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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也还是老问题：要在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里生存下来。形势真真是越来越严峻。一切都快速变化，是在是太快。四分之一个动作就已经足够定下生死，不是对付那些没脑子的士兵，就是那些赫斯底理的疯子，每个人都随时准备控告或举报自己的邻居。我觉得自己像是被一些大喊大叫的疯人围在中间并大打出手。没有十分之一秒钟可以喘气或是思考。
多夫认为，在被人群围攻的时候是自行解围是不可能的。他很赞同在必要的时候，由Krav Maga高手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不过我自己比较好地消除了脑子里这种念头。
我新近安装的东西截到了一些数据资料，通过对它们的分析回收到了不少情报，成效比预想的还要来得早。就昨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在家安安静静呆着的时候，一个试图进入以色列境内的游击队员被抓了，他专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恐怖分子训练营传递消息。他的几个联络人也同时被传讯。据说他们一直用电台联系。他并不是那个最机灵的人，但我对此不能肯定。
对他们的审讯有一些效果，所以我那些头头们都很高兴。他们算盘打得很好，拟了几个最荒诞的计划。对那些和我相关的部分，我都做了最坏的估计。
指挥官宣布：“这下你可以经常无惊无险地回来了，呆足够长的时间。”
还是老一套，一切都被那一大堆屁股不曾离开扶手椅的人有条不紊地分析好了。而操作的人却要冒着极大的危险。那边那些狂热的家伙未必就吃我们摆好的诱饵，轻易上钩。
“你养成了‘逃避或者怀疑’的习惯。可每一次都成了，对不对？”
总是这套，“成了或者砸了”。如果成了，还禁止抗议。说什么“危险估算”。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联合起来害我，他们已经什么都决定好了安排好了。我一句话也不能说。我讨厌这种纸上谈兵，可是如果想要国家尽可能减少几个敌人，这些一成不变的东西又是实用的。
有时候，我对头头们的抗拒和对他们所作所为的终极目标的认同是脱节的，这让我处在一个很难受的处境。最后管他呢，反正我现在已经没剩下多少自我意识了。
第九章 伊朗的死亡游戏
1999年6月24日：近六十枚喀秋莎导弹向Kiryat Shmona市和加利利地区西北部发射，两死，三十七伤，损失惨重。
作为还击，以色列空军轰炸了黎巴嫩地面设施。
我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多地把信息收集给以色列：一些名字、地点和日期。另外有支队伍负责把这些碎片给串起来。有时候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提供的信息是些什么，因为都直接通过我事先设置的技术系统给传走了。
指挥官声称：“知道的越少，对你越好。”
他这么关心我真是好心，不过他最好明白，让我知道自己身处什么马蜂窝可能更有用。难得开一次情报会。不管怎么样，我必须认真看待他们透露的一些关键：情报常常被“歪曲”。当我发现了这个问题时，他们解释说：“如果你哪天垮了，还需要保证我们不会完全输掉。”
要搞清楚阵营的奥妙，并不需要和我的“情报分析员”同事们一样变成情报专家。在黎巴嫩，我每走一步都会和叙利亚间谍不期而遇。在真主党那边，我们定期接待伊朗谍报员的来访。而在伊朗，在任何一个角落我都能碰上的是俄国人。我原来也知道他们在提供援助和武器，但是没有像现在这样深信不疑。
在国际反恐的原则下，美国和俄国签署了一项协议，期望依靠这一纸约束，在1999年底之前中止对德黑兰方面的军火出售和“技术支持”。更有理由看看事情如果进展了。
我在真主党分部的时候，那儿的指挥官很盼着我能施展本事搞来大笔钱，好让他们在那些看不起人的出资人面前，也能捍卫捍卫“实际操作人”的立场。德黑兰为真主党提供军火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俄国武装伊朗也同样不是秘密。总而言之，他们的交易途径奇特得很，以至于在真主党潜伏期间我曾亲眼看到，由伊朗提供、美国制造的反坦克导弹，竟然是两伊开战时候伊朗从以色列购进，而以色列又是直接从美国人那里得到的支持……
对我来说，这些就像我所处的环境一样，完全陌生。我得好好研究俄国，补充一些常识。倒不是为了装成本地人，否则有些肤浅的了解也就够了，而且我一直有意保留着欧罗巴口音，这样我更有吸引力。我开始选修补充课程，“苏联政治”，然后是现在的“俄罗斯”。为了这个目的，我还加入了一个“老人”小团体，他们给我传授一些经验之谈。在这些人里面有一个叫扎克的，反俄表现突出。他给我展现了俄国地理政治形势的全景。
我很受震动，对他说：“听你这么一讲，在冷战那些年人们是完全相信共产主义教义的。”
“看来你不相信我说的。那里的共产主义现在也没有消失，秘密地不受关注地继续存在，那些都是没有法律可言的地方，没有西方人敢去！”
“你真是彻彻底底的妄想症，”他一个同事很粗暴地说：“你看过去遍地都是俄国人！”
扎克卖力地阐述自己的看法。我们静静地听着。我相信他所说的一切接近真相。在场的头头们始终一言不发，表情严肃。
没人公开附和他。也没有人反驳。接下来几个星期，扎克因为“健康原因”带薪休假了。公开的说法，是他被严重的妄想强迫症所困扰。一些私下传言则说，他的言论有人不喜欢。这再一次清楚地向我们表明：高层考虑什么，我们不需要知道。我们就是棋子，理解能力和思考能力有限。我们可以关心的，以前苏联为界线，“到此止步”。
2000年7月随着军火交易升温，我被带进了伊朗上流社会的圈子，置身于顶级豪富之中。这些人有一个特殊的识别标志：手里成天拿一根高尔夫球棍四处炫耀，这和别人戴劳力士表或者穿耐克鞋异曲同工。他们乐得迈着懒散的步子四处溜达，屁股后面跟一帮球童，看起来就像奴隶，时不时挨上几棍。干别的纯属多余，拿上球棍就足够了。草坪供乡村俱乐部使用，而运动嘛，说实话只有聊聊无几的游客对它感兴趣。附庸风雅和奢侈在全世界都一个样。草场对于沙漠地区显得过于奢侈了。如此多的水用来养一片草坪，却不能用来养牛养羊……可没人在乎。
我们到这里来算不上潜入。当地警察对以色列特工早已司空见惯。不过一旦被指控有罪而不幸被捕，那就有判死刑的可能。这种事情是有的，虽然很少公之于众。一般情况下，外界知道的几次审判只不过是替死鬼，目的在于警告或者报复那些已经成功逃脱的真间谍。
间谍案并不归警方管。以美国人的说法，由“政府探员”负责调查和“审问”。一个人，不管你是真的有罪，还是只有嫌疑或者完全无辜，其经历都一个样：绑架，也就是说先被药物迷倒，然后带到别处关押两三天，强行审问之后再被迷昏。等到醒来，已经身处旷野或者垃圾堆里。然后他恢复神智，步履艰难地去医院，回旅馆，找朋友……而这些都肯定被人跟踪，从他一举一动所得到的信息比审讯时还要丰富。
交待这些背景情况的时候，我的头头们只说起“偶尔发生的绑架”，没什么大不了，“当然，会有审讯，不过两天就放出来了”。总而言之，小意思，稍带提一下就可以了。可是我所知道的是，最新一个有此遭遇的人，被放出来以后几个小时就一命呜呼了。我动身去这个热情好客地方的日子已经敲定了：2000年7月。有史以来第一次，他们提早几个星期就通知了我。
了解了这些旧事之后，我估计了一下krav Maga能给我的帮助：最重要的就是避免被绑架。没必要受那三天拷问，哪怕两天，两个小时。乌里可不是这么想，他死死盯着我，急齁齁地反复强调：“我再提醒你一次行规：绝对不要惹是生非。”
我迎着他的目光，一脸无比乖巧的样子。
“不要用这样的眼神看我，没用的！你明白你该干什么。如果执行任务过程中出现意外而他们逮捕或者绑架了你，这没关系，只要咬紧牙关挺过两天就好了。清楚吗？”
“如果我碰上最坏的结果呢？你想过这个吗？”
“会吗，最坏的结果？”乌里问，满脸惊奇：“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会做掉你的。”
我点头附和，语气讥讽：“当然，如果为活命我愿意为他们效力的话，那就不同了。”
“如果你脾性难改一味反抗的话，就有激怒他们的危险，从而置你于死地。所以，不要干蠢事，敷衍他们并保持冷静。很简单，对吧？”
对，很简单。我想着我那倒霉的前任。事实上……我补充道：“他并没有学过Krav Maga。”
乌里很不高兴地问：“他是谁？”
“最近出事的那个，被人在垃圾堆里找到，已经一命呜呼。”
“他很可能是出了什么错。以前从没出过问题。你只要别出茬子就行了。”
真是最好的追念。被人发现时情状惨酷不算，而且还是他自己的错。
第二天，我上路去海法市。那里有个叫阿莫斯的朋友，一个同事，我前面提到过。他和妻子还有两个孩子住在市郊一幢小屋里。一路很顺利，路面还宽，两边都是树木，阳光充足。我在稍远处一片住宅区停下车，决定先打个电话通报一声。我知道他正在家享用四天假期。他有很重要的信息可以透露给我，因为他以前曾在伊朗工作，被绑架了几个星期。
“你从哪儿给我打的电话？”在我自报家门后，他问。
“电话亭，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