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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为原始人所特有的以原始宗教神话为表现形式、以否定性为特征的原始死亡观，是同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原始公社所有制以及原始人的认识能力相适应的，因此在原始社会的漫漫历程中一直禁锢着人的头脑。只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原始社会的瓦解，它才最终崩解，并最终为一种全新的死亡意识所取代。
原始死亡观的崩解与人的死亡的发现
人的死亡的发现是随着以“非自然的原因”解释死亡的原始死亡观的崩解开始出现的。原始死亡观的崩解和人的死亡的发现在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一个非常缓慢的演进过程。只是到了原始社会后期，当社会制度和人类认识能力出现了重大转机之后，这种崩溃和发现过程才得以完成。
那么，使原始死亡观崩解与人的死亡的发现得以实现的社会历史因素或先决条件究竟有哪些呢？
人的个体化
人的个体化
人的个体化是原始死亡观崩解和人的死亡的发现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如前所述，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群居生活，是原始人生活方式的本质特征。因此，原始人最本质的属性便是集体性，便是他之属于他所在氏族或部落的一员的特性。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原始人产生了一种以无个体性为特征的原始心理，滋生了对超个体灵魂的崇拜和信仰，由此也就获得了一个否定死亡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的重要根据。但是，这种状况随着父系氏族公社的出现，特别是随着作为新的社会结构单位的家长制家庭的出现而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起，超个体灵魂的信仰就不再必要了，而基于超个体灵魂的对死亡不可避免性和终极性的否定也就变得无力和可疑了。
一些西方学者非常看重“人的个体化”在人类达到死亡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认识过程中的促进作用。保罗·L。兰兹伯格在《死亡的经验》一书中就曾指出：“死亡意识是同人的个体化齐头并进的，是同单一个体的确立齐头并进的”，一旦“个体实现了唯他独有的内容……他就必定超越这个氏族的界限，超越这个氏族再生的界限”PaulL。Landsberg。LExpériencedelaMort。Paris：DescléedeBrouwer，1933。p。18。如果我们依照我们的哲学立场把他的话翻译出来，就是：新的死亡意识是原始社会后期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原始公社所有制开始瓦解、私有制开始出现的社会历史产物。
精神自律信念的破除
原始死亡观崩解、人的死亡的发现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是精神自律信念的破除。
“人的个体化”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否定死亡终极性的原始死亡观的崩解，但却不能导致死亡终极性观念的确立。因为从人的个体化所能得出的直接结论便是：由对超个体灵魂不死的信仰过渡到对个体灵魂不死的信仰，也就是说，它使不死的超个体灵魂原子化或个体化了。因此，为要达到死亡终极性的观念，就不仅要破除灵魂的超个体性，还须进而破除个体灵魂对于身体的超越性或独立性。
一般说来，在原始社会后期，西方人是通过下面两个步骤来破除个体灵魂对于身体的超越性或独立性的。第一步是个体灵魂二重性的确立（在荷马史诗里就已如此）。这就是把个体灵魂二分为“生命灵魂”（thymes，即有死的精神）和“不死的灵魂”（psyche，即生命原则），并认为“有死的灵魂”在人死时就随它所依赖的器官腐坏了，而“不死的灵魂”虽然当人死时就离开人而独立存在，但当人在世时它却同人脑有联系。第二步是个体灵魂二重性的破除。这就是，坚持认为人体内只有一个灵魂，它不仅是人的认识能力，而且也是人的生命原则，而且这灵魂就住在身体的某一部位（在人的脑子里或胸腔中），它不可能比它紧密依附的身体活得更长久些。这样，我们就达到了我们的肉体生命是唯一的生命这样一个原则，达到了死亡终极性概念。
时间观念的更新
时间观念的更新
原始死亡观崩解、人的死亡的发现的第三个必要条件是时间观念的更新。
在原始社会中，“循环时间”概念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时间概念。原始人生活在“圆圈”中，他把世界想象成一个“循环轮转的世界”。正是这种神秘的时间意识使他产生了祖先崇拜和泥守传统的习俗，也使他产生了或普遍接受了对再生、复活或死亡之可逆转性的信仰。因此，人类只要囿于“循环时间”观念，他就永远不可能超出原始死亡观，人的死亡就永远不可能获得它应有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线性时间观念的出现，线性时间观念对循环时间观念的取代，在原始死亡观的崩解、人的死亡的发现中就具有非常巨大的意义。因为只有线性时间概念才使时间获得它的“末世学”（eschatology）的形式，才有可能产生“决不再来”的观点以及时间三维（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观点。这样，人的个体生命也就获得了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特征。而且，正是它同原始群成员个体化渐露端倪的结合才使死亡对人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才使死亡的终极性对人突出出来了。
诚然，依照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说法，原始人也有“历史性”与“时间的不可逆性”的意识，但在他们那里，从根本上讲，“历史性”是屈从于“同时性”，“时间的不可逆性”是屈从于“时间的可逆性”的。而他们的生命的“永恒性”和“周期性”观念也正是基于这种时间观念的。这些也正是图腾文化的一般特征。然而，这种原始时间观念和以它为重要特征的图腾文化，是生产力发展极其缓慢、社会长期基本上停滞不前这样一种历史状况的产物，随着生产力发展步伐的加大，氏族社会制度不可逆转的崩解以及社会前进节奏的加快，“历史性”观念不可改变地压倒了“同时性”观念，时间的“不可逆性”观念不可改变地压倒了时间的“可逆性”观念。于是，原始进化观念产生了，线性时间概念出现了，原始人对生命“永恒性”和“周期性”的迷信逐渐消除了〔法〕列维斯特劳斯著，李幼蒸译。野性的思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47；278，新的死亡观念也便应运而生了。
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
原始死亡观崩解和人的死亡的发现的第四个必要条件是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
所谓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包括因果必然性观念和从个别到一般、再由一般到个别的逻辑思维能力的初步生成等内容。其所以能够成为原始死亡观崩解和人的死亡的发现的必要条件，是因为只有这样，人类才有可能从无数的观察事件中得出一条普遍规则，得出“凡人皆有死”这条规律，个体的人也才有可能通过经验而知道他自己也必有一死。
伏尔泰曾经断言：一个小孩如果对他单独培养，并把他置放到一个荒芜的孤岛上，他将会和一株植物或一只小猫一样地怀疑死亡的必然性。不管伏尔泰的哲学推测的科学价值究竟如何，他把基于社会实践的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看做人类死亡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意念产生的重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的初衷是正当的，没有问题的。
具备了以上四个条件，人类就获得了达到认识死亡终极性和死亡不可避免性的可能，也就是说，获得了扬弃原始死亡观，完整地、本真地发现人的死亡的可能。原始死亡观的崩解和人的死亡的发现是在所难免的。
西方死亡哲学的问世
西方哲学的出现与西方死亡哲学的问世
人的死亡的发现与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人的死亡的发现内蕴着两个层面：一是死亡的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一是死亡的终极性。西方有些死亡哲学研究者把这两个层面从时间维度上做出区分，把死亡不可避免性的发现看做人的死亡的发现的第一个阶段，把死亡终极性的发现看做人的死亡的发现的第二个阶段。其实，这两个层面的发现是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的，是很难从时间先后上做出划分的。但是，无论如何，一旦人类既发现了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又发现了死亡的终极性，人类就最终摆脱了原始死亡观的束缚，初步实现了对自己的死亡的发现。
人类究竟是在什么时间最终摆脱了原始死亡观的束缚，初步实现了对自己的死亡的发现呢？我们可以笼统地说，这个事件是在原始社会后期发生的，因为只有到了人类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人类才具备了发现自己死亡的诸多必要条件。
但是如果有人要向我们提出精确决定人的死亡的发现的具体时间这样一个任务，我们显然就无能为力了。就我们所知，关于人的死亡的发现的最早文献是《吉尔伽美什史诗》。这首史诗已经表明当时人类已经发现了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并开始对原始死亡观对死亡终极性的否定表示怀疑。其中吉尔伽美什痛哭并厚葬亡友以及所得返老还童神药为蛇所夺这些情节可以为之佐证。《吉尔伽美什史诗》这部文学作品约成文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如果我们把《吉尔伽美什史诗》作为一个路标，并且允许这个故事本身比这个笔录早上一两千年这样一种可能性，则与人在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