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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福泽谕吉把中国几千年来在东亚文化中的中心地位否定了。那么，现在应由谁来做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中心呢，在福泽谕吉看来，日本正在成为西洋各国那样的“文明国家”，因此自然应该是当仁不让地成为亚洲的“盟主”。他明确提出，在“亚洲东方，任此首魁盟主者，乃我日本也。”（《论与朝鲜的交往》）于是，他主张用武力向中国、朝鲜等国家输出日本的所谓“文明”，干预朝鲜事务，并使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属国；主张和西方列强一起瓜分中国，割取中国的台湾和福建省的一半。在《东洋的波兰》一文中，他甚至画好了一张“支那帝国分割图”。他积极鼓动对中国清政府开战。当日本在“日清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胜利之后，福泽谕吉欣喜若狂。他在《福翁自传》中写道：“日清战争，是官民一致取得的胜利，啊，……多么高兴，多么感谢，我简直不知怎么说才好。我活到今天，才能看到如此光荣的事情。以前死去的同志朋友真是不幸。啊，我多么想让他们看到今天的胜利，每念及此我都要掉泪。”他把日清战争说成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认为日本是在“文明”的大义下同中国作战的，因此，在他看来，使中国屈服乃是“世界文明之洪流赋予日本的天职”。
福泽谕吉关于“文明”、“进化”的理论，关于武力侵略中国的主张，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的重要源头。被称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象征”的北一辉，在其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主义纲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1919）中，明确写着：“中国、印度七亿同胞，若无我日本之扶持与帮助，实无自立之途。”他认为，为了把欧美“非法独占的大量领土”夺取过来，日本“有发动战争的权利”。其思想主张与福泽谕吉具有明显的联系。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中江兆民：“三醉人”的醉翁之意
明治时代另一位启蒙主义思想家、文学家中江兆民（笃介，1847～1901）以另一种更具有文学色彩的形式表达了和福泽完全相同的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中江兆民在他那著名的《三醉人经纶问答》（1886）中，设计了一种戏剧性的情节结构。“酷好饮酒，又酷好谈论政事”的南海先生，有一天“把酒独酌，已入陶然步虚”之境。而就在此时，两位客人带着洋酒登门拜访。其中一人是“西装革履，眉清目秀，身躯颀长，举止潇洒，能言善辩”的“绅士君”；另一人是“身材高大，手臂粗壮，面目黝黑，目光炯炯”的“豪杰君”。三人礼毕坐定，交杯换盏，纵论天下大事。
“三醉人”当中，“绅士君”是主张以文兴邦，认为“民主平等”制度是最完善的社会制度，世界各国迟早都要建立这种制度。而劣弱的国家，实现富国强兵之策没有指望，所以，还不如干脆放弃不及强国万分之一的兵力，撤去水陆军备，而致力于无形的“理义”、“学术”、“美术”，使强国尊而敬之，不忍侵犯。
与“绅士君”相对，“豪杰君”则慷慨激昂地赞美战争，他说：“争源于人怒，战源于国怒，不能争者为懦夫，不能战者为弱国”，“文明国必是强国”，“征诸古今史籍，昔日的文明国均为昔日的善战国，今日的文明国均为今日的善战国。”接着，“豪杰君”切入了主题：
在亚细亚，抑或在阿非利加，我时常健忘，只知有一大国，国名不记。其幅员甚为博大，甚为富饶，而又甚为劣弱。我听说此国有兵百余万众，但涣散不整，缓急均不能用；我听说此国虽有法度，但形同虚设。那是一头极为肥硕的牲牛。为天下众小邦所垂涎，待其充饥果腹也。何不速割其半，或割其三分之一耶？（中略）若割取彼邦一半，或三分之一归于我邦，则我邦必成大国。物产丰饶，人多势众，乃施以政教，可筑城池，可筑防御，陆可出百万精锐，海可泛百千战舰。我蕞尔小邦，一跃可成俄罗斯，可成英吉利也。
“豪杰君”还进一步从日本的内政方面说明对外出兵侵略的必要性。他认为，人们身上均有“恋旧元素”，而“恋旧元素”好像癌肿，承平既久，癌肿就要扩散，因此，“国家若一声令下，挑开战端，二三十万之众，可立即集于麾下。……割掉癌肿之处，莫若我忘记其名的阿非利加或亚细亚一大国也。所以我等二三十万癌肿患者，开往那一大国，事成则占地雄霸，且可打开那一种癌肿社会；事不成则横尸原野，名留异邦。为国割除癌肿，成效必得。此可谓一举两得。”
那么，“豪杰君”所说的“那一大国”是何指呢？不言而喻，指的就是中国。关于这一点，居于前两人之间、取中庸态度的“南海先生”在后来已明确地指出了。“南海先生”说：
豪杰君所说阿非利加或亚细亚那一大国。我不知其所指。但倘若那一大国在亚细亚，则应与之结为兄弟国家，缓急相救，互相帮援。若妄动干戈，轻佻邻敌，使无辜人民死于弹丸，尤非计也。若夫支那（当时日本对中国的蔑称——引者注），从其风俗习尚、文物品式、地理地势而言，亚细亚小国当与之修好，巩固邦交，勿以怨恨相加为妙。我国产品日益增加，及至货物丰盈，那支那国土广大，人民蕃庶，实为我国一大贩路，滚滚不尽之财源也。
可见，《三醉人经纶问答》与其说是讨论天下大事，不如说主要谈论的是中国。更明确地说，就是如何对付、掠夺和瓜分中国。“三醉人”的三种看法，表面看来互有不同，但实质是相通的。“豪杰君”杀气腾腾，说得最为露骨，对中国的侵略企图丝毫不加掩饰，直截了当地表达了日本对中国的野心。“绅士君”和“南海先生”表面上似乎不赞同他的看法，但其主旨与“豪杰君”并无多大差别。在“绅士君”看来，像中国那样的弱国干脆不必有自己的军备。那么国防怎么办呢？他没有明说，其实也不言自明，那就是后来日本人提出的由日本人来“保全”中国；“南海先生”不主张对中国动干戈，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国应成为日本的资源基地和商品市场，成为日本的“滚滚不尽之财源”。
在《三醉人经纶问答》里的“三醉人”当中，中江兆民处在什么位置呢？我认为，“三醉人”是中江兆民三个不同角度的发言，代表了他对华思想的三个不同的侧面。换言之，“三醉人”加在一起就是中江兆民。总之，在这部作品里，中江兆民是把中国作为日本独立富强的牺牲品来看待的。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冈仓天心：“日本的伟大特权”
如果说福泽谕吉和中江兆民主要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表达了针对中国的军国主义意识，那么，冈仓天心则是从文化的角度表现了同样的军国主义思想。冈仓天心（1862～1913）是明治时代最早系统研究东方艺术（包括中国、印度和日本的艺术）的美学家和文艺评论家。但是，他对东方艺术的研究，并不是学院式的纯学术性的研究，而是带有强烈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色彩和倾向。他曾到中国作过艺术方面的考察和旅行。写了《支那游记》、《支那的美术》、《东洋的理想》、《东洋的觉醒》等与中国有关的著作和作品。
图2冈仓天心像在《支那游记》中，冈仓天心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就是，“在支那没有支那”。他写道：“关于支那，本人最突出的感觉是什么呢？不是别的，而是‘在支那没有支那’。单纯说‘没有支那’，听者也许会嗤笑，换句话说就是，‘支那没有支那的共通性’。”冈仓天心举了不少例子，来说明江南和江北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他力图证明的是，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上，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本来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国。谁都知道，中国的南北方在风俗文化上是有一定差异的，正如日本北部的北海道的风俗文化和东京的有所不同，是同样的道理。以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