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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明而已，像柴中行这种宁可不当官也不肯造假的，反倒成冬烘先生了。
比较起上述因拘泥于条目格式的被迫造假，更为常见的是很多选人在填报档案时故意作伪，动机不脱“要官”二字，手法则有五花八门。
最为常见的是年龄作伪。如两晋南朝选拔干部，优待世家豪门，对庶族寒门却搞“限年之制”，就是不满三十岁不得当官，所谓“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三十试吏”（《通典》卷十四）。庶族子弟为求及早入仕，率多“增年矫貌以求进”。隋唐起实行科举制后，国家为鼓励士人读书做官，对于那些屡试屡败而一生潦倒场屋者，会搞一些特别录取授予小官的优惠政策，但仍有必须是年龄未满五十或六十的上限（历代及各种科目不尽一致）。许多人便在报考时“减年”，为日后争取优待留下余地。《儒林外史》第三回，“花白胡须”的“童生”范进对周学道实话实说：“童生册上写的是三十岁，童生实年五十四岁。”相反，那些通过“荫补”便可直接入仕的公卿官宦的子弟，又以增报年龄为及早显达的惯伎，如前述洪迈的儿子，才满周岁便成了登记在册的后备干部，但当真转为实授，毕竟有一定的年岁要求，很多人便在填报档案时将出生年月提前。真相的暴露，往往又发生在与年龄要求有关的关节点上，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再乞引年致仕奏状》云：“官年虽六十有六，而实年已及七十。”原来彼时政策，年满七十才可办理退休手续并享受相应待遇，只想准点致仕的老先生不得已，只好把当初在履历上的造假主动交代出来。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二部分家世才学说履历（2）
都说中国人笃敬祖宗，又谓“大丈夫坐不改姓，行不更名”，倘从履历造假的史实看，也不尽然。东汉权臣梁冀与夫人孙寿狼狈为奸，按国家的干部选拔政策，荫补入仕的对象只限于梁氏子弟，于是“孙氏宗亲相冒名为侍中、中郎、校尉、守、长吏者十余人”（《后汉纪·质帝纪》）。《后唐书·韦陟传》说韦陟任吏部侍郎时，“常病选人冒名接脚”，可知也是普遍现象。“接脚”之“脚”，或指脚色，看来这个名称在唐代就有了。
自汉末魏晋至南朝的授官，“按阀阅而选举”（《文苑英华》卷七五四），就是看选人履历上的家庭出身，是否门阀世族，是否累世做官。于是伪造谱牒家世便成了时代风尚。只要有助于争名跑官，乱认祖宗是不碍事的。萧衍在南齐任相国时，曾有专表揭露此事：“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为雅士。”（《梁书·武帝纪》）谱籍中含金量最高的，当然莫过于皇族家谱，无论进学入仕或授官赐爵，都享有许多特权。然而三宫六院的皇家出生率特高，嫡庶亲疏的血缘关系又特复杂，所以谱牒紊乱，更容易造假。以汉朝为例，司马迁编撰《史记》时，距西汉建国不过百年，已慨叹“诸侯废立分削，谱纪不明”（《史记·太史公自序》），迄新莽代汉，自然愈加成了一团乱麻。原本湮没无闻的刘盆子，只因有人为他编造了“皇族”谱系，马上从放牛娃一跃而为建世皇帝。到东汉末世群雄并起时，更不知从哪儿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天潢贵胄，连鞋贩子出身的刘备亦成了“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查刘胜乃西汉景帝的儿子，前元三年（前154）封王，史传称其荒淫酒色，仅登录谱籍的儿子就有一百二十余人（《汉书·景十三王传》）。一百二十余人的子子孙孙该有多少，三百五十年间又呈何状态增减，大概是一道“奥数”题目，也就难怪连同刘备在内，这么多聪明人都把家世往中山王身上挂靠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谱学大盛，盖与看谱牒提拔干部直接相关。众多庶姓寒门多在此时采取编造家世、冒名顶替等手段挤进了“甲族”谱系，现在又成了人们寻根认祖的“历史文献”，这一笔糊涂账是很难理清楚的。
学历掺假是履历作伪的通病，伴生现象是教育腐败，文凭贬值，学位品评搅成糨糊一团
无论出身高低或年龄大小，当官理民而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应是秦汉以来封建国家选拔干部的一条基本标准，于是伪造学历便成了古代选人履历造假的通病。
以两汉为例。自武帝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故彼时官员的选拔任命，无论征辟、察举或荫补，都以“明经”或“明律令”作为干部知识化的基本标准。明经就是明晓儒家经典；明律令即明晓法律；由于法律的指导思想和运用原则也是儒学，所谓“经义断狱”，因此最终也归结到通晓经典上。《西汉会要·选举》：“龚遂以明经为官，袁良举明经为太子舍人，孔安国、贡禹、夏侯胜、张禹并以明经为博士，睦弘、翟方进以明经为议郎……”印证了这条原则的贯彻。
为造就大批明经治国的人才，西汉政府在京师创办了国立最高学府——太学，设置五经博士传授儒家的各门经典。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首批招生五十人。按规定，太学生的学制为一年，拿下一门经典（如《韩诗》）就是一个学位，可授文学掌故；再拿下一门（如《公羊传》）就是双学位，可授郎中，“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汉书·儒林传》），就是拿不到一个学位的，便不能当官。史载汉平帝某年，太学“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同上）。大约水涨船高，欲得郎中者至少该通三部经典了？
读书做官的门路一开，官宦勋贵、公卿外戚们纷纷将子弟送进太学。为满足需求，太学生一再扩招，基本建设的规模也不断广大。汉平帝时，王莽为太学生建造了能容纳万人的校舍，可能是当时世界上占地最广的“大学城”。迄东汉末年，太学生的在册人数经常维持在三万人左右（《后汉书·儒林传序》）。而来自太学内部的消息，则是师生“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后汉书·徐防传》），所谓“学科带头人”的荣誉，几乎被一班败类玷污殆尽，教学质量与学位文凭的同步贬值，可想而知。何况据《文献通考》卷四七提供的统计，东汉时全国在编的官员总数也就是“七千五百六十七员”，三万多太学生都想当公务员，实有僧多粥少之忧。于是新的时尚趁时而起，许多人从太学毕业后，再去民办大学（精舍、精庐）深造。主持这些民办学校的人，都是董仲舒、韦贤、疏广、王充、马融、杨震一流名扬四海的经学大师，资格声望是太学博士的爷爷，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博导”。能够成为他们的弟子并将此学历写进履历，其意义不亚于现在的MBA。所以很多“在职干部”，即已经是官员身份的人，也以列名大师门墙为荣。
民办学校虽有名牌效应，但硬件设备毕竟不能与国立大学相比，善于走产业化办学道路的民办学校便别创另一种教学模式：所有报名的学生，分为“及门受教”和“著录弟子”两类：前者住校读书，因为这类人数也以数百千计，事实上也不可能得到大师的亲自教诲，往往采取高业弟子辗转传授的办法。如东汉马融讲学，“常坐高堂，施绎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后汉书·马融传》）。许多学生“及门受教”经年，掮着相当于硕博研究生的学历毕业了，可是连大师长什么模样也不知道。所谓“著录弟子”，就是交过学费后注册在大师名下，不必亲自来受业，特别方便官职在身的学生。名气越响的大师，“著录”的弟子越多。如东汉牟长，“治《欧阳尚书》，诸子著录前后万人”（《东观汉记》）。又如蔡玄，“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后汉书·儒林传》）。一万六千名学生，即便是“函授”，十年也转不了一圈，但是把从某大师习某经的“学历”填报在履历中，效果却可与今日的MBA媲美。所以当时就有人取笑：“公卿、刺史掾、从事、茂才、孝廉且二百员，历察其状，德侔颜渊、卜、商，最其行能，多不及中。”（《潜夫论·实贡篇》）就是说光看这些官员和选人的履历，学问与颜回、子夏、仲弓等孔子高足相当，实际却连中等水平也挨不上。比之更辛辣的讽刺，就是“举秀才，不知书”的民谣。
学历掺假现象的蔓延，当然不会不引起政府的重视，于是又有搞入仕资格考试的对策。如汉晋制度：“举秀才必五策皆通为郎中，二策不通不得选。”（《晋官品令》）但是检点史传，果真实行的事例如凤毛麟角。《晋书·甘卓传》记，元帝某年，本该各地选人进京投档候选，“诸州秀才闻当考试，皆惮不行”，结果只有来自湘州的谷俭一人前往组织部门报到，“乃表求试”。这以后，政府对学历造假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二部分家世才学说履历（3）
鉴于学历与实际每多不合，曹操搞过一阵不看档案问才能的“唯才是举”。俟其子孙当了皇帝，要实行正规化，又搞了一个评聘结合的“九品中正制”。述其大概，就是综合个人的品德才学，将学位（近似现在的学术职称）分为九个等级，称“九品”，由社会贤达、专家学者等体制外的名流组成级别不同的评议委员会，用合议的办法为选人评议品级。与此同时，国家的职官也分为九品。虽然这个职务九品与那个学位九品不是一回事，但两者之间又有一定联系：要当高品官职，必须拥有高品学位；反之，如出现高品低聘的情况，人家也不肯屈就。又因为这种学位品评每三年举行一次，不搞终身制，所以升品就意味着可以升官，反之亦然。学位品评的工作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