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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情也是不存在美好明天的，“不会有时间，不会有幸福，不会有乐趣，不会有儿女，不会有屋子，不会有浴室，不会有干净的睡衣，不会有日报，不会双双醒来，不会醒来看到她在身边而你不是孑然一身。不，不会有那等事”。②正是因为悲观情绪的存在，他在事情进展不顺利时会想到游乐场里徒劳轮回的旋转木马，在等着与玛丽亚相会时会说“快来吧，玛丽亚，因为时间不多啦”。②在临行动的前夕还在想，“这就是你所不愿正视的。你不得不干下去，制订了一个自己知道没法完成的计划。你制订了个计划，而现在你明白这是没有用的。你能用现有的力量攻占两个哨所的哪一个都行，绝对不成问题。可是你没法同时攻占两个。我的意思是说，你是没有把握的。别骗自己啦。黎明快来临了，别骗自己啦”。②应该说，乔丹最终也没有为炸桥任务的胜利完成做好充分必要的准备，他是怀着失败的信念去执行炸桥行动的，即他对炸桥的结果是抱着肯定的悲观态度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巴勃罗的意外带人参加战斗，乔丹是不可能完成炸桥任务的。因此，在受伤后独自留下阻击敌人时，他有一种解脱的喜悦，“得啦，事情终于到了尽头，没有什么问题了。现在不管以往的一切如何，不管未来的一切会怎么样，对他来说，再也不存在什么问题了”。②
总之，《战地钟声》具有浓厚的悲观宿命色彩，悲观情绪伴随着乔丹行动的始终，悲观是乔丹的重要特征；这使得反法西斯英雄乔丹具有了不同于一般政治英雄的悲观性特征。乔丹身上散发出的浓厚的悲观色彩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来源。一是主人公乔丹本人，二是他人的影响，三是叙述者的悲观叙述。就乔丹本人而言，过去一年多的战场失利和眼前的艰巨任务所构成的残酷现实，是乔丹悲观情绪产生的根源。共和国军队司令弋尔兹向乔丹布置完任务后马上补充说，“那也正是我们无法做到的”，然后针对乔丹的疑惑不解他又发出了一连串气愤的反问：“有什么能保证我的命令不被变动？有什么能保证这次行动不被取消？有什么能保证这次进攻不被推迟？有什么能保证实际发动进攻的时间和预定时间相差不超过六小时？有过一次按计划进行的进攻吗？” ②同样，当法西斯的飞机成群掠过时，乔丹马上想到可能是敌人知道了进攻计划，并在心中反问自己，“为什么不会呢？以前每次进攻，他们不是事先知道的吗”？②分析现实形势后他派安德烈斯给弋尔兹将军送去建议取消进攻的信函，与此同时他想“我相信会发动的”。②弋尔兹拿到乔丹迟到的信后，说“我们完了。对。跟以往一样。对。太遗憾了”。②乔丹和弋尔兹这些看似荒诞的言行，就是过去战事的一再失利留下的伤痕。这同时证明乔丹的悲观不是没有根据的，它来自对一年多战场现实和目前艰巨任务的深刻内心体验和理性分析，它来源于现实，不仅仅属于乔丹一个人。在西班牙内战中共和国一方高级指挥层的官僚作风和权利争斗，权利既集中又分散并相互牵制的现实，使得身在其中的乔丹自然也会感受到形势的严峻，这种情况下，作为任务的执行者，乔丹只能抱着一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思想去勇敢地“尽力而为”。正因为如此，乔丹面对反攻显然的失败结局和自己的死亡之时以“尽力而为”来宽慰自己。
乔丹的悲观还来自他人的影响，既有共和国最高司令戈尔兹将军对局势的无可奈何的不自信，又有自私狡猾的巴勃罗对现实的客观分析，尤其是吉普赛妇女比拉尔带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宿命观。她因为能闻到死亡气息而闻名，但在看过乔丹的手相后，一反常态地缄默不语，而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对乔丹和玛丽亚多次发出“时间不多了”的催促，神秘的谜底后来通过玛丽亚的口说出，那就是比拉尔从乔丹手上看到了“死相”，所有这些人的言行和思想都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乔丹，影响着他，对他的悲观思想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再有就是叙述者的悲观叙述。《战地钟声》的叙述基调是悲哀的，“发愁”、“倒霉”、“死”、“忧虑”、“不详”、“自杀”“恐惧”、“糟糕”、“阴郁”、“伤心”、“失败”等字眼布满了整个小说。如开篇第一章，当乔丹忘了安塞尔莫的名字，叙述者叙述道，“他竟把名字忘了，这对他来说是个不祥之兆”。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样叙述者的明显带有悲观色彩的叙述和人物的悲观色彩相结合，则悲观色彩就愈显浓烈了。因此，悲观性也就成了乔丹区别于传统英雄形象的标志性特征之一。
三、健全的人性
乔丹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其突出表现之二就在于他不是一个政治化的英雄，而是一个人性化的英雄。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人物是指那种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他人或大众的利益而英勇斗争的人，而乔丹的实际表现与这一概念所包含的乐观主义、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等信念存在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他与人们赋予他的政治身份——反法西斯战士所要求的思想境界相去甚远。
首先，他没有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任务的完成方面。在不到三天三夜的时间里，他及时去享受玛丽亚的爱情，与玛丽亚四次做爱，真可谓夜夜行乐，及时欢娱。行动前夜在还没有为炸桥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他却因为不能与玛丽亚再次结合而失望，“这最后一夜运气真不好”。②即使在巴勃罗偷走了爆炸装置的紧急情况下，他也只是回到睡袋去一面怨天尤人一面与玛丽亚享受最后的欢娱。为了一己之爱情和少数人眼前短暂的幸福，他在任务面前犹豫过，甚至对自身的任务产生过反感情绪。这就是说，他并没有为了民主自由和共和国而全然忘掉或不顾自己的情感需求。
其次，作为一名共和国的战士，他在某些问题上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政治倾向性，有时甚至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去杀害法西斯分子。“你以为自己有权杀人吗？没有。……难道你不知道杀人是伤天害理的？知道。”②当他听了玛丽亚一家人的不幸遭遇后，对法西斯杀害无辜百姓、糟蹋柔弱少女的行径怒不可遏，同样，当他听说巴勃罗率部野蛮残忍地用连枷活活打死法西斯俘虏时，同样表示出不能接受。还有，当巴勃罗在炸桥后自私地杀害同伙时，乔丹心想，“这杂种多卑鄙、狠毒啊”。②
重视个人的情感与享乐，既反对法西斯的兽行，也反对人们野蛮伤害法西斯俘虏，还有前文论及的悲观思想，乔丹身上的这些特征，与我们传统观念中的英雄概念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然而这些特征却是他健全人性的自然流露。由此可见，乔丹已不是历史发展的某种意识形态概念中的政治英雄，而是人性化英雄。乔丹是站在人道主义理想的立场上思考和行动的，而不是拘泥于其政治身份。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正是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性所要求的。显然，作者在塑造这一人物时，首先遵循的是人性原则，而不是政治性原则，作者企图展示的是乔丹健全的人性，而不只是他的政治倾向性。从卡可夫说乔丹“政治觉悟不高”②和乔丹自己说“目前没有什么政见”②也可以洞察这一点。
因此，除反法西斯的政治理想而外，乔丹更应该是一个中性的人物——人性英雄。当然，这里的“英雄”更接近“才能勇武过人的人”这一定义，而不是“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而英勇斗争的人”。这种英雄往往与好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说乔丹是一个具有浓厚悲观色彩的反法西斯的好汉——“硬汉子”。海明威认为，富于人性的形象更加为人们所理解和喜爱。⑤因此，乔丹健全的人性，不仅没有损害他崇高的英雄形象，反而使他更具历史真实性，更具人性魅力，也更加能够为各式各样的读者大众所接受和认同。
四、超越的悲剧性
乔丹具有悲观宿命色彩，这是惨痛的现实赋于他的特征，但与他的悲观失望情绪相伴随的是他的抗争意识。面对死亡与苦难，选择拼死抗争而不是选择退缩，面对抗争之后的毁灭，无怨无悔，这正是海明威一系列硬汉子主人公的特征之一，也是悲剧精神的表现特征之一。因此，罗伯特·乔丹既是具有悲观情绪的反法西斯的人性英雄，又是一个具有悲剧性抗争精神的硬汉子。
“美学悲剧性是指主体为了实现对自身现实的超越，或为了抗争外力的摧残而陷入尖锐的冲突之中，他们往往处于无从选择的‘两难’或‘动机与效果完全悖反’的灾难里，但是面对灾难他们敢于殊死抗争，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去超越苦难和死亡，从而显示出超常的生命力，把主题自身的精神风貌和超人的意志力提升到崭新的高度，显示出人生的全部价值”。④“悲剧美就是主体遭遇到苦难、毁灭时所表现出来的求生欲望、旺盛的生命力的最后迸发以及自我保护能力的最大发挥，也就是说所显示出的超常的抗争意识和坚毅的行动意志”。“生命的本质特征之一，尤其是人的生命、人性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这种自我保护、自我发展的特征，而这种特征就是生存的抗争性，就是人的生命抗争意识和生存欲望。这种抗争冲动凝聚为意识、观念，就叫做悲剧性抗争精神——悲剧精神。” ④
根据以上悲剧美学理论，我们认为乔丹具备了悲剧主体的特征，也就是具有了美学悲剧性，这主要表现为他的悲剧性抗争精神。他接受了一项在别人看来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这项任务又是他的民主理想和自由信仰要求他必须接受的，是他的义务和责任的要求。从上文我们谈及的“现实”来看，执行这项任务将必然面临巨大的困难，甚至就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