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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有关和歌、俳句的社团组织，出版印刷了无数的报纸杂志，一般的报刊也开设和歌俳句的栏目，竟至出现了日本人为之自豪的“全民皆诗人”的局面。同时，西方的现代自由诗，传到日本后更为自由，除了分行书写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形式上的束缚，实际上也已成为一种高度庶民化的文学样式。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举国处在战争的狂热中。本来属于文字游戏式的消遣性的、纯审美的和歌、俳句等，也很快成为战争的工具。一些诗人和评论家，“敏锐”地发现了战争给日本诗歌带来的机运，提倡短歌的“革新”以配合侵略战争。如著名歌人冈山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鼓吹“以现代的血做现代的歌”，用短歌积极配合日本的对外扩张。他在《现代短歌的创造面》一文中说：“事变（指七七事变——引者注）对现代短歌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正像我屡次说过的那样，如果没有事变，现在的短歌也许还处在沉沉大睡中。事变对今天的短歌来说是最后的审判。”他主张短歌的主题要“取自战争”。在战争狂热的驱动下，在像冈山严这样的著名歌人和理论家的鼓动下，短歌，乃至俳句，自由诗，纷纷面向战场，此前长期死气沉沉的歌坛、俳坛、诗坛一下子沸腾起来。对大多数人来说，写小说、写剧本不太容易，而亢奋的战争情绪，最容易用诗歌来表达，这就造成了日本的“战争诗歌”的畸形膨胀。小说、报告文学等叙事性的侵华文学体裁大都是“文学者”之所为，而侵华诗歌的作者，除了“歌人”、“俳人”和诗人之外，更有众多的非文学者和普通的老百姓，包括军人、政客、工人、学生、农民和家庭妇女等参与其中。在和歌、俳句和自由诗三种诗体中，和歌数量最多，现代新诗次之，俳句又次之，另外还有一部分汉诗。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篇章难以计数，仅结集出版的“歌集”（和歌集）、“句集”（俳句集）、诗集（自由诗集）等，就数以千百计。光北京图书馆收藏的1937年至1945年间的出版的单行本，就有上百种；当代日本学者高崎隆治专门编写了一部《战争诗歌集事典》，共选收有关的诗歌集近三百种；东京的讲谈社在70年代后期，曾出版了20卷本的昭和年间的和歌选集《昭和万叶集》，其中以侵华战争为主题或与之有关的和歌，就有4卷。
这些战争诗歌，呼应着进攻中国的每一声嚎叫，配合着日寇的射向中国的每一声枪炮，成为全日本侵华战争大喧嚣中最为聒噪的音符。卢沟桥上枪声刚刚响过，诗人佐藤春夫就写了《我站在卢沟桥头放声高唱》；所谓“支那事变”刚刚爆发，“大日本歌人协会”、读卖新闻社以及斋藤茂吉、土屋文明等人就先后出版了题为《支那事变歌集》的好几种和歌集；“大东亚战争”的“理论”一出笼，在名称中出现“大东亚战争”字样的诗歌集就接连出现了几十种。无论是和歌、俳句、还是新诗、汉诗，都充满着强烈的火药味。形形色色的以“战”字招摇的集子多如牛毛，如《宣战布告》、《战争诗集》、《决战诗集》、《野战诗集》、《战斗的塑像》、《战争的岁月》、《短歌战记》、《圣战短歌集》、《圣战俳句集》，《大东亚战》、《大战之诗》、《土的战线》、《赴战歌》、《决战》、《火战》、《战争》、《战魂》、《战场》、《战火》、《战尘》、《战线》、《转战》；各种各样以“军”字为名的集子不胜枚举，如《军神颂》、《军靴之声》、《紧跟在军神后面》、《军歌选抄》；五花八门的歌颂“枪”、“弹”的篇章铺天盖地，如《枪后》、《机枪声》、《炮车》、《手抚炮架》、《歌唱肉弹》、《弹痕》、《弹雨中的祓濯》；以“大陆”为题名、或以被占领的中国城市为题名的渗透着殖民主义意识的集子俯拾皆是，如《大陆之秋》、《大陆巡游吟》、《大陆讽咏》，如《歌集·北京》、《诗集·北京》、《歌集·北京谱》、《歌句集·南京》、《上海杂草原》等。还有各种各样以宣扬法西斯主义、“日本主义”为主题的《爱国诗集》、《日本诗集》、《日本的欢喜》、《日本美论》、《日本之美》，等等。在汉诗方面，著名汉学家盐谷温编选了几本《兴国诗选》，还写了一本汉诗集《大东亚战争诗史》（1944年），收集了他在日本侵华战争的各个阶段写的歌颂侵华战争的汉诗。
总之，侵华战争仿佛给日本的诗歌注入了兴奋剂，侵华诗歌如雨后的毒蘑，争先恐后，五颜六色，拱地而出，整个歌坛、诗坛、俳坛，都处在了歇斯底里的疯狂发作中。
第四部分：日本的侵华诗歌侵华诗歌中的战争喧嚣（1）
日本的侵华诗歌，由于其题材和内容的限制，甚少有“诗意”者。而其中数量最大的和歌、俳句，由于其特有的“五七调”的格律，也很难译成中文。勉强译成中文，也难以像“诗”。不过，译出大意，从中看出这些诗歌究竟写了些什么，是可以办到的。这些诗歌的内容，包括了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所有环节，从战争宣传，到征兵、参军、送行，从行军、作战，到进村入城，烧杀抢掠，从战场上的艰难困苦、负伤、战死，到后方的慰问、支援，等等，都“有诗为证”。
鼓吹战争、宣传战争的诗，大多出自诗人之手。宣扬军国主义，煽动战争狂热，鼓吹为国捐躯，是战争宣传诗歌的主题。如著名诗人西条八十在1938年写了一首诗，题为《两朵樱花——战友之歌》，就颇有代表性：
你和我是两朵樱花，
在土堆的背面绽开花朵，
既然是花，就免不了凋谢，
不如壮丽地散落，
为了皇国。
（第二、三节略）
你和我是两朵樱花，
早晚都要凋落，
不如到那花的王国靖国神社，
在那春日的枝头，
永久会合。
在鼓吹战争、煽动战争狂热的诗歌中，很多是为侵华军人唱赞歌的，《肉弹三勇士》、《爆弹三勇士》之类的诗歌，被谱成歌曲，广为传唱。如所谓“肉弹三勇士”，指的是“一·二八”事变中抱着爆破筒炸开中国军队设置的铁丝网的三名日本士兵。日本人把这种以肉体作枪弹的献身行为叫做“肉弹”，把那三个士兵誉为“肉弹三勇士”。歌颂“肉弹三勇士”的诗歌一时大为流行，如下列的两首和歌（括号内是作者名）：
以身为弹炸敌人，可歌可泣动人心。（斋藤浏）
动天地，泣鬼神，英雄赞歌遍乾坤。（冈山严）
描写征兵、参军和送行的和歌，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日本国民的战争狂热；有的诗歌虽然对当兵打仗透出一丝无奈，但极少见有抗拒情绪者——
只要看到士兵，就高喊万岁；群众，就像疯了一般。（中田清次）
哥哥也应征，弟弟也应征，明天马也得应征。（奥川梦郎）
支那事变形势险，镇上后备老兵又应招。（小松已巳生）
出征士兵排成列，眼含热泪唱军歌。（安田章生）
妇女冒雨摇小旗，送走亲人上前线。 （小笠原信夫）
数量较多是描写战场情景、抒发战争体验、宣泄战争狂热的篇章，即所谓“战地咏”。如描写日军作战的和歌：
射击射击再射击，枪筒打红了，放在雪上降降温，接着再射击。（今村宪）
排山倒海气如虹，穷追猛打中国兵。 （铃木清太郎）
穷追不舍到江岸，敌兵跳到江里边，是死和活看不见（三田泠人）
生命今日就可舍，对准敌人只管射。（仲定之）
第四部分：日本的侵华诗歌侵华诗歌中的战争喧嚣（2）
这些和歌显然都出自侵华士兵之手。在“战地咏”中，还有不少诗歌反映了日军如何在中国烧杀抢掠。如炫耀屠杀中国军民的和歌：
今天杀人未过百，磨快刀剑待明日。（中勘助）
在支那几千人被杀，在我家庭院绽开了秋海棠花。（铃木四郎）
拔出刺刀来，从敌兵胃囊中带出的是小米粒。（香川进）
躲在树底下，伏击一敌兵，一枪打出去，敌人丧了命。（茂木忠雄）
扔出颗颗手榴弹，敌兵个个倒在前。（菰渊正雄）
反映放火的俳句：
匪贼就在此处藏，村落麦田都烧光。（长庐叶愁）
土民尚未逃光，放火烧光民房，屠宰生猪真忙。（伊东佑雄）
反映日军抢占民房、抢割中国农民的小麦、抢夺并屠宰中国农民的家畜的和歌：
支那的房屋真凄凉，士兵点着油灯话家常。（甘利英男）
士兵到城外，枪林弹雨下，慌忙割小麦。（小泉疲 �
士兵饥肠响，屠宰活家畜，权且当军粮。 （俵一郎）
也有反映日军“扫荡”的和歌，如：
白灰写的“扫荡济”三字在门边，行军途中随处见。（柴田达雄）
“扫荡济”，意思是“扫荡完毕”。可见日军扫荡过后，要在各户门上写上这三个字，表示此处已扫荡干净。扫荡完毕后，中国居民或死或逃，日军破门入室，俨然家主。如高泽圭一的一首诗：
我踢开门搜索房间，
书桌上
有墨，有笔，还有纸笺，
我拿起笔来看，
以前主人的手温尚存，
纸上的字飘出一股阴气。（下略）
有些诗歌是在日军攻占中国重要城市的时候写的。如诗人佐佐木信纲写了一首题为《南京陷落》的新体诗：
皇纪二千五百九十七年，
十二月十三日午后十一时二十分
大本营陆军报道部发表了公报：
“十三日傍晚，敌人的首都南京
被完全攻克”。
十四日早晨，我手里捧着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