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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呢？没有人可以评判。我更倾向于相信，正是上面的人，把他手下人的命运指向了痛苦和死亡。
我漫不经心地听着，就像在尽一个痛苦的义务，忍无可忍。他自以为是地认为，如果我们做不到向不同的战略伙伴都证明其安全保障，这个地区就不会有所改变。照他这么说，给人安全感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故意让对方置身险境，找出危险，然后欢呼自己的胜利。我们的头头们想出这种一眼就能看穿的诡计，还自以为聪明绝顶吧？“谁也不会想到，有人会自愿被人当白痴看……”他觉得有必要向我进一步阐述。饶了我吧……
开完这“通气会议”往外走的时候，我转身对着一个也有些反感的同伴，说：“对这种小把戏……”
“这不是什么把戏。”他生硬地打断我。
我不怀好意地讥讽了他一句：“你以为他们会知道你说什么吗？”
他可能还有那么一点怀疑，没有答腔，面无表情。
2000年11月2日：耶路撒冷Mahane…Yehuda市场附近遭遇炸弹攻击。两死十伤。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对此负责。
我们都在看指挥官用电脑玩扑克接龙游戏。一个磕巴也没打，我们都被他的表演给迷住了：手手牌都一气呵成，没任何间隔。我鼓足勇气，向他提了一个憋了好久的问题：“你怎么做到出牌的时候想都不用想呢？”
“我不加考虑的时候才能赢，尤其是不能意识到自己在赢。”
“为什么？”
“一旦意识到赢了，我就会开始判断，就会输。”他简单地解释了两句。
原来这就是他的杀手锏。该把这叫做直觉呢，还是鲁莽？想到他很可能像玩牌这样对待他的部下，我觉得非常反感。我被强烈的报复念头包围了。我起身往外走。走到平台上的时候，回过身对着他大喊一声：“你正在大获全胜。”
立竿见影。他一犹豫，节奏乱了，出了一张臭牌。他气疯了，把鼠标往桌上一丢，冲着我：“你给我滚！”
没错，我早滚了。
2000年11月20日：负责接送Kfar…Darom村孩子们的一辆校车被炸。两人身亡，九人受伤，其中有五个小学生。
黎巴嫩和叙利亚之间的关系恶化。抓了很多人。我说很多，已是成百上千。黎巴嫩和叙利亚各自的境内都在高压之下，我们好几个联络员变得束手无策。急需找到解决办法，并且取消我过于频繁的往来穿梭。即便是那些最老实的黎巴嫩人，也开始对叙利亚人的占领进行反击。以色列人已经撤军，他们不再有被人视为“亲犹”叛徒的危险。可是一年的时间，不可能抹掉人们二十五年来所承受的恐怖，还有无所不在的告密。
叙利亚人得到消息了，正在寻找明确的某个目标？或者不过是杯弓蛇影，仅仅是某些勤勉的官员的额外工作？我不清楚，也等不及事态平息。我动身了，去尽快把那边的工作做个了断。
抵达贝鲁特机场之后，我上了一辆出租，直奔市里的商业区，然后搭乘公共汽车去了另一个坐落在小山岗上的居民区。一个联络员接到我，给我说了说最新的情况，然后把我送上去城郊的汽车。在那边，另一个接头人把我带上他的破卡车。我们一起横穿黎巴嫩，过了边境线，在到达“工作点”之前又跑了六百多公里。这是我第二次深入这个国家的内地。我有一种警觉，更准确的说，是一种预感。
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五个孩子的父亲。我对他所知甚少。可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焦虑总缠着我。内心里有个微弱的声音一直在说：“看啊，看看，好好看看！你什么也没看见吗？你应该能看到的，在视线之外还有些东西，你应该能察觉的，在感觉之外还有些感觉！”我把眼睛瞪得大大的，耳朵，心，胃，还有一切能够开动起来的器官我都全力以赴了，还是什么也没看到，我很恼火。
“你家里有人知道你来接我了吗？”
“没有，不过我父亲有点多疑。他不让我开自己家的卡车来，所以只好借了一个朋友的车。”
毫无疑问，这就是我要找的原因。
“你在第一个公共汽车站停下，我自己接着走。”
“你疯了？坐公共汽车，你得花上两天时间，而且至少倒六次车。”
“这无关紧要。按我说的做，然后你直接回家。”
他服从了，把我放到车站几百米开外的地方，自己开车走了。还比较运气，只等了四十来分钟，车就来了。在第一个关卡，我看到那个接头人已经被捕。消息很快就在车上这些等着重新开拔的旅客中间传开了。他们互相打听，还向路过的士兵打听，这个男人是什么人。我从这些传言里得知，是他一个表兄告发了他。在告密成风的环境下，亲戚也会互相举报。在这个美妙的国家，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坐着公共汽车，我顺利过了关。可惜他们还疯得不够彻底，到下一个关卡，所有的旅客都被拦了下来。我们就这么困在一个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地方，更倒霉的是，一帮当兵的刚刚赶来这里解救他们毫无经验的长官，有几十个人他们的做法表示抗议，把这长官给围住了。
旅客被粗步分成两拨，像我这样持欧洲护照的人很快就被检查完了。接下来就复杂了。由于场面失控，审讯无法进行——这我没什么好抱怨的——，也无法核实身份——这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军官对此所作的反应和所有无能之辈如出一辙，也就是大发淫威。为了镇住大家，他下令狠揍一部分人，再关上一部分人。
我被列入了被关的那一部分，这真是从未有过的事。我因此逃过了一顿打。至少暂时如此。第二天，他们宣布，我们将被送到最近的一座城市去，一百公里之外，好进一步审问和查证身份。我使劲地琢磨：这么长的路程，这么糟糕的路况，我还是有可能干点什么的。他们肯定会睡觉。如果我跳车，他们可能会开枪。问题是去哪里，怎么去？去既定目标是不可能了，唯一的去路已经被布控。横穿旷野可能需要半个月以上，何况我没有食物，也没有钱和证件，更别说接应的人了。
根据这个城市驻防有重要的兵营来看，它可能和中心数据库是联网的。虽然计划被打乱了，但也许让他们把我带过去更好。我不太了解这一片的情况，不过如果我想完成任务的话，这个行动方案看起来还是可行的。记得有人说过，要敢于随机应变……干我们这行，这绝对是个最难以决定的决定：见机行事。
和我一起被抓的这些人远没有被制服。上卡车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乱。士兵对付他们的是棍子和枪托。乱成一团，受伤的，头破血流的，手断脚断的。我想，这会儿可不能把Krav给忘了。我躲过一下，反击，然后从摔倒的士兵手里把棍子夺了过来。在一片混乱之中，我决定抓住机会，只要打倒一个，我就溜之大吉。手里有了棍子，我很容易就把前面这拨士兵给冲开了，夺路向一辆正在轰轰作响的汽车跑过去。倒霉啊，几个士兵同时跳过来了，我膝盖上猛地挨了几下，接着背上一下，大腿上被踢了几脚，还被猛抡了一棍。总之，不是反击的最后时机。
疯狂的场面又持续了一会儿，然后是吼叫整队，我被扔上卡车。好几个小时的路程。到军营里，我们在逐个受审之前先被关了一整天。轮到我，除了坐下的时候出点状况，还算顺利。一个叙利亚的上校坐在桌后，我缩在他对面，周围有几个卫兵。有个细节让我心里一动：桌上摆了一台很不错的电脑。我看了一眼和网络对接的连接线。老款型，不是RJ45，而是粗圆头的，插头那种，没有像电话线头上那样的安全止回阀。我想把它拔下来，可坐得太远了。瞅准机会，我突然站起身来，往办公桌走过去。一个卫兵狠狠给了我一下，我倒在地上，把连接线悄悄扯掉了。
如愿以偿。过了一分钟，上校先生嚷嚷网络坏了，要把“网络维护人员”叫过来臭骂一顿。看都没看一眼连接线。一切都在计划之中进行，我现在知道了这个信息工程师的名字和头衔。不难找到他的办公室。只要找到他的机子，也就不难用上老办法。我只要查一下他机上的连接记录，看看哪个是刚刚断开的。有意思，简直是小儿科。
信息工程师一来就发现连接线掉了，他很快醒悟过来，阴阴地看了我一眼。我装傻，别人也都没在听他的怀疑论断。上校还在骂，说“好多地方有问题”。工作范围不同了，工程师的活儿一时完不了。
趁他们全都围在屏幕前，我站了起来。没人管我。他们忙着向工程师证明“好多地方有问题”。我在房间里走了几步。他们还在继续骂人，没谁注意我。我把挂在办公室角落里的钥匙圈拿过来，又走了两步，到了门外。我把手铐打开。
在楼的入口处，我问到负责计算机的上校办公室怎么走。一个秘书很热情地指路。我去了。办公室没人，数据服务器是打开的，已经登陆。不需要密码，也不需要其他诸如此类的步骤。我开始操作。
五分钟后，工程师往回来了，一路骂骂咧咧。我身上有一个微型喷雾器，用来脱身足够了。继续。我听见走廊里的叫声。上校在找我。秘书说我问过信息工程师的办公室。嘈杂声逼近了。我跳到门边看了看。他们有四个人。对我来说太多了点，我只有对付两个人的药剂。再说工程师也没带枪。
我飞快干完电脑上那点活，又飞快验证了一遍。可以了。我把门大敞开，躲到门后。他们冲进房间，没看见我，我迅速溜了出去。去大门时间不够了，我冲进带窗户的第一间办公室，跳了出去。等再听到他们的声音时，我已经跑出老远了，可惜我的膝盖被昨天晚上那几下给弄伤了，痛得很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