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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件事去做些什么和怎样去做。这时，格雷厄姆内心深处的那种矛盾心情又会冒出来，显得疑虑重重。于是，他又总是说，《华盛顿邮报》还不准备办为《纽约时报》，它需要更强的地方性报道；《华盛顿邮报》应该报道华盛顿，报道亚历山德里亚（Alexandria）、阿灵顿（Arlington）和马里兰（Maryland）。其理由是《明星报》凭借它的地方新闻力量，在过去总是取得胜利。他说，“我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服华盛顿，你们不要想到成为国家大报是一件太遥远的事情。”他渴望着赖斯顿民族威望的最高象征，同时他又对赖斯顿采取谨慎的态度。也许，他是过快地尝试着和《纽约时报》展开竞争了。
格雷厄姆的聘任是如此的含混不清，这使赖斯顿感到有些心绪不宁。他喜欢格雷厄姆，敬重他的政治嗅觉，但他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实际情况，那就是格雷厄姆仍是一个典型的机灵而又诡诈的人。他想在会上正式提出这件事。但是，以阿道夫•；奥克斯和阿瑟•；苏兹贝格乃至尤金•；迈耶这些局外人的眼光来看，事情还没到足以使他那样去干的程度，他们在等待事情的结局。赖斯顿已经感到十分烦躁了。他是一位虔诚的加尔文教徒，像报社内的大多数同事一样，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对这份报纸怀着一份感激之情，因为毕竟是这份报纸把他从以前那种为发行人干些下等差事，还要不时地去奉承那些被发行人所喜爱的政客的恶劣情形中解脱出来。他感到吃惊的是，如果他的发行人在这个舞台上是一位并不那么神秘的表演者的话，他是否能够真正地成为那种他想要担当的总编辑呢？这个问题给他带来了许多的烦恼。赖斯顿只得去找他的朋友李普曼征求意见。这个哲人的朋友们都知道，李普曼有两个形象：一个形象是在他的政治专栏里出现，这个形象严肃、抽象、时常是理论化的、在任何事情上都显得太理论化，这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远离尘世的李普曼；而他的另一个形象则表现出精明、尖刻、实用主义，是个几乎在任何特定情况下都能够异常冷静地测度官僚主义的事情发生的可能性的李普曼。李普曼力劝赖斯顿回绝格雷厄姆的聘任。其理由不仅仅是格雷厄姆这个发行人是个神经质的人——在有关旧《纽约世界报》的事情上他看到了太多的危险把戏。而且他并不认为《华盛顿邮报》具有赖斯顿所希望的那些资源。李普曼说，唯有《纽约时报》才具备资源、金钱、声望、驻外记者和像赖斯顿需要的那种人的那种学术协会性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纽约时报》需要他赖斯顿。总而言之，李普曼完全反对赖斯顿到《华盛顿邮报》去。他了解格雷厄姆，了解这座城市，他警告赖斯顿：菲尔•；格雷厄姆至今也没打算要去出版一份像赖斯顿所希望的那样一份报纸。此外，他感到格雷厄姆这个人内心的冲突太多，虽然格雷厄姆有些迷人，但他是一个新闻报纸发行人的同时，又是一个政客。于是，赖斯顿最终又一次地驳回了格雷厄姆的提议。赖斯顿已经浑身太多《纽约时报》气息了，在那里，他过得非常舒心，《纽约时报》已经给予了他所想要的一切，而且是在他正值年轻有为的时候。无论是处于一种何等气派的绅士风度，也无论是出于一个多么高尚的原因，他都不能够离开这份已经造就了他的报纸而去跟它竞争。也许，他在以后的岁月里意识到，他当时那样做是对的，如果他在那时要去试着很快地把《华盛顿邮报》办成一份国际性的大报，其结果反而会伤害了那份报纸。这样，《华盛顿邮报》不得不等待一位更为年轻的人去担任总编辑。然而，其人看上去似乎更加有点像个无赖之徒。
第二部摄影机时代：CBS（一）
1948年是无线电转播政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年；到1952年一切都已开始改观。摄像机开始出现，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它们尚处萌芽状态，却已连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全国性电视网。不过1952年只是分水岭；这一年民主党和共和党仍然能够自己决定大会的礼仪和规则；但是到了1956年这种做法已成了过去。全国性的政党提名大会如不征求广播公司的意见就无法做出任何符合播放逻辑的决定，这两方面陷入了一种共生关系，据说这对双方都有裨益。1952年这方面的规章尚在建立中。当时一位名叫理查德•；尼克松的加利福尼亚州年轻参议员由共和党提名为副总统，大群大群的记者把他围得水泄不通，都争着想抢到头条新闻，唐•；休伊特（Don Hewitt）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室的制片人，他突然心生一计，告诉采访记者把他的受话听筒拿去给尼克松，好让广播室里的克朗凯特和默罗能跟尼克松直接通话。尼克松自然愿意跟他们和整个国家谈话，就这样当新闻界记者等得心急火燎时——他们只能听到回答，不能听到提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却一声不响地劫走了这条独家新闻。
伟大的电视原型产生了
正是这位休伊特，这位在电视方面具有非凡想象力的人（照他朋友的话来说，他是位天生的电视制作人，或生来的纽约《每日新闻》编辑室主任），一天早晨，在去那次提名大会会堂的路上，偶然走进了当地一家不怎么干净的低级餐馆吃早饭。当时他正考虑着怎样分辨出会场的人这个问题而不得其解。摄像机在抢摄各位重要代表时毕竟是在不停地转动，而制片人却想在不中断克朗凯特解说的情况下分辨出显要人物。休伊特正和他的同事佩里•；沃尔夫（Perry Wolff）讨论这个难题，即怎样把摄像机跟解说员配合起来时，休伊特突然注意到了一块用活动字母公布当日食品的布告牌，牌上标出牛肉三明治三十五美分，羹汤二十美分。
女招待问：“你要什么？”
休伊特说：“那块牌子。”他花二十美元把它买了下来。这样电视又诞生了一个主要产品——这一配套对电视屏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眼下正是这类政党代表大会，它正处于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大会在芝加哥的圆形剧场召开而不会在芝加哥运动场举行，因为前者更上电视。一般公民可能还没有电视机，但是在不少的家庭或者酒吧聚集着看电视的人群。出席大会的代表就座时发现有一些小纸条，请求他们不要在座位上看报纸，因为当一位举足轻重的民主党人作重要讲话时，摄像机也许正对着他们，从而使所有的民主党人看上去都十分可笑。
虽然两家的大会都愿意做出上述变化，但是在开始时却未能感觉到电视的绝对威力，当政治家们感受到电视的力量时，他们立即不断对广播公司施加压力，以使其屈从于他们的意愿。没有人比1952年负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队的西格•；米克尔森更清楚这点了。他迷上了这项工作。他认为这项工作自由自在，棒极了，干事不用看上司的脸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四年后，也就是1956年，当他回去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那倒不是他已不再负责。唯一的原因是那儿多了三个公司级行政上司：斯坦顿，公司总经理，驻华盛顿副总经理和法律副总经理。对米克尔森来说，这意味着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人监视他，事后询问干事的理由、动机，盘问不可避免会磨掉记者的勇气——并让一位编辑对他的生性东猜西猜。1956年末，米克尔森的经历是广播事业的重大变化之一，电视新闻的驱动力再也不是纯粹的卓越，不是在质量上和时间上超过其他两个广播公司的驱动力，当然卓越并非完全无关紧要。现在的驱力仍然是旧有的驱动力，不过融进了对新闻含义的意识，对一篇争论性报道在上层可能引起的反应的意识。一种对每篇报道反应量的认识。这种宣传媒介力量太大了，不能任其自然发展。
1952年电视第一次深刻地影响了两党全国代表大会候选人的选择，因此间接影响了政党中的主流派控制各自组织的能力。民主党人埃斯蒂斯•；基福弗在电视转播的听证会上论述有关犯罪问题而一举成了国家的著名人物。尽管当时广大知识分子并未察觉，但他确是一个靠不住的电视上的好人儿，他的相貌算不得漂亮却给人信赖感，既不过急也不巧辩，与其说他伶俐或者虚华倒不如说他诚实。他的仪态是一位要在华盛顿的都市人群中保持自尊的乡下人的模样。当然真实情况却迥然不同。基福弗是个很老于世故的人，他毕业于耶鲁法律学院，具有惊人的控制自我的能力和有意识地把自己作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投入到千家万户的才能。他的朋友、《采访者报》的编辑和发行人马克斯•；阿斯科利（Max Ascoli）说：“一生中我遇到过成千上万假装斯文的人，然而埃斯蒂斯则是第一位自诩低能的人。”党的官员们已对他对有关赌博和有组织的犯罪的调查感到不快，这些调查接二连三地使大都市的民主党行政机构陷入窘境，而民主党的领导仅仅以此为据出来向他挑战。再有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政治性抽样调查很快就勾画出了杜鲁门的弱点，从而将杜鲁门变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敌手。
但是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说基福弗通过竞选总统也抨击了现存的政治结构，并凭着直觉利用电视这个宣传媒介越过政党机器直接通达公众，他进入了新的权力基础，这条新的线路。他为削减政党机构建立了一幅图案。过去，党的官员们决定候选人的选择（除非像罗斯福那种情况，一位在任总统决意迫使他们就范）；当然他们考虑了地区的平衡和种族的构成，不过那是他们在旅馆房间里按照他们的方式做出的他们的抉择。那一切正在迅速地改变，基福弗从他们的前头越过。电视给了他政党机器不愿意给的接近公众和亮相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