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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丁玲女士》）丁玲一个人去见了胡也频的父亲。她告诉他，孩子不能带回福建。他同意了，但提出离开上海之前，能与孩子见上一面。然而，还不等这个愿望实现，福建就来了电报，说胡也频的母亲病重，胡父不等见到孙子就只得匆匆离去，也带去了深深的遗憾。
现在，她和孩子要离开上海了，家乡的亲人，家乡的气息，等待着她。
此时的长江一带正是战事频繁的时候，丁玲孤儿寡母千里奔波非常艰难，且时时有生命危险。沈从文不放心让她去冒这种险，他放弃自己的创作，决定陪伴她，护送她和儿子回家乡。为了一路上通行的方便，他们以“夫妻”的名义走上了返回故里的旅程。
姚蓬子证实了他们一同回湖南的事：“决定由沈从文作伴，将小频送回外婆那里去，藉口也频被繁忙的事务牵住身子，不能片刻离开上海。”（《我们的朋友丁玲》）沈从文许多作品总是给人以淡泊静远的印象，熟悉他的人，也常常看到他的性格中的平和。但是，自胡也频被捕以来，他的性格中的另一侧面便充分得以显示。
营救、探监，乃至此时决定护送母子千里远行，他似乎已变成了另一个人，那个与湘西古朴民风、与军人世家的特点更为吻合的人。能够使他这样的，只能是与胡、丁的友情，以及他做人的良知、热诚。而丁玲，此时也是以她真诚的友情接受沈从文伸出的援助的手。她需要他的帮助，同时，她也充分相信他，依靠他。
这是后来谁也不会否认、不会淡忘的友谊。丁玲80年代指责沈从文所写的《记丁玲》时，也仍然提到沈从文当年的侠义之举。
丁玲谈到这次远行：一九三一年二月，胡也频死难后，我先住在李达家里，后来搬到沈从文兄妹的宿处。四月初，向《东方杂志》郑振铎先生借了二百元钱做路费，由沈从文先生陪我回到了湖南。（《魍魉世界》）关于回家路费，沈从文的记述有所不同。他说：“那时她恰好得徐志摩先生为向中华书局卖了一本书，得了一点钱，又从邵洵美先生借了一笔钱，我又从朋友王际真先生处得到了一笔钱，因此商量着，为图一劳永逸计，不如就冒一次大险，两人把小孩子送回家乡……。”（《记丁玲》）沈从文的说法比较可信。但书稿通过徐志摩不是卖给中华书局，而应是新月书店。新月书店在1931年5月出版了丁玲的短篇小说集《一个人的诞生》，书中收入丁玲和胡也频的作品各两篇，但因为胡也频不能公开，便只署上丁玲的名字。
丁玲为这本书写的序，也证明了沈从文的说法，并且说是他帮助与新月书店联系的。在序中她说：原来《一九三○年春上海》在计划中一共是五篇，愿意集在一起，讲好归春秋书店出版，除《小说月报》已登载的二篇，和未曾登载的一篇，还有一篇未完，一篇刚开始，但是事变仓猝的看来，没有思虑的余地，便火剌剌地将手边所有的一些稿子凑拢来请从文卖给新月了，便成了这样的一部书。（《作者记》）丁玲和沈从文大约是在1931年4月左右踏上回乡之路的。离开上海之前，为了不让丁母见到没有胡也频同归而起疑心，沈从文和丁玲又以胡也频的名义写出七封信，交给沈的妹妹。嘱咐她在他们离开后，陆续寄给丁母。同时，还拟好三封电报，让按照秩序拍发。第一封电告动身时间，第二封祝贺到家快乐，第三封催丁玲回上海。他们所设计的一切，都是为了造成胡也频仍在人间的假象。
千里旅途是艰辛的。一路上，沈从文帮助丁玲照料孩子。他们走的路线是由上海坐船到汉口，再从汉口经洞庭湖到常德，差不多用了10天时间。
第二部分第12节 沈从文走了
路途上的困难，两人都不曾作过叙述。但仅仅在船靠常德之后，他们就遇到多次士兵的搜查，整个旅行就可以想象了。沈从文下面写到的情况，在出书时把后面几句删除了：从离船到进城，总计不到一百步远近，便受当地驻防兵士施行过六次严密的检查，先还以为他们防匪防共那么办事认真，后来知道他们注意的，还只是烟土同吗啡，以及私行贩运的军械。（《记丁玲女士》）回到丁玲家中，他们编造的谎言果然使丁母相信了。他们在常德住了三天。为了让母亲高兴，丁玲强忍痛苦，极力装着快乐的样子，做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子。
她像一个中学生一样把头发分开，穿上母亲喜欢的衣服。她还要沈从文吃饭时，尽量和母亲喝酒，有时甚至还故意发发小脾气，引得母亲的欢心。
三天间，沈从文一直担心丁玲会当着母亲的面，失去感情的控制，而暴露实情。
但丁玲自始至终表现得如在上海朋友面前一样镇静。当离开家乡后，她才告诉沈从文，
她一直想哭，但不敢哭出声，每天晚上都是用齿咬着被角哭。
按照他们事先的计划，提前写好的信和电报相继到了常德，这些信以胡也频的口气说，“姆妈，莫太自私，把女儿留下！快放冰之来上海，同我见见面，我们一别必需三两年方能见面，我走后，她回来陪姆妈的日子长！你再不放她出来，我真的不高兴了！”
丁玲的母亲相信了他们所说的一切，他们只在常德住了三天就启程回沪，把孩子留在丁母处。对于沈从文或丁玲，都可以把这次称作既短暂又漫长的旅行。两人都以各自的举动，闪现出他们灵魂或感情的光彩处。
“我们一切的安排，就正是不让那老年人知道那一家人所遭遇的真实的不幸！”
沈从文的这句话，可以说包含了他对胡也频遇害的态度，也包含着他对丁玲的友情。在晚年，如果他回忆起这次特殊的旅行，应该还会有苦涩和温馨混合一起的滋味。
回沪途中，他们在武昌停留了数日。由沈从文带着丁玲去武汉大学探访了在那里任教的陈西滢、凌叔华夫妇。
凌叔华回忆，他们来去匆匆，只在她家住了一天。她和丈夫曾陪他们在东湖浏览一番，第二天他们就上船了。她的印象中，丁玲的样子很憔悴，情绪也不高。在谈话中，大家都避免谈论令她不畅快的事情。沈从文则顺便打听了继续任教的可能性，结果自然失望。（1989年12月与本文作者的谈话）回到上海，本来沈从文曾答应去南京办一个刊物，想把它办成一个在精神方面具有独立性的刊物。但丁玲反对他这么做，认为他去南京不啻“与虎谋皮”。沈从文听从了丁玲的意见，放弃了原来的计划。
正在经济上开始遇到困难时，沈从文收到徐志摩来自北京的信。
自1925年以来，徐志摩成了沈从文的文学知音和支持者，是他最早在报刊上撰文高度评价沈从文的才气。随后几年间，除了《小说月报》外，《新月》以及新月书店，是沈从文发表作品的主要阵地。同时，因为沈从文的缘故，胡也频和丁玲的作品，也在《新月》或新月书店发表、出版。
徐志摩这次来信是邀请沈从文到北京。他在信中说：北京不是使人饿死的地方，若在上海已感到厌倦，尽管来北京好了。北京各处机关各个位置虽仿佛皆填满了人，地面也好像全是人，但你一来，就会有一个空处让你站。你那么一个人吃得几两米？难道谁还担心到你一来北京米就会涨价？（《记丁玲女士》）沈从文听从了徐志摩的建议，于5月中旬离开生活三年的上海，又回到了北京，丁玲则留在上海，仍和沈从文的妹妹住在一起。她以一种崭新的精神状态投入了胡也频未竟的事业。
沈从文走了。上海留在他的身后，他和胡也频、丁玲最美好的友情也留在他的身后。
沈从文到北京后，仍然关心着丁玲的现状。他走后，丁玲仍然和她的九妹住在一起。从丁玲和九妹的信中，从报刊上，他知道一些关于她参加政治活动的消息。
这时，沈从文正继续着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时开始的对张兆和的追求。在一封情书中，沈从文提到了丁玲最近在中国公学的一次演讲：听说到过你们学校演讲，不知说了些什么话，我是同她顶熟的一个人，我想她一定同我初次上台差不多，除了红脸不会有更好的印象留给学生。（《新费邮存底》）丁玲的这次演讲，是在1931年5月28日，她和当时左联另一位作家韩侍桁，应中国公学青白文艺社邀请前来，6月8日出版的《文艺新闻》第13期，发表了记者罗菲关于丁玲演讲的记录稿，沈从文可能就是从这里得知的。
丁玲演讲的题目是《死人的意志难道不在大家身上吗？》。她谈到了胡也频的死，谈到她对他的死、对小报关于她的谣言的态度。
死的原不只是一个好朋友；不过一个人与丁玲生活很接近，而大家只为是这一个人，而发生趣味；同时也以为一个人的死，只关系一个人，小报的造谣，说是无别人来追随死者的志趣；假如是同情这一个或许宝贵！但他们的态度可以找一点证据；大概他们以为哭，或比哭更无聊些。有人说：死去了一个朋友，仿佛丁玲应该努力；也有人对我有善意的勉励。但死人的意志，只在一个人身上吗？难道不在大家身上吗？
丁玲四处演讲，曾使沈从文为之担忧。他不主张她这样做，甚至认为，她的演讲的激烈，将来有可能累及邀请她的学生们。同时，他觉得丁玲的习惯并不适宜演讲，“她喜欢的是二三知己毫无拘束的谈天。一切应对皆浸透了亲昵与坦白，且许可随随便便的，继续不一的谈下去。”尽管如此，他依然认为，人们可以越过她所不擅长的演讲形式的樊篱，从中看到丁玲富于感情的气质，从那些表达得并不流畅并不动人的话语里，体会到她所蕴藏的一颗“对于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