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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在风俗文化上是有一定差异的，正如日本北部的北海道的风俗文化和东京的有所不同，是同样的道理。以此为依据来否定中国文化的同一性，无论如何不能不叫人“嗤笑”。实质上，这里暗含着一个不可告人的逻辑：既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本来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国，那由日本来分而割之，又有何不可呢？
另一方面，他又在《东洋的理想》中，一开头就提出了一句提纲挈领的话：“亚细亚是一个”（或译为“亚细亚是一体”），极力提倡亚洲的一体化。既然在他看来连中国都不是一体的，那又遑论整个亚洲的一体性呢？原来，冈仓天心是要导出一个根本性的结论：亚洲应该是一体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实现这个理想。那么，由谁来实现这个所谓“东洋的理想”，使亚洲成为一体的呢？在冈仓天心看来，当然非日本莫属了。
以研究东洋问题而自负的冈仓天心不会不知道，日本在历史上是中国和印度的学生，那么，日本有什么资格自告奋勇地来担当统一亚洲的使命呢？他认为：
在这复杂当中明确地实现这种统一，是日本的伟大特权。我们这个民族身上流淌着印度、鞑靼的血，我们从这两方面汲取源泉。我们能够把亚洲的意识完整地体现出来，这是我们的与这种使命相适应的一种遗传。我们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的无与伦比的祝福，有着未曾被征服过的民族所具有的自豪，我们有着在膨胀发展中做出牺牲而坚守祖先留传下的观念和本能这样一种岛国的独立性，我们就能够使日本成为保存亚洲思想和文化的真正的储藏库。而在中国，王朝的覆灭，鞑靼骑兵的侵入，疯狂的暴民的杀戮蹂躏。——这一切不知有多少次席卷了全土。在中国，除了文献和废墟之外，能够使人回想起唐代帝王的荣华，宋代社会的典雅的一切标记，都不复存在了。
（中略）
就这样， 日本成了亚细亚文明的博物馆。不，她远远高于博物馆。因为这个民族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天性，这个民族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古老的东西，同时又欢迎新的东西。凭着这种具有活力的精神，我们把过去一切理想的所有方面都保留下来了。……
显而易见，冈仓天心的这一套理论的核心，就是以日本为核心，来统一亚洲文化。他打着弘扬亚洲文化的旗号，强调亚洲各国文化上的连带性，同时又把亚洲文化与欧洲文化对立起来，提出“欧洲的光荣，亚洲的耻辱”（《东洋的觉醒》）。正是这一套理论主张，成为日本现代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表面上看，冈仓本人并没有明确鼓吹对华侵略，但是，他又为对华侵略提供了理论“根据”。所以，在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时期，他的“亚细亚是一个”成为被军国主义当局利用来进行侵略宣传的一个著名口号，他们甚至把这句话刻在了石碑上。在这句口号的掩护之下，对中国的蹂躏和占领成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义举”，对中国的“三光政策”成了“宏扬亚洲文化”的“圣战”，侵华战争也被说成是把中国从英美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大东亚战争”。半个多世纪以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在《建设大东亚秩序》（1943）一书中，把冈仓天心的话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亚细亚的复兴，并不只是意味着从欧洲的统治下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它同时也是在亚细亚诸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复活古代的光荣。而日本实际上正在为这一庄严的使命而战。因为，东洋的好的东西，宝贵的东西，纵使在其故国最终也已经成为一去不复返的伟大的影子，但在日本，今天却以生机勃勃的生命跃动着。（中略）今天支那和印度从我们的生命中所摄取的正是这种作为东洋精神的日本精神。”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战争“是日本人惟一的精神文化”
30年代以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体制全面形成，侵华“国策”也逐渐全面实施。与此相适应，日本文学界也全面军国主义化。大部分文学家加入了侵华战争——“大东亚战争”的宣传鼓噪中。其中，在理论上为日本的侵华“国策”鼓吹辩护最卖力、影响也比较大的，是保田与重郎和武者小路实笃。
保田与重郎（1910～1981）是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文学流派——“日本浪漫派”的居于指导地位的理论家。他的大量言论与著作，极力煽动日本人的非理性的狂热，故意使用别扭费解的语言，暧昧混乱的话语方式，来构建日本人对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国体”的非理性的膜拜。作为日本古典文学的研究家，他试图从日本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寻找日本文学的血统。他认为，“现代文艺批评家的当务之急，就是……为了伟大的日本，而把‘日本’的血统在文艺史上列出谱系来。”（《一个戴冠诗人》）极力把日本的文学史说成是天皇“万世一系”的文学，证明日本文学的根本精神就是所谓“皇国文学”，宣扬“日本主义”和“日本精神”。作为法西斯主义文学家，保田与重郎主要不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看待日本的侵华战争，而是从他“浪漫主义”的“美学理念”出发，把日本的侵华战争视为他所理想的“日本浪漫精神”的实现，极力把日本的侵华战争加以“文学化”和“美学化”，鼓吹所谓“作为艺术的战争”，把侵华战争本身看成是日本人的根本的“精神文化”。因此他认为日本出兵中国内地是日本人在20世纪中采取的最“壮丽”、最“浪漫”的行动。
1938年，保田与重郎作为《新日本》杂志社的特派员，到朝鲜及我国东北、华北和北京、天津等地旅行，并写下了游记随笔评论相杂糅的文集——《蒙疆》。这本书集中地表现了保田与重郎的中国观及法西斯主义战争观。他在北京看了故宫、万寿山，认为在中国已经丧失了唐宋文化的辉煌，断言北京是一个“颓废”的“废灭”的城市，而日本军的到来，给中国带来了美丽的生机。他极力赞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占领，把卢沟桥看成是日本的“大陆发现时代的端绪”；在八达岭、上关等处看到了飘扬的日本的太阳旗，则惊叹为“壮丽的浪漫的风景”。一路上，他贪婪地环视着美丽富饶的大陆，同时又不断构筑着日本吞并大陆的“浪漫”的蓝图。他写道：“我等如今要去北方旅行。在那里，日本毅然决然书写世界历史，从事着改变我们民族历史的伟大事业。况且我所走过的路线，将成为新的世界文化的最初的交通线路。我所走的，是大和民族对世界上的异国异族展示我们浪漫的日本而开拓的路线。现在是军队的进军路线，不久就将成为世界性的交通干线，成为世界文化的一大变革的据点。”“今日日本的国家、民族和国民的理想，是通过征战的形式来实现的。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越过宁夏，到达黄河的源头，到兰州去破坏赤色的线路呢？那个时候世界的交通线路就会发生伟大的变革。而这种行动本身就是日本的惟一的精神文化。”在这里，保田与重郎着重鼓吹的，就是使侵华战争成为日本人的精神文化。他写道：
大陆征战的结果，是〔日本〕国民的空想力和构想力增大了。这个时代创造力的衰退，莫过于毫无诗的天分的告白。如今日本的行动，比19世纪法兰西帝国的行动规模远为宏大。（中略）这是世界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宏大。世界历史上的文化飨宴中的最大的地盘，正由日本人来开拓。我国现在进行的战争，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壮观的宿命。两洋文化的交流是20世纪的理念。而这个理念的惟一的实现者，就是东方的日本。因为，日本是亚洲历史的惟一的防卫者。同时，作为反抗欧洲侵略的亚洲的防卫者，用鲜血谱写开国文化的精神史的，也只有日本及日本人了。在这种世界文化的意义上，从日本的自豪感出发，国民支持这场战争。更有士兵们遵照大君（即天皇——引者注）的敕令，以英勇无畏的历史的忠勇的谛观，从容赴死。这种雄伟壮丽的精神的风景，决不比明治的战争稍有逊色。
保田与重郎正是以这种狂热心态，构筑起了他称之为“浪漫主义”，实为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美学”。那就是把侵华战争精神化，把精神战争化。在他看来，最浪漫的东西，或者说最美的东西，就是战争，战争本身就是日本的精神文化，就是他的美学。在《蒙疆》的最后，他总结说：“严格地说来，所谓大陆，既不是地形也不是风土（不是地理学的现象），今天的大陆作为皇军的大陆，是严整的一体，因此它是象征的浪漫主义，它是新的面向未来的混沌的母胎。”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大东亚战争”是“日本人的使命”
侵华期间另一个战争吹鼓手是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此人原本是日本近代文学中的重要流派——“白桦派”的代表人物。20世纪初，武者小路实笃从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出发，曾一度采取了反战的立场，并写了反对日本军人屠杀台湾人的《围绕八百人的死刑》和反战剧本《一个青年的梦》（均1915）。但是，到了后来，他逐渐地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1942年，武者小路实笃写了一本小册子——《大东亚战争私感》。这是一本赤裸裸地进行侵华战争宣传叫嚣的言论集。全书分为若干章，均冠以标题，如“日本的使命”、“日本为什么强大”、“日本人的慈祥”、“大东亚战争”、“克服死亡”、“未来东京的梦”、“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人战无不胜”、“大东亚战争及以后的事情”等。在这部臭名昭著的书中，武者小路实笃对“大东亚战争”的所谓“合理性”，做了荒谬的论证。
在《日本的使命》一章中，他极力把日本说成是中国乃至亚洲的恩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