫唤声，赶紧扔下报纸，凑到床头叫了声“爹”。钱高粱歪着嘴脸看了儿子一眼，有些吃惊地问：“你……你怎么来啦？”
小乐说：“你都摔成这样了，我能不来么？”
钱高粱听了，目光不由在小乐脸上停顿了一下，他似乎第一次从这个不争气的儿子身上感受到了某种安慰。再没有出息的儿子，也是儿子啊！他嘴巴动了动，本来想问“你娘呢？”，但临到嘴边又把话咽了回去。
其实，当工地上将钱高粱摔伤的消息带回村里去时，小乐娘本来要跟小乐一起进城来的，但七岁的小孙子东东刚上小学一年级，每天她都得给孙子做饭，实在脱不开身，只好让小乐先来照料他爹了。小乐临出门之前，娘不停地用衣袖揩着发红的眼圈，反复叮咛他照顾好爹，只要能走动了，就把他接回家来。“城里医院条件再好，也比不上家里方便哩。”但小乐对娘的话心不在焉，一副自有主张的神气，二话没说，就直奔城里来了。
现在，腿上打满绷带，躺在病床上的钱高粱的神志显然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他对小乐说的第二句话是：“你五一叔呢？我还要和他们一起去唱跳丧鼓呢。”他说着，又动了动身子，要起床，可打满绷带的腿仍然不听使唤，像根木头似的。“这可怎么办？”他嘴里含糊不清地嘟哝道，“龙师呀，这可哪么办啊……”
“都伤成这个样子了，还唱跳丧鼓呢！”小乐白了他爹一眼说，“你还是想想怎么治好腿的事吧。”
小乐这句话，倒提醒了钱高粱。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腿伤得不轻，他知道城里的医院是个无底洞，再多的钞票也能吞进去，要治好他这腿得花多少钱啊，而如果万一治不好，成了个瘫子，这以后的日子么办呢？这样一想，钱高粱的心就像被一根绳子拴住了似的，忐忑不安起来。他惶惶地环顾着摆满床位的病房，忽然想起什么似地问：“张大奎呢，他……他来过么？”
小乐说：“他除了让人到医院预交了两千块钱的医疗费，我连他的影子都还没见到过呢。”
“交医疗费就行了么，人家是老板，忙哩，哪还能耽误他的工夫……”钱高粱说，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
小乐撇撇嘴说：“爹，你可真是比叫花子还容易打发……”
钱高粱愣了一下，他被小乐的这句话弄得有点儿摸不着头脑，刚刚踏实了许多的心，又被那根无形的绳子吊了起来，向空中抛出去，然后，又像那天从楼顶上摔下来时一样，倏地往某个看不见的深渊坠落下去。他本能地伸出手想抓住什么，但他发现自己的手像腿一样软绵无力。
“你两天两夜没吃东西了，我去给你买点儿吃的来吧。”小乐对钱高粱说，接着，没等钱高粱应声，就拿着个搪瓷缸子，走出了病房。
小乐出去了好一会儿，钱高粱还有些心神不宁。这当儿，一个女护士拎着吊瓶走进病房，挂到钱高粱床边的输液杆儿上，对他做了个手势，女护士戴着口罩，大半张脸被遮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在外面，钱高粱愣怔着，没明白她的意思，女护士瞪了钱高粱一眼，不耐烦地拉过他的胳膊，拿一根橡皮管子紧紧勒住，然后用夹子拈着酒精棉球在上面擦了擦。钱高粱这才知道是要给他打针，再瞅瞅自己的那条胳膊，发现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针眼。
当女护士往另外一张病床走去时，钱高粱忽然问道：“护士，我这腿……还能治好么？”
“这我可说不准，”女护士表情漠然地斜睨了他一眼 ，“观察几天再说吧。”
钱高粱回味着女护士的话，愣怔了好半晌。张大奎就是在这时候走进病房来的。张大奎西装革履，板刷头，脸孔黑的像木炭，又粗又硬，像一块烧过火了的砖头，看上去仿佛香港电影里的黑社会老大。他身后还跟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那是他的表弟周国庆，平时张大奎很少到工地上来，都是他帮着张罗和管理工地上的事情。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进了病房，周国庆像个保镖似的跟在张大奎身后，手里还拎着一网兜水果。
“老钱，好点儿了吧？”张大奎走到钱高粱的病床前，略略弯下腰，像个首长那样伸出一只手来，亲切地问候道。钱高粱迟疑了一下，才握住了张大奎那只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硕大的金戒指，几乎伸到自己眼皮底下的手，张大奎那亲切的神情和口吻，使他有几分感动。但他的嘴巴蠕动了几下，却没发出声音来。
张大奎比钱高粱小十几岁，还不到四十岁呢，是邻村人，没读过两年书，从小学瓦匠，在周围几个村颇有些名气，许多人家的砖瓦房差不多都是他砌的墙。钱高粱做房子时本来也打算请他的，但那时张大奎已经进城当包工头了。张大奎的父母过世时，唱跳丧鼓，都是请的钱高粱。大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钱高粱进城抬预制板后，张大奎一直对他比较客气，连平时动辄对人发脾气的周国庆，也很少为难他。现在，见张大奎亲自带着周国庆到医院来探望自己，钱高粱有些受宠若惊，他欠了欠身子，嗫嚅道：“大奎，你这么忙还来看我，真是的……”
“你腿还没好，别乱动。”张大奎拦住他，半个屁股坐在病床边沿上，显得很诚恳地说，“我早就应该来看你的，可实在太忙了。”
“大奎哥刚从武汉回来，家门都没进，就到医院来了。”周国庆也在旁边作证似的说。
“工地上出了事故，我有责任么。好在……”周国庆顿了一下说，“我问过医生了，你的腿伤得不太严重，过几天就能下地走路了。”
“真的？”钱高粱望望张大奎，又瞅瞅周国庆，似乎不相信。
“我还能骗你么？”张大奎说着，对周国庆努呶了呶嘴巴，周国庆便像事先准备好了似的从口袋里摸出一叠钞票，钱高粱还没反应过来，张大奎就把钞票塞到了他手里，“老钱，这是500块钱，你先拿着，让小乐给你买点营养品，好好养身体，等出院后，我再让国庆给你送1000块钱来，你就安心养伤吧……”
张大奎说完，就和周国庆离开了。他们走出病房好长一段时间，钱高粱还在拿着那叠崭新的钞票发愣。大奎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哪！他心里这么叨念着，连小乐捧着一碗馄饨回到病房也没察觉。
“这是张大奎给你的钱吗？”小乐眼光直直地盯着钱高粱手中的钞票问。
“是啊，他们来看我啦，还提了水果呢！”钱高粱的语气里有一种对儿子炫耀的意味，似乎以此表明自己的分量。“大奎说，等我出院时再给我一笔钱……”
“他说给……多少？”
“一千。”钱高粱说，“我知道大奎不会亏待我的，他爹过世时，还是我去唱的跳丧鼓哩。”
“一千？太少了！”小乐没等钱高粱说完，就叫起来，他把搪瓷缸子放在病床边的柜子上，对他爹挥了一下手说，“现在一千块钱能干啥？要是你的腿瘫了，什么活儿也干不成了呢？谁来养活你？我娘吗？还是我？我连东东都养活不了，怎么养活得了你！”
小乐的嗓音很大，把另外几张病床上的病人都惊动了，纷纷转过脸来朝这边张望。钱高粱觉得自己的这个当爹的脸面上有些挂不住。他说：“谁让你们养活我啦？大奎说了，我的腿没事的……”
“算了吧，他这是骗你。”小乐冷笑道，“这些有钱人，我看透了。他是怕你缠着他不放呢！我早就问过医生了，粉碎性骨折，不瘫也变成一个跛子，这不成了残疾嘛！跟他打工落下了个残疾，一千块就想打发掉？”小乐说到这儿，再次从鼻孔里冷笑了一声，“他当我们这么好糊弄吗？”
长这么大，小乐是第一次敢在钱高粱面前这样大胆和放肆地说话。钱高粱的脑子一时拐不过弯来。他只好顺口问了一句：“那你说……哪么办？”
“让他赔偿，他那么多钱啊，随便赔偿一点儿，还不是九牛一毛？”小乐早就想好了似的说，“不赔就告他。到法院起诉他！”
“起诉”。这个听起来有些陌生的词儿一跳进钱高粱的耳朵，他就本能地联想到另一个词：打官司。他差点儿吓了一跳。“这不行。”他把头摇得像拨郎鼓，“大奎平时对我不赖，我怎么好去跟他打官司？”小乐理直气壮地说：“打官司怎么啦？这是你的合法权益！你没看过《秋菊打官司》么？人家一个女人都敢，你怕么事？”
钱高粱用吃惊的眼神望着小乐，不说话了。他突然觉得儿子有些陌生，好像小乐变了一个人，不再是以前那个不务正业，什么能耐都没有的窝囊废了。他纳闷的是，儿子连木匠都没学会，从哪儿学来这么些新名词的呢？更使他没法理解的是，小乐说起自己没本事养活东东时，一点也不脸红，反而那么振振有词，使钱高粱想到从前熟悉的一句话“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来。钱高粱惶惑不已。“不，我不想告大奎。”他咕哝道，“我拉不下脸来……”
“你不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