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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丹同样具有强烈的生存欲望，他在作品中表现出自我保存和自我发展的特征，显示出超常的生命力。每当他头脑中因惨痛的经历而冒出悲观情绪时，每当他人的悲观宿命思想可能对他产生不利影响时，他总会理智地警告自己，用抗争意识去对抗虚无与悲观。既使在走向毁灭的过程中，他仍然渴望着幸福生活，想象着将来与玛丽亚的美满婚姻生活。直到临死之前，面对步步逼近的死亡，他并不害怕，因为这是“每个人的必由之路”，仍然想着“世界是个美好的地方，值得为之战斗，我多么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啊”。②他一再否定了自杀的想法，因为他还有些事可以干。即使灾难来临之时，他仍然在精神上充分享受着“现在”。这种冷静而乐观的生活态度中不是激荡着悲剧的抗争激情，闪烁着崇高性的悲剧精神的光彩吗？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乔丹因面对死亡、苦难显示出的抗争本性而具有悲剧性，因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求生欲望、旺盛的生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等超常的抗争意识和坚毅的行动意志而呈现出一种悲剧美。总之，乔丹是一名具有悲剧性抗争精神的硬汉子。
五、小结
乔丹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因为参加了一场正义战争，并且有“为他人”、“为群体”的特征，加上他表现出勇气、毅力等方面的超常性，使得他具备了某些历史发展的某种意识形态概念中的英雄性特征，但是，这一特征又因为一定程度的悲观色彩和鲜明的人性色彩而遭到削弱。他在行动中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力量，具有不屈精神和精神不败的“重压之下的优雅风度”，从而具有了海明威笔下“硬汉子”形象的部分特征，但他“为群体”的目的和崇高的责任、义务动机，又使他有别于其他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硬汉子”。他在苦难和死亡面前表现出抗争意识和生存欲望，具有一定程度的悲剧精神，但是，这种审美特征又因为“为他”的目的和悲观宿命思想等非悲剧性特征而遭到削弱。总之，乔丹既不是纯粹的政治英雄，也不是地道的个人主义“硬汉子”，同样也不是典型的悲剧审美主体。他融英雄性、悲观性、人性、悲剧性为一体，显示出了人性的全部丰富性，因此，他只能是具有浓厚悲观色彩和悲剧性抗争精神的人性化的反法西斯硬汉子。
蜚声世界文坛的海明威向来视真实是文学的生命。因此，他说，“作品应该比任何实际事物更加真实”。③在1925年3月给父亲的信中，海明威写道：“我写的故事是要尽力传达出实际生活的感受……只有两面都写出来——三面甚至四面都写出来，你才能写到我要写的那个样子。”③《战地钟声》是海明威对西班牙内战乃至整个西班牙的实际生活感受，主人公罗伯特·乔丹正是这种全部真实感受外化出来的形象，因而呈现出人性的全部复杂性特征。舍勒说过，“人的本质正在于不可定义。人只是一种‘介乎其间’，‘一种过渡’”⑥乔丹形象的生命力或许正来自于其不可定义的真实的复杂性。
参考文献：
①林恩：《海明威》，任晓晋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②海明威：《战地钟声》，程中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③董衡巽编：《海明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④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⑤海明威：《老人与海》，董衡巽译，漓江出版社，1987
⑥转引自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三联书店，2001
（作者为湖北襄樊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海明威的艺术世界”（2005y289）之项目论文。）
责任编辑 易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