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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主动采取被动的身体里充满了活力！”多夫认真地又修改了一遍：“现在你让自己的身体处于被动状态，取而代之所谓有意识的主动被动状态。当你用这个方法进入矛盾状态的时候，就好了。”
“不到明天就会变回来的。”
多夫像艾尔戴德似的耸耸肩膀。
“我一直都告诉他们，把新手练残了不会有任何好处。好了，你无论如何先去工作，这是最重要的。别再抱怨了！”
“我不想要这副有气无力疲惫不堪的样子。”
“会好的，你能克服这些。只是可惜了。”
“可惜什么？”
“可惜你的伪装也会被克服掉。”
1999年5月17日：巴拉克当选总理。
1999年5月18日：Kiryat Shmona市和Galilee北部地区遭49枚喀秋莎火箭炮袭击。
每次执行完任务，我都尽快赶到以色列境外，利用假期练习Krav Maga。有时候这种空间转换实在是太快了，头天晚上还在和那些愚蠢的疯子们一起巡逻，第二天已经经过数小时飞行后径直到达训练厅。那份心力交瘁就不用提了。我必须竭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调整心态，把侵犯性和神经质隐藏起来，从野蛮的游击队员变成修养良好的西方学员。有时候还会碰到这种情况：几小时前我刚刚杀完人，转眼面对的就是训练搭档，而对他的进攻只是模拟。我觉得即使把每一个动作都减掉十分力道，我仍然充满了暴力倾向，对那个可怜的家伙出手过重。另一方面，我又不能每一个动作都有所保留，否则就会马上重新退回到被动，而那可是我一心要脱离的状态。
基地的头头们很不高兴。对于被认定为“相悖训练”的Krav Maga，他们没什么好感。上面没有直接找我谈话，而是寄来一份长达五页的清单，上面全是我训练中这样那样没有达标的地方，并点明是因为我把太多的时间花在了“外面的”活动上，其实就是说Krav。他们认为我可以进行自己喜欢的训练项目，前提是不能对他们的训练不利。否则两种不同的方式会互相冲撞。多夫在用实力说话和家长制作风之间玩平衡，他知道我不吃后一套。他不指望能给我灌输作战技能，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很宝贝对我却形同废物。由于承受的压力很大，我和小兵蛋子对抗的时候没占到上风。在多夫眼里，这却正好是个消遣我的机会：“用体能训练来转变思想。”我告诉他，因为练习Krav Maga，我早就做到“用体能训练来转变思想”了，可他对我说的话充耳不闻。两个人又回到最开始的状态。
有天上午我们进行了耐力和熬刑练习，我表现得退步很大。真他妈的……连续两天我被这样考验来那样考验去，我觉得自己都不是人了，而是一个什么质量不错的东西。
休养了几天后，我赶快去补练Krav Maga。一天下午，训练课快结束的时候，教练看见我在为自己习惯性脱臼的肩膀复位，于是建议我作些恢复练习。我永远不会忘记下面这句话，用世界上最自然的语气说出来，却如此意义不同寻常：“你得做些准备活动。这样，你会少些痛苦。”
我看着他，怔怔地。“少些痛苦”？为什么要少些痛苦？忍受痛苦是“正常的”。只要达到目的，无所谓痛苦。这就是这么多年里我从未有权多想，也不曾想过的教导。我只要“依此而行”就可以了。可现在有个人，一个完全谈不上娇气的人，在他的专业范围内主动重视了这个问题。他的意思是，我们也有权利想办法“少些痛苦”吗？这真是一个全新的充满魔力的再好不过的想法。
我受的震动太大，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满怀困惑，一路仔细回味这一直被我视为有私心多算计的想法。
什么是打手？就是打断人家手的人。所以我的头头们全都是打手，这众人皆知，因为他们打断了我的脚。不如说是脚趾头。说实话，我真希望它们没有断掉。如果我的右脚当时能挪开一小点，如果他不那么激动，如果他丢了那根紫红色的棍子，如果他站到右边，并且如果我能靠在上面，就能确保脚不断了。
而现在除了对着他们大发雷霆就无计可施了，当那个疯子教官问是否可以使出全力的时候，我听到我的指挥官回答说“可以”，并补充了一句世界上最严肃的话：“不用担心，就算你把腿打断了，也是为她好，因为接下来几个星期她就不会再练什么愚蠢可笑的Krav了，而是干点正经事。”
在我和一个头头谈话的时候，他用另一种方式证实了我不太清晰的记忆。
“如果必须用那样的方式来让你停止Krav练习，也不算糟糕，”在得出结论之前他先做了一个评判，“打了石膏，你在执行任务期间干蠢事的危险性就小了，伪装也更牢靠。”
他是认真的。我没有打爆他的脸。我首先想到的是远远避开他们一段时间。
我的态度变化让我自己很惊讶。换在从前，我可能为断脚伤心一阵子也就完了！可现在，事情变得重大起来。几乎是严重。我和Krav教练说了这种惊讶的感觉。他看着我，有点发窘，然后迟疑地含糊不清地嘟囔了一句：“不过……生活就是这样！”
我再一次带着满脑子疑问离开了训练厅。什么“生活就是这样”？最终我也没想明白。
几个月过去，我对自己的身体重新有了一种依恋和喜爱，身体机能现在大有长进，因为它不再是被动的牺牲品，而是求生过程中的主宰。光从说话的表达方式中我就发现了变化：从说“进行防卫”，到“护身”，最后变成保护“我自己”。可能进步表现出来很细微，但对我已经是极大的成果。训练由此又成了问题，自我调整尤其困难。我的生活除了痛苦再没有其他：从里到外，从精神到身体，都很难受。
1999年12月21…23日：以色列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停火，允许真主党运回他们余下的战士尸体。
2000年6月10日：叙利亚总统哈菲兹－艾尔－阿萨德去世。其儿子巴夏尔未经选举程序继任。
当我重返叙利亚这个数月前曾经发誓要永远离开的地方，感受难以言表。又看到那些身穿制服的人了，就在离我一米之遥的地方晃悠，心里除了微微刺痛以外也没其他。当我说到心脏，我就必须聊聊胃啊肩啊，肘关节啊，第一第二根肋骨啊，不知所云。我已经忘了过去，这是件好事。所以我什么也不提起。
一个同事已经帮我打好前站。他确定了几个可以做联络员的人选，我则负责最后甄别，因为要和他们一起工作的是我。如果可能的话，我必须和他们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同事是个疑心颇重的人，如果他说找到了上上人选，我就可以闭着眼睛去见面了。
在这些地区旅行，不经历几次盘查目睹几次逮人几乎不太可能。我一共遭遇了十六次盘查，看到九次抓人场面。当兵的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张。误伤越来越多。莫名其妙的抓捕令人恐惧，因为他们完全没有章法可言。一个农民摔一跤，身子自然弯了下去，那些士兵怕他是要掏武器，一枪将他打死。还有个人被吓坏了，士兵叫他往前走他却向后退，也被当场崩掉。
士兵的神经质有他们的原因：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游行变成了骚乱。马路上一片狂热，很难看见一个举止含蓄的人。那些不愿意参加游行的都被定性为叛徒。我不断被盘查的或者游行的人堵住，最后干脆从野地里穿过去，这才得以喘口气。到达约人见面的那个村子时，我整整迟到了两个小时。这也有好处，如果等我的人不够诚意，那就早打退堂鼓了。
这个小村也被骚乱波及了，甚至有过之：狂热的人群，到处打砸，点火，喊口号……我一眼看见了要找的人，就在八十米开外。他也看见了我，冲我这边走过来。我确认了一下，没有人监视。一个领队冲着麦克风声嘶力竭地喊叫了一句，我听清了，是要所有人都齐颂经书。我那个未来的联络员没有开口，还在拨开人群往前走。一个情绪激昂的年轻人叫住他。他必须加入进去才行。可这个傻瓜不吃这一套，他转过身去，脸上挂着明显的怒气。
事态发展太快了。又一个人上来将他一把推倒在地，而他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惹恼了这些人，他们向他扑了过去。我冲进正在殴斗的人群中间，用身子挡开一些拳脚，总算把这些疯子推开了一点。他们没有把攻击目标转向我已经是万幸了。我把这种场合当成了实地演习。根据他们的位置和我自己所处的形势，我对Krav Maga的理解一次比一次好。我甚至能够避开一击。真是头条新闻！我第一次达到了这种效果……一分钟过去，他们不再死缠烂打，退开散去。我的联络员失去了知觉，而他们的愤怒也消退了。
我把他到一个角落。这下我才发现他已经死了：颅骨被打碎了。可是我过去得已经很迅速了，在我没有干预之前他哪怕能站住四五秒钟也不会如此。
我现在没了联络人，手上还抱着一个死人。他的朋友得知死讯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很可能不愿意再和我们合作。不告发我已经是件幸福的事情。我想了想后告诉自己，不管怎样他死得还是像个英雄。他不该躺在水沟里，他值得得到更好的对待。我于是冒险将尸体运回到他家中。
我的决定是对的，因为我很了解那些和他一样刚强的人。他们很欣赏我举动里那种不顾一切的劲儿，以后肯定会死心塌地做我的联络人。我发现这片地区很平静，并且找到了我想要的东西。位置非常理想：我可以毫无困难地在这里住宿和外出；另外，这块有一个二级数据服务站，它的功能级别足以让我进入一些重要的数据库。我使用的技术也正好相配。从这方面来看，十全十美。就这样，同样性质的长期旅行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