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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死亡哲学远景前瞻（2）
其次，未来西方死亡哲学当是一种注重死亡的个体性和群体性（社会性）之统一的死亡哲学。一般说来，在西方死亡哲学史上，中世纪的死亡哲学是种比较注重死亡的群体性的死亡哲学。诚然，马丁·路德也曾提出过“因信称义”或“因信得救”的学说，认定我们的得救、复活和永生同教会、圣职人员和“事功”活动毫无关系，而仅仅同我们个人对上帝的信仰相关，这就把死亡的个体性原则提了出来。然而，即使在马丁·路德这里，死亡的基本原则也依然是群体性原则或类原则。因为在其所谓“因信称义”中，“信”的对象是“上帝”而非信仰主体自身，而上帝，一如费尔巴哈所说，“一般地就是类概念”荣震华；王太庆；刘磊译。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3。相形之下，现代西方死亡哲学总的来说，是一种比较注重死亡个体性原则的哲学。虽然，我们在叔本华的死亡哲学里，还依稀可以看到主导着中世纪死亡哲学的死亡的群体性原则的魔力，但是，无论如何，在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死亡哲学里，死亡的个体性原则已经明显地成为其死亡哲学的至上原则了。当海德格尔宣布“死亡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时，他不就把死亡的个体性用哲学语言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吗？但是，在尼采和海德格尔这里，死亡的个体性是一种绝对超越死亡的群体性、完全游离于死亡的群体性之外的东西。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把“人对于超人”的关系说成是“猿猴对于人”的关系，把人类宣布为“一个可笑的族系”，甚而认为人类本身就是“一件耻辱”，断言“超人”之为“超人”，就在于“超越人类自身”。海德格尔在阐述“向死而在”时，严格地区别了“本真的向死而在”与“非本真的向死而在”或“日常的向死而在”。而其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承认并持守死亡的“本己性”或“个体性”，而后者则千方百计地“闪避”这种“本己性”或“个体性”，而把死亡看做只是同他人相关的“可能性”。然而，“社会”总是“人的社会”，“人”也总是“社会”中的“人”。因此，人的个体性同人的群体性或社会性，死亡的个体性同死亡的群体性或社会性，是不可分割的。既然如此，未来的西方死亡哲学就当是一种注重死亡的个体性和群体性（社会性）之统一的死亡哲学，一方面，它当超越中世纪西方死亡哲学，因为后者虽然注重死亡的群体性，但却看轻了死亡的个体性或本己性；另一方面，它又当超越现代西方死亡哲学，因为后者虽然突出和强调了死亡的个体性或本己性，但却忽视或低估了死亡的群体性或社会性。既注重死亡的个体性和本己性，又注重死亡的群体性或社会性，并且尽可能把这两个层面有机地统一起来，将是未来西方死亡哲学的一项重要使命。
再次，未来的西方死亡哲学当是一种集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于一身的死亡哲学，当是一种注重科际整合理路的死亡哲学。在西方死亡哲学史上，一部分死亡哲学家比较注重用自然的眼光来看待死亡，一部分死亡哲学家则比较注重用人的眼光来看待死亡，前者形成了西方死亡哲学中的自然主义的或科学主义的理路，后者则形成了西方死亡哲学中人本主义的理路。就自然主义或科学主义的理路言，在古代，有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死亡哲学；在近代，有拉美特利、霍尔巴赫等人的死亡哲学；在现代，则有弗洛伊德、罗素等人的死亡哲学。就人本主义的理路言，在古代，有苏格拉底的死亡哲学；在近代，有蒙太涅、费尔巴哈等人的死亡哲学；在现代，则有叔本华、尼采、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等人的死亡哲学。这两种理路的死亡哲学，无疑都是西方死亡哲学的基本内容，两者相反相成，一方面共同构成了西方死亡哲学的主体，另一方面又共同推动着西方死亡哲学由低级向高级阶段的前进上升运动。然而，人既然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则人的死亡便当既具有自然的属性，又具有社会的属性，便当是其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既如此，则健全的死亡哲学便当是一种基于自然主义（或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统一的死亡哲学，一种辩证地扬弃了它们各自片面性的死亡哲学，一种集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于一身的死亡哲学。这种死亡哲学虽然承继自然主义或科学主义死亡哲学的传统，注重考察人的死亡的自然属性，但又不囿于这一传统，它同时又注重考察人的死亡的非自然属性，致力于探讨人的死亡的社会意义和价值。
西方死亡哲学远景前瞻（3）
另一方面，它虽然承继人本主义死亡哲学的传统，注重考察人的死亡的非自然属性，注重考察人的死亡的社会意义和价值，但它同时又致力于消除传统人本主义死亡哲学的片面性，同样注重考察人的死亡的自然属性。这样的死亡哲学也势必是一种注重科际整合的死亡哲学。因为它既然集科学主义（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于一身，也就不仅关心人的实存主体、终极关怀、终极实在层面，不仅关心人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知性探索、美感经验、人伦道德层面，而且也关心人的心理、生理层面，从而也就不仅要对人们基于社会学、宗教学、美学等方面的死亡思考做出形上的概括和总结，而且也要对人们基于生理学、心理学、人种学、医学尤其是临终医学等方面的死亡思考做出形上的概括和总结。虽然这种死亡哲学现在在某些死亡哲学流派中尚初露端倪，但它既注重对人的死亡的多重属性的全面考察，那就有可能有朝一日发展成为西方死亡哲学的主流。
最后，未来的西方死亡哲学当是一种既注重哲学输出又注重哲学输入的死亡哲学。西方死亡哲学作为世界死亡哲学的一种形态，由于受西方社会和哲学的影响，有其区别于世界其他地区死亡哲学的显著特征。这种特征始终有两重性：优越性和局限性。例如，它之比较注重对死亡本性的哲学思考，它之持守死亡的主体性原则和个体性原则以及它运动发展之节奏明快等等，都可以看做是它的优越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有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例如，从总体上看，它远不如中国死亡哲学注重和强调死亡的群体性和社会性，远不如中国死亡哲学注重探讨死亡的人伦价值，远不如中国死亡哲学注重丧葬、祭祀的道德伦理价值；再如，它虽然注重对死亡的逻辑思考，但远不如中国死亡哲学强调对死亡的直觉体悟。所有这些，都要求西方死亡哲学家在积极借鉴世界其他地区死亡哲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一番认真的带有纠偏补弊性质的死亡哲学的理论重构工作。但是，长期以来，一些西方死亡哲学家由于受“西方文化中心论”和“西方文化优越论”的禁锢，一味热心于西方死亡哲学的输出工作，而不甘心做东方死亡哲学的输入工作，从而大大妨害了西方死亡哲学的理论改造工作。诚然，现代西方死亡哲学家中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如叔本华、海德格尔等）比较注重借鉴利用东方死亡哲学的积极成果，但是，这种借鉴工作尚欠全面、系统，在某些方面甚而还有些不得要领。彻底破除“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禁锢，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全面、系统地借鉴东方死亡哲学的优秀成果，不仅是西方死亡哲学实现自我超越、达到更高理论境界的必要举措，而且也是西方死亡哲学真正走向世界，成为一种普遍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的必要举措。哲学应当是世界的，本真的死亡哲学当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死亡哲学，这不仅当是中国死亡哲学或东方死亡哲学的目标，而且也当是西方死亡哲学的目标。〖1〗二古希腊罗马死亡哲学现代美国心理学家和儿科专家阿诺德·格塞尔和弗·伊尔克讨论5～10岁儿童的死亡意识时曾经指出：5岁的孩子还想象不出一个死者或濒死者同他面前任何一个活人之间的差异；即便他们中有些也模糊地意识到死亡的严重性，但却很可能认为死亡是可逆转的，即认为死者可以复生，而且整个说来，他们对待死亡的态度也极其冷漠。
西方死亡哲学远景前瞻（4）
而在6岁的孩子身上，已开始萌生了对死者情感上的反应，例如担心母亲死去会丢开他不管，但他们却往往把死亡看做是他人杀害所致，而且也不相信有朝一日他也会死去。只是到了7岁，他才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凡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有一死；而达到这种认识的决定性一步，孩子们通常是在8～9岁的时候才迈出来的A。Gesell；F。ILg。TheChildfromFivetoTen。NewYork：Harper，1946。pp。439—449。
在成年人的眼里，5～6岁的孩子们对死亡的认识该是多么肤浅和幼稚可笑！诚然，并非每一个成年人对死亡的看法都能达到黑格尔、费尔巴哈、叔本华和海德格尔那样的理论高度，尽管常人在濒临死亡之际对死亡仍涌现出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和接受的矛盾心理，但是，与其孩提时代相比，他们对死亡的认识毕竟要深刻得多和成熟得多了！然而，有谁能够否认，他对死亡的深层认识正是由童年的稚见发展而来！
西方死亡哲学的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黑格尔曾经把哲学比做一道“洪流”，说哲学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愈加汹涌澎湃。今天，当我们回首西方死亡哲学的“源头”时，决然见不到现代西方死亡哲学一泻千里的气势和浩瀚无垠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