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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3年1期，与刘永春合作）
第二章先兆与前奏（2）
三
当然，我们以余华为例来说明先锋小说的转型，并不是说这种变化就只发生在余华身上，事实上，在其他先锋小说家那里这种变化也同样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与余华的《鲜血梅花》同时发表的格非的《风琴》和苏童的《仪式的完成》两篇作品同样是两位作家艺术转型的标志。格非的《风琴》发表后引起的争议比较大，主要是因为小说对冯金山特殊境遇下的特殊性欲意识的描写突破了认识的常规。但是当我们把视线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时，可能恰恰就忽视了小说所暗示的更为重要的某种精神转移。带着《迷舟》、《褐色鸟群》、《青黄》等精致的短篇小说走上文坛的格非之被冠以“先锋”的名号，很大程度上是得之于他对语言的迷恋以及因此而表现出的语言主体强烈的实验欲望。 ① 就是说，与马原、孙甘露、洪峰、苏童、余华、北村等人一样，格非也把语言当作主体的生存场所，轻视人物的结构作用及其此岸性，拒不交代人物的身份、历史与行为逻辑，而只是将人物的行为平面化地用文字铺排在文本的结构中。到了《风琴》中，这种情况如同在余华的小说中发生的一样正在悄悄地被改变。在小说中，人物代替语言重新成为了文本的中心，而人物的欲望世界更是被作者层层推进的叙述展露无遗。因此，整个叙述与文本又再次具有了具体的人性化特征，不再是单纯语言范围内的能指游戏，不再如词语迷宫般难以索解，而是重又变成了具有语言所指的能指活动。这种情况在格非以后的小说（如《敌人》、《边缘》等）中不断地被强化和发展着，它说明《风琴》作为一种开端和预兆，也正是格非九十年代小说转折的某种预演。
苏童的表现在这次转型过程中更是引人注目，甚至其小说《仪式的完成》标题本身也被认为是对先锋小说命运的一次潜意识命名。仪式，显然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先锋文学中一个异常重要的概念。仪式所具有的先天的神圣性和明确的对应性，使得先锋小说被迫接受了某种命定的诉说方法和讲述语调，并造成了其与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文化环境的紧张关系。因此，先锋小说在其早期就具有明确的仪式感，他们有意识地追求和服从着某种格式化的表现方式。“仪式的完成”喻示着先锋小说完成了一次自体观念上的革新与飞跃，它不再需要凭借夸张的姿态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也不再需要依附某种使命来获得批判的力量，更不会偏执地将批判本身视为自己当然的使命和目的。在摆脱了种种的前设母题和美学宿命之后，先锋小说真正开始面向事物、面对自我，寻找自己原始的社会角色和文化功能，寻找自己被真实地表达的所有可能方式，这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苏童的另一部小说《妻妾成群》也在这次先锋转型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评论家认为它与苏童前期的作品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描写了“一个完整的写实故事” ① 。的确，“写实”一词一语道出了先锋小说的这次“转型”的实质与秘密。《一九三四年的逃亡》（1987）和《罂粟之家》（1988）这些作品都着眼于某种人格、人性的刻画，而把人物现实层面的生活作了淡化处理，文本轻盈地飞翔在历史的上空却并不将人物生活的世界现实化与具体化。在这样的文本模式中，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环境等因素始终都是高度寓言化的。《妻妾成群》却老老实实地写了一个家族、一个女人的完整故事，以传奇性替代了寓言性，以现实苦难替代了抽象的生存困境，以生命的实在过程替代了人物命运的叵测难料。九十年代的苏童正是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行，从而向我们奉献《米》、《我的帝王生涯》这样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以及《碎瓦》、“香椿树街系列”这样的“新现实主义”小说的。
四
在对余华、格非、苏童等几位代表性作家及其重要作品进行了上述考察之后，我们可以看出，先锋小说在八十年代末所孕育的这一波“转型”和“变向”确实是真实而清晰的。这是一次意义非同寻常的“转型”与裂变，是以先锋小说“再出发”和自我反思的宣言。因此，它不是撤退或倒退，不是绝望与堕落，更不是死亡与“终结”，而是先锋文学新的审美可能性的自觉发现与公开命名。也可以说，这是一次勇敢的“奥伏赫变”，既是对先锋文学价值的再次确认，又是对九十年代先锋文学的生存空间和多元化存在方式的自信表白。正如陈晓明所描述的，“一九八九年，‘先锋派’以转向的姿态完成历史定格。” ①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颠覆行动，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自我确认、自我定位的过程，它标志着先锋小说发展的又一个契机的到来。
但是，任何文化的发展都是一个断裂与接续共存的过程。新的形式因素的出现也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八十年代末发生的这次“转型”为先锋小说家在九十年代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但这个“转型”并不是一个简单“仪式”，也不是转眼之间就可完成的。与此同时，这种转型也不过体现的是先锋小说的一种可能性，它既不是惟一的，也不是排他的，它并不是九十年代先锋小说发展的惟一道路，我们不能把它绝对化。事实上，我们看到，在九十年代先锋小说的自我调试是多维度的，既有苏童、余华等作家对先锋小说“形式主义”策略的主动偏离，也有着对先锋形式一如继往的坚持与探索。他们之间本质上并无高下优劣之分，只不过各自代表了九十年代先锋写作的两种不同可能性而已，他们从不同的方面赋予先锋写作以新的含义，并为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提供新的审美经验，他们的存在都将被历史证明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
第三章通俗的现代派（1）
———论徐的当代意义引 论
徐 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曾经红极一时但却又被湮没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的著名作家。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八年，台湾正中书局出版了《徐 全集》共十八集，其中小说十集，散文与文论四集，新诗二集，戏剧二集，再加上未收入全集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总计有二千万言，称得上著作等身。徐 于一九五年由上海移居香港。对于中国最广大的作家来说，一九五年无论如何都是有特殊意义的年头。许多作家既为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欢欣鼓舞，又不能迅速调整自己的创作心理以适应这种变化，因而有时不免手足无措，出现了创作断层现象，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都曾有过这种困惑。相反，徐 大概由于身处香港，与“十里洋场”旧上海的政治文化环境反差不大，反而在创作上出现了一个持续而稳定的创作高潮。就小说而言，他就有《彼岸》、《江湖行》、《时与光》、《悲惨的世纪》等长篇小说和《盲恋》、《痴心井》、《炉火》等一批中篇小说，此外还有《鸟语》、《结局》、《花束》、《有后》等许多短篇小说集。一九六一年，香港的上海印书馆出版了徐 的长篇小说《江湖行》。在此之前，这部小说已在香港的《祖国周刊》等几家大期刊上连载过，受到了读者和评论界的热烈欢迎。司马长风认为：“《江湖行》尤为睥睨文坛，是其野心之作。” ① 赵聪也说：“《江湖行》是他来港后的巨构。据说曾构思三年，又经过五年的写作与修改，然后才定稿的，这部《江湖行》应是他的代表作，远远超过以前的《风萧萧》。” ② 陈纪滢则推崇它为“近二十年来的杰作” ① 。萧辉楷称它为“足以反映现代中国全貌的史诗型伟大著作” ② 。而徐 本人对《江湖行》亦有偏爱，自称：“我最喜欢《江湖行》。……这部小说虽然缺点很多（原因是搁搁写写，不够统一，连笔触都不一致），但内容结实。” ③ 显然，长达一千多页的《江湖行》不仅是徐 创作生命的高峰，也是对他人生经验的最全面、最深刻的总结。它不仅对于徐 个体的生命和文学历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还具有更为深远的文学史意义。比较同时大陆当代文学日益狂热的政治化倾向，《江湖行》这样的充满个人性、抒情性和艺术魅力的纯文学作品无疑是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