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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学的时候我来到了天津市，这是一个陌生的、并不为我所喜欢的世界，尽
管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决不会低于前3 名，仍然为天津市的一些学生瞧不起，他们
嘲笑我的衣服，嘲笑我说话时的土腔土调，好像由我当班主席是他们的耻辱。我在
前面喊口令，他们在下面起哄。我受过各样的侮辱，后来实在忍无可忍，拼死命打
过架，胸中的恶气总算吐出来了，但是把“班委”的职务也打飞了。我似乎朦朦胧
胧认识到人生的复杂，要想站得直，喘气顺畅，就得争，就得斗，除暴才能安良。
1958 年初学校开展“整团运动”，两个和我无冤无仇的好学生又“咬”了我一口，
使我成了全校团员重点帮助的对象。在这前的几个月，我很崇敬的一位老师，突然
被打成了右派。她是在我们学校被我们这些学生认为很有学问的教导主任。她有一
条“罪行”就是向学生灌输名利思想，宣扬一本书主义。我私下曾对那两个好学生
说：“丁玲的一本书主义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曹雪芹不就是写了一本《红楼梦》吗？
中国的作家那么多，每人要都写一本像《水游》、《三国》、《红楼梦》那样
的书也不错，中国就有很多好书可看了。”中毒极深，印证了那个倒霉的教导主任
毒害青年学生的罪行之大。这便成了我的错误之一。后来，有两个同学跑到团总支
告了我一状。团总支召开全体团员大会把我批了一通。我的错误之二：不服从分配
（保送我上师范学校不去），成天看小说，而且不加选择，什么《家》、《春》、
《秋》、《红与黑》、《复活》全看。那两个好学生以前查过我的借书证，而且问
过我有什么感想，我毫不警觉，大概还胡说八道一通。我说过就忘了，人家可都经
过集中概括记在了小本子上。把这两条加以演绎，我的错误简单概括为：“受名利
思想影响很深，想当作家。”根据“想当作家”这一条再加以演绎，在会上就出现
了这样的批判词：“……
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的模样，还想当作家！我们班40 个同学如果将来都成为
作家，他当然也就是作家了；如果只能有39 个作家，也不会有他的份！”后来，
我的班主席的职务被扒掉了，调到另一个班只挂个团分支委员的名。从此我的一言
一行都受到那些好学生的监视。我到图书馆借了本书，第二天团总支的老师就知道
了，那个告状的同学在会上批我：“蒋子龙专看巴金的《家》，他还说很欣赏。”
当时，真把我气坏了。我还没有走上社会，却已经感到了社会上人与入之间关系的
复杂，做人的艰难。其实，当时我的志愿是想当一个机器匠。我是靠哥哥的工资上
学的，生活很困难，要不是他的阻拦，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就去工厂当学徒了。我
上初中时作文是很一般的，十几门功课大都是五分，唯有作文，多数是四分，得五
分的时候很少。
我仍然没有改掉老毛病：喜欢看小说，却不喜欢作文。他们把“想当作家”这
顶不属于我的帽子扣到我头上，然后造了很多的谣言，对我加以讽刺和挖苦。已经
毕业，大家即将四分五散，我已无法报复。而且一个人对一场运动又怎能施以报复
呢？一口恶气出不来，吐血了，没有任何症候的吐血，大口吐过之后，就改为经常
的痰里带血。在那段时间里，我差点没被气疯，得了肺结核。但因为害怕影响毕业
分配，不敢去医院检查，不敢告诉家里，更不愿让那些幸灾乐祸的人知道了去弹冠
相庆。我瞒住了自己的病，没吃一片药，没吃一口营养饭。拼命看小说，一没有人
就写稿子，甚至有时在上自习课的时候，也以写作业为幌子，偷偷在练习本上写小
说；有时一个人躲到铁道外边的林场深处，偷偷地写稿子，一天一篇，两天一篇，
不断地投给报社和杂志，希望能登出一篇，为自己争口气。他们把我骂得一钱不值，
我本来就没想当作家，现在却非当不可了。就是成不了“家”，哪怕发表一篇作品，
我就是要做出个样子来叫他们看，也气气那些人！我写了不少稿子，在寄走时都注
明：要用就用，不用千万别退稿。我怕透漏风声，又被人抓住辫子。所有寄走的稿
子都石沉大海，一篇也没登出来。事实证明自己的确不是当作家的材料，而且还深
深地悟出了一个“道理”：不管什么书都不要轻易批判，你说他写的不好，你恐怕
连比他更差的书也写不出来。同时，我明白了，自己的确不是当作家的材料，丁玲
的一本书主义真对，写一篇都这么难，何况写一本书呢！但是，我和文学却从此结
下了不解之缘。
对文学的第一次冲击惨败之后，初中毕业我死心塌地地进了天津重型机器厂技
工学校，这是国家的重点企业。厂长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在《新名词词典》伟人栏
里有他的照片和一整页的说明。工厂的规模宏伟巨大，条件是现代化的，比我参观
过的拖拉机制造学校强100 倍。真是歪打正着，我如鱼得水，一头扎进了技术里。
想不到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天生是个当工人的材料，对做工有特殊的感情，对机器
设备和操作技术有着特殊的兴趣和敏感，两年以后学徒还没出师就当上了生产组长。
师傅断言我手巧心灵，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大工匠（就是八级工），但是必须克服
爱看闲书、爱看戏的毛病。
一个学徒工竟花两元钱买票去看梅兰芳，太不应该。我热爱自己的专业，并很
高兴为它干一辈子，从不再想写作的事，心里的伤口也在渐渐愈合，吐血的现象早
就止住了，到工厂医院照相只得了四个字的结论：左肺钙化。但也留下一个毛病：
生活中不能没有小说，每天回到宿舍不管多晚多累，也要看上一会儿书。当时我自
己也知道，这种对文学的兴趣很可能要拉我的后腿，闹不好会鸡飞蛋打。当时我没
听他的话，我不想给自己的将来算命，但是到以后想起来，师傅的话非常有道理，
很有远见。要搞文学，哪怕是个业余文学爱好者，也要付出一定代价。而我认为，
这些代价，这些生活上的种种磨难，对像我这样一个缺乏才气的，脑子比较笨而又
想搞写作的人来说，似乎是不可少的。我所以能够写出点东西（且不管这些东西能
不能进文学的大雅之堂），完全是靠生活的推动。我下的是笨功夫，用的是笨办法。
高超的技巧，我至今也没学会几手。这是我致命的弱点，我现在正努力克服它。当
然，一生都很顺顺当当的风流才子，也是有的。那是另一种作家类型，跟我无关，
不敢妄诙。
4。走上文学之路
1960 年，正当我意气风发，在工厂干得十分带劲的时候，我应征入伍了。
从工厂参军来到部队，当的又是技术兵。丢掉自己心爱的专长未免可惜，一想
到进部队后能走南闯北，开阔眼界，便毅然穿上了水兵服。但当水兵没有下水，是
旱鸭子，考上了海军制图训练学校，毕业后搞制图。眼界果然大开，我一下子看到
了整个世界。世界的地理概况是什么样子，各个国家主要港口的情况我都了解，我
甚至亲手描绘过这些港口。我从农村到城市，由城市进工厂，从工厂到部队，经过
“三级跳”把工农兵全干过来了。
我们的工作技术性很强，当时我是个班长，业务压力很大，没有时间看小说了。
资料室里只有技术书，没有文学书籍，实在把我憋坏了。有一次晚上看完电影《达
吉和她的父亲》，回到作业室，我忍不住在技术笔记的封底上写了几句感想，被副
大队长看见，叫我站起来挨了好一顿训。我的班在考核时从理论到实践，人人都
“是五分，满堂红。还出了一个标兵。政办室（政治工作办公室）叫我写一个材料，
没想到几天后这个材料在报纸上登出来了。
政治干事叫我写这个材料的时候，并没有提是给报社写稿。我真是大喜过望，
觉得发表作品一点也不难，这不是不知不觉就登出来了吗？过两回，领导可能是从
锉子里选将军，居然认为我还能“写两下子”，叫我为大队的宣传队编节目小话剧、
相声、快板、歌词等等，无所不写。有时打下了敌人的U2高空侦察机，为了给部队
庆贺，在一两天的时间里就得要凑出一台节目。以后想来，给宣传队写节目，对我
来说等于是文学练兵。写节目必须要了解观众的情绪，节目要通俗易懂，明快上口，
还要能感染人，而且十八般兵器哪一样都得会一点。这锻炼了我的语言表达能力，
逼我必须去寻求新的打动人心的艺术效果，节目才能成功。
文艺宣传队的成功给了我巨大的启示。元帅、将军们的接见，部队领导的表扬，
观众热烈的掌声，演员一次次返场、一次次谢幕，这一切都使我得意，使我陶醉，
但并未使我震动，并未改变我对文艺的根本看法。我把编排文艺节目当成临时差使，
本行还是干制图。就像进工厂以后爱上了机器行业就再也不想当作家一样，我把制
图当成了自己的根本大业，搞宣传队不过是玩玩闹闹。而且调我去搞宣传队，部队
领导的意见就不一致，负责政工的政委点名要调，负责业务的队长坚决反对。我所
在部队是个业务单位，当时正值全军大练兵、大比武，技术好是相当吃香的。我在
业务上当然是顶得起来时，而且已升任代组长（组相当于步兵的排一级单位），负
责全组的业务工作。如果长期不务正业，得罪了握有实权的业务领导，就会影响自
己的提升。
业务单位的宣传队是一个毁人的单位，获虚名而得实祸，管你的不爱你，爱你
的管不着你，入党提干全没有份。但是，有一次给农村演出，当进行到“诗表演”
的时候，有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