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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好嘛！这样一来，你伪装得很逼真，没人会识破你。”
“安东把他那块有测时－日历－罗盘－卫星定位功能的007表给弄丢了。他坚持要去一个阿拉伯人的警局报案！你说这严不严重？他不听劝告，把我甩了，自己跑到警察办公大楼里去。当他开始描述那块表的样子的时候，阿拉伯人如临大敌的样子我就不用跟你说了！”
“有意思。为什么不到爆破处去申请一块‘改装表’送给安东，让他明天再去雷马拉走一趟？”
“还有更糟的：我把他拖出来的时候，你以为他会像个正常人一样，向我表示谢意吗？才不呢，他说他要向我的上司投诉！我告诉他你就是我的上司而你肯定赞同我的做法，他说，他要向‘你’的上司投诉。顺便说一句，他现在正在你上司的办公室呢。”
“好啊，那又怎么样？他已经习以为常了。”我叹口气。
“我那位拉了一天肚子，把所有的卫生纸都用光了。他说我们的后勤水平不行，也告状去了。”
“没什么，受点批评对他们有好处。他们够小气的。”
“我那位和几个东正教极端分子八卦了一个小时，就因为他们和他一样，是波士顿来的！”
我知道这个同伴是个语言纯洁主义者，调侃他说：“我想你趁机纠正了一下自己的口音吧？”
这次他们的抗议就跟大合唱似的。我手忙脚乱，没办法稳住任何一个。随他们去了。
“陪他们去那边根本行不通！他们完全不懂，那些敢死队员晃来晃去不是爱钱，也不是为了毒品和爱国。是根深蒂固的仇恨。那些阿拉伯人，没有一个是能被爱心感化的！你去和他们说清楚……他们太轻率了……他们恨不得和每一个人亲密无间地聊天，他们甚至能把巴勒斯坦警察叫过来提一打问题。我们受够了，我们叫停的频率就跟交通警察似的……他们不能渴着……他们每顿都要吃牛排或者汉堡……他们的口音真可怕……这帮美国人什么都不懂！我们到处无所顾忌，也无意收敛。”
我等着他们平静下来，等着他们自己闭嘴，可他们怒气未消。同伴们看着我，目光闪烁。我明白他们还有话没说出来。我问：“还有什么？”
军衔最高的那个扫视了一圈，寻求到同伴的支持后，他重重地往前走了一步。有点迟疑。
“你知道吗，那个小队长安东，穿得很好的那个大头娃娃？”
“安东又怎么了？”
“下午回来的时候，我们带他们去参观了电脑房。你知道，这是日程上有安排的。”
“没错，我看过，由人领着参观‘情报处’。然后呢？”
“然后安东说，你的电脑是破烂狗屎，他用它什么也干不了。”
“他说什么？”
“你不是听见了嘛。”
我应该控制自己，我应该强迫自己正确对待，就像听刚才他们抱怨时一个样。我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说：“是有点‘破烂’……怎么说也是旧了点……”
他们看着我，有点泄气。我想，我的外交礼仪已经表现得比较充分了。
“够了！这个穿着500美元衣服的家伙！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忍无可忍了！”
副官像个孩子似的重新活跃起来，继续报告：“他说，‘瞧它发出来的这噪音和热气，这哪里是什么电脑，这是散热器呢’！”
“让他们见鬼去吧，和他们闪闪发亮的手表、衣服一起见鬼去吧！明天，我们把他们丢到巴勒斯坦人那边不管了。”
我们真这么干了。丢起来也不容易，他们太好识别了，那些勇敢的人——不管是以色列军人还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总是飞快地追上来，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带上“我们的朋友”一起走。在这点上倒是步调一致。傍晚的时候，趁他们专心致志听一个能说一口好英语的阿拉伯人历数1948年以来的悲惨处境时，我们终于逃之夭夭，自己回了总部。不用说，当天晚上我因为这不负责任的行为而被骂了一顿。我早料到了，这是该付的代价。
“你怎么敢？”指挥官说我几乎酿成外交风波，“把他们丢在巴勒斯坦人的地盘上，孤零零的周围都是满怀仇恨的阿拉伯人，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自然什么事情也没有，他们就在哨卡旁边。士兵都看着他们呢。大太阳的，他们不会看不见美国人身上‘材质特殊的衣服’。”
例行公事地斥责了一通之后，指挥官向我宣布，我们被正式取消了余下的培训。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转身对着他，心情有点复杂：“晚上他们到底怎么从雷马拉回来的？”
他告诉我：“阿拉伯人不愿意留他们，开车把他们又送回到哨所。”
“两百米外那个吗？他们就不能自己找回去？”
“不管怎么着，他们都是由你负责的，”指挥官目光阴沉地提醒我，然后示意我马上出去，与此同时他耸耸肩，脸上闪过一丝暧昧的笑意。
几个月后，我们受到安东和他同伴寄来的一张贺卡。是寄给大家的，上面只有几句预先印好的套话，署上名。信封上，在打印的大写的收信人地址下面，能看到一行小写的字，用括弧括起来了，“不友好”。
这天早上，我被通知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有医生，大头儿们——乌里也在其中——还有小头头们，包括我的“顶头上司”指挥官。一如既往，他还是在我的Krav Maga训练问题上纠缠不清。
他声称：“我们应该重新考虑一下她的问题。特殊待遇已经让整个队伍很不安定。”
另外一个指挥官附和到：“是该换种处理方式了。”他担心影响自己带的小队。
有人建议：“如果我们给她一个‘职务’让她自己去干呢？”
接下来，就是要给我带的小队一个名字，以和其他小队区分开来。问题是我的队员都没练过Krav Maga。我试着告诉他们，说安排起来并不难，但头头们不想开此先例。
至于我的教官多夫，他倒是从我最后一次出任务之后就改变了看法。眼下他就极力为Krav Maga说好话，只是立场过于温和。不应该放弃耐力训练“因为她非常需要这个”。他建议多练习。
那位医生呢——纯粹出于科学上的好奇和担心，他曾在一次Krav训练课后为我做过非常认真的检查——他一点也不含糊：这种训练有助于我康复。他证实，心理效果不错这是无可质疑的。他总结说：“从概念上来讲，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谈谈‘精神’训练的问题。”他的报告帮了我忙。
第一次，我采取了非常文明的陈述方式。我写了一份报告呈交上面，说明我的立场。既然保下一条命在他们看来还不够有说服力，我便换了一个角度，说得头头是道：任务往往艰巨，我需要学会先摆脱困境，再想办法达到目的。在规范训练里目前这类需要还没有受到重视，这使得我停滞不前，妨碍了我在钝性方面更进一步。为了达到“被动力量”之效果，我必须加强积极反应的能力，而把它用在最后关头。一旦我真的掌握了这种本事，保持钝性就没有问题了。我保证。
讨论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他们还在原地打圈，因为没人愿意接受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给我完全的自由。这一主要议题还没有结论，他们开始转向什么“战略分析”，以及如何用我最为合适的问题。
讨论再次卡壳，还是乌里以大头儿的身份出场，画了个句号：“暂时就随她吧。”
这么多年里我只有一个愿望：“我就不能得到五分钟的安宁吗？”而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胜利在望。乌里的约法三章简单得很，也还显得可信：我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去训练，但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任何任务，哪怕是很古怪的任务。他盯着我的两眼，最后下了个结论：“至于你解决问题的方法，被动也好，不被动也好，前提是不要惹出麻烦。”
对他们告一段落，对我也告一段落。大家都满意了。
2000年10月12日：两个以色列预备役军人在雷马拉的警察局里，被野蛮地以私刑处死。
一次大范围的“整顿”。一帮“管理干部和高级军官”跑来巡查队伍、营地、装备和训练情况。目的在于让我们忘记那些众所周知的挫折，鼓舞士气，让我们觉得自己颇受重视。
他们在同一时刻就布满了各个岗位，满脸笑容地站在我们背后，让我们没办法交头接耳。我们行军和跑操的时候，也会和他们不期而遇。
有个为我们准备“年度总结”的可笑家伙实在让我难以忍受。他和我聊什么耐力和计算机，和翻译聊语法和句式，和射手聊弹道学和瞄准。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他甚至打听Krav的训练问题……趁我不在的时候。他知道我那会儿不在。什么东西。
我保持耐心，第三千次倾听那永远的经典名句，“以色列是一个强敌环伺的小国家，它曾经不得不现在依然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我心想，三四十年来这段话利用了多少人，又有多少失去的生命和被毁掉的家庭该由它来负责。
“你为什么这样看我？”
“我在想多少生命被毁了……”
“今天晚上我可以在上帝面前说：谁也不会无来由地受苦。”
谁也不会无来由地受苦，谁也不会无来由地受苦。可笑之极！他有什么资格来评判？在他眼里，什么是“东西”，什么又是“人”和“什么也不是” ？在他看来我又是什么？一件东西？什么也不是？反正不是人。
从他们死去或者被毁掉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不可能“什么也不是”。这是明摆着的。所以这个家伙说的全是一派胡言。他们是为了某样东西才受苦受难。但那又是什么呢？国籍？理想？一份能够拯救一个人或者一百个人的情报？这值不值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