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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讲“美”的最完美的表现是通过悲剧创造的，悲剧的本质是美被破坏以后所激起人的强烈情感。《祭姪文稿》就像一部古希腊的悲剧，它表现了悲剧的情感，美好的生活被战争所破坏，宝贵的生命失去，亲人离散。呜乎哀哉！情感溢于言表，显现在他的书法中间。有人请教李渔戏剧，李渔最重要的著作是《闲情偶寄》○11，他也写了很多剧本，也是一位诗人，他说我的戏剧“唯情而已”，除了情感，什么都没有了。这句话放在颜真卿这里是非常完美的体现。
颜真卿《祭姪文稿》是对个人生死、家国命运的哀伤，生活剧烈起伏激起人的情感，这个事件完美体现在作品中。他在修改文稿斟酌字句时划了这么多圈，表现他情感的迭荡冲突，体现他当时的感情达到极致以后理性被感性所冲破的那种不知所云的愤激状态。这件作品肯定不是故意为形式上有特点而打圈的，这是一种残缺的完美。艺术家行为达到极致，所以他的作品才达到情感的极致。不管你是同情、愤懑，对世界激烈的看法，你都要通过作品表现出来。颜真卿的感情达到极致，他把人和社会国家观念，人和亲人的生死完美统一到一块儿，这个很难得。造就中国书法史上杰出作品，远远超过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厅教堂的作品。这是世界美术的一个部分，人类文化艺术的精华之作。所有的艺术规则都为完美体现作家感情服务的。这种感情不是矫情，不是虚伪的，是生活的自然之情的艺术体现。什么是生活？生活是你无法摆脱的，纠缠在中间，你想离开也离开不了的。就像别人整我，我能躲吗？躲不掉。你就在这纠缠中间被熬炼吧！在老君炉中被焚烧吧！这种体验，颜杲卿父子在安禄山叛军杀来时，他能逃吗？这个时候，选择是最重要的。他去战斗把生命献给国家，这个激起了颜真卿的家国之情。“落红不是无情物”，这个“落红”就是艺术，艺术唯情而已，这是李笠翁的经典名句。艺术作品的终极价值就是情感的审美价值。这种社会价值的选择和个人情感选择完美统一在一块儿，创造了《祭姪文稿》，在人类艺术史上这是难得之作。我们要很好地翻译介绍出来，让全世界人知道这样的作品，这才是人类艺术历史上的精华之作。
为什么在全球化中间要提倡民族化，我们要编撰《中国书法全集》？就是要让世界知道中国文化宝库中，什么是好的东西。世界不管东方、西方，人类的情感具有普世价值。昨晚我看风凰卫视席慕容○12的一个讲座，他是蒙古族作家。他说：“蒙古人也有一个对汉文化接受的过程，我终于承认汉文化是很优秀的文化。文化是不要设防的，所有文化都可以被接受。”最新一期的《艺术跟踪》杂志，徐聚一先生给我写了几句话，说我“传统的经典的各种花样好像都能接受，但自己有自己的底线和选择”，这就是思想文化不设防。我确实受到了很多西方文化影响，所有经典的戏剧、小说名作我都读过，我吸收他们的思想，从莎士比亚、雨果到契诃夫。因为情感价值取向的一致性，情感的选择就有其普遍价值，情感不包括思想。颜真卿的情感就具有超越性，你不能说他就是为了唐中宗的江山，光是哀悼他的哥哥和姪儿。这种情感具有一种穿透力。所以，我们阅读古代经典作品要从各个层面去不断解读它。
文化共识的审美判定“文化共识的审美判定”是杨飞云○13先生提出的。他的这个观点一下提醒我要讲这个问题——作品风格的借鉴一定要有文化的判断，没有文化判断它的吸收是不全面的，或者是值得商榷的。杨先生谈这个问题，是针对当代油画现状的，他认为当代油画是对西方简单的模仿，这种模仿很难有文化的审美判断。昨天，我看到一本刊物上登载着一张周春芽的画，很新，有些后期印象派的味道，画名叫“野合图”。我突然想起了莫奈他们的画，在法国郊外几个裸体男女在那儿休假，那个时代正是法国启蒙思想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文化环境。而周春芽先生画的这个，我就不知道他是表达什么样一个文化环境。我就觉得这是对莫奈那件作品的一个借鉴，然而缺乏自身的文化判断。
文化共识的审美判断是风格取向中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今天的书法作品，不能引起文化共识的判断，那么这种作品它的人文价值的选择就成了问题。苏东坡《黄州寒食诗帖》，“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这是一种文化判断。宋神宗不理解他，把他关起来，然后发配黄州；他老家在眉山，贬到黄州后，乡隔万里。这样的作品，反映了他的文化判断，也体现了北宋的政治文化环境和苏东坡的思想与情怀。刚才谈颜真卿《祭姪文稿》是情感，这里是一种文化思想观念了。这中间有他的心中块垒：“坟墓在万里”我既不能尽孝，“君门深九重”也不能尽忠。这首诗印到苏东坡的诗集上，和现在看到他亲笔书写的《黄州寒食帖》是两回事。《黄州寒食帖》书法作品是艺术，书法的艺术感染力使文学的理性力量成倍释放成感性力量。所以，这样的作品我们要仔细读。
为什么“破灶”这几个字非常大，而另几个字又变小了？在这个跌荡起伏空间书写中，你一定要模拟一下它在创作心理学中的原生态。现在，我们创作写手卷为什么这个地方要重要大？这个大小错落、虚实起伏绝对是古代经典作品留给我们的情感爆发的辨识度，就像《祭姪文稿》中涂画的黑圈一样，值得琢磨。我们在借鉴、运用时，不能照猫画虎，不能仅仅是形式上模仿，一定要从内在中间去理解他所包含的文化维度、文化的含量。没有文化含量，书法也不能写成这样，为什么先大然后再小？所以艺术的穿透力超过了文学的力量，他把文学的因素发挥到极致，他所描述的东西“破灶”，“湿苇”，“乌衔纸”，在诗歌中这是意象，渲染这个气氛，让人体会到苏东坡在生和死的边缘中间挣扎，进退皆失据的处境。
我写的小说《望美人兮天一方》（《刘正成历史小说集》青岛出版社1998年版），正好是“复活”苏东坡元丰五年在黄州写作《赤壁怀古词》和《赤壁赋》短短几个月之间的心理历程，也是他出世和入世思想剧烈斗争的写照。《赤壁怀古》我认为他本着儒家精神，对千古英雄业绩的赞叹，流露了一种入世的思想情怀。而《赤壁赋》是一种渺视曹孟德一样建功立业的世俗追求，而期盼“侣鱼虾而友麋鹿”的超然出世境界。这两篇中国文学史上经典之作，就在几个月中间完成的。他出世与入世思想在心中纠缠，和我们看到差不多同时期完成的《黄州寒食诗帖》中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这样的慨叹，是完全一致的理性的艺术之光。
3。 偏执之美与中和之美：书法作品形式选择的美学价值
形式选择了美学价值倾向：偏执之美和中和之美。书法称“圣”者有二：一曰“书圣”，王羲之是也；二曰“草圣”，张伯英是也。我以为，这正代表了书法艺术的两种风格倾向和理想。前者可谓“中和之美”，后者可谓“偏执之美”。两种美学价值取向尖锐对立，长期共存，确也增强了书法风格倾向的辩识度。
偏执之美有三个经典：怀素的狂、米芾的颠、王铎的魔 先谈怀素的狂。《怀素自叙帖》称“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怀素喜欢喝酒作书，喝酒以后人能狂。但并不是艺术家都能在艺术上“狂”，书法家怀素做到了“狂”。这个狂是怎么比较的呢？怀素以前，也即同时代张旭以前的书法作品，一般说来都是以小草或大草，狂草就是张旭、怀素在盛、中唐时代创造的。当然，东汉末年有草圣张芝的草书，但《淳化阁帖》上的张芝尚有争议。东汉末年一般的书法家很少用纸，还是用简、牍书写。而简牍里的草书主要以章草为主。三国曹操墓出土的刑徒砖里有草书，敦煌的汉简里有草书，但简牍的书写面积有限，都难以找到《淳化阁帖…冠军帖》那样的狂草。唐代时候的狂草模式在简牍里是没有发现的。所以，对张芝草书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但怀素留下了墨迹，张旭也有《古诗四帖》（虽存在疑问），但怀素的《自叙帖》是非常可靠的唐人狂草经典。这件作品，虽然作者真伪尚有争议，但这件作品的“狂”是书法艺术从东晋以来前所未有的一种规范突破。这种美，我们认为它“狂”，是对规范的一种偏执，向某一个方向的视觉夸张与变形。这在风格与形式特征里面，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这个“狂”字的获得，是书法家精神处于高度亢奋和佯狂状态下的产物。张旭是酒后用头发濡墨作书，《新唐书》把张旭的事迹附于《李白传》后：“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世呼‘张颠’。”怀素也是喝醉之后：“粉壁长廊数十间，闲来小豁胸中气。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经横千万字！”（《怀素自叙帖》）他们都是在喝醉的颠狂状态下，对形式的夸张走入了一个极端。我写过一篇小说就叫《怀素自叙》，其中谈到了他创作这件书法作品的前期生活行为的准备，我认为他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他的自信是从李白、颜真卿、钱起这样的社会名流认可中获得的。《怀素自叙帖》里写了很多别人称赞怀素的诗歌，这些诗歌被怀素引用来对自己书法的自许，就像我们今天出作品集，请了很多评论家来写文章，然后一齐登在上面是一样的。由于他有充分的自信，故而他对形式作了最大限度的非理性的控制。我们看他的作品，他的“妙”就妙在狂放的情绪宣泄中间出其不意的一些表达。他的每一个书法动作，绝对是随着他的感情而起伏，这种表达是带着非理性倾向的表达。可以猜想，《怀素自叙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