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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有情，死者在天有灵。有生必有死，有情必有灵。善待死者，也就是善待生命。哪一天世界没有了绿，哪一天世界也就没有了生命。凡是没有绿的地方，就是灵魂受苦受难的地方。
在纽黑文的这些日子里，我和学敏常来墓园散步。起先，只是观树赏花，遛弯健身。渐渐，一个我们从未思考过的问题——“墓园文化”在散步中凸现了出来。
人生最宝贵者莫如生命，情分最深厚者莫如父子夫妻。墓园文化的精髓大概不外乎这两端。
于是，我们开始拜访墓主，读解墓碑。
第一个走访的对象就是韦伯斯特。在众多的墓主中，我最熟悉的一个名字就是韦伯斯特。谁不知道，他是美国词典之父，美国英语的规范、独立发展，厥功甚巨。一百七十多年过去了，他主编的《美国英语词典》仍然属于权威著作。韦伯斯特住在槐树路（Locust Ave）的一座家族小墓园中。四周有约一米高的铁栅栏围绕，方形，占地约三十平米。韦伯斯特的墓碑在正中央，约五米高，以朝西的一面为正面，底座为方形，用阳文刻着：WEBSTER。碑身为方锥体形，用阴文刻着：
NOAH
WEBSTER
BORN OCT，16，1758．
DIED MAY；28，1843，
REBECCA GREENLEAF
HIS
WIFE
BORN MAY，27， 1766．
DIED JULY，25； 1847． 碑身朝南的一面刻着他儿子的生卒年月日，北面刻着他女儿的生卒年月日。 诺亚·韦伯斯特，一家四口年寿都很高，他本人八十五岁，妻子八十一岁，儿子九十八岁，女儿年寿最低，也享年六十有六。这家两代人都经历过战争。诺亚夫妇的青年时期遭逢独立战争（1775~1783），他们的子女遇上南北战争（1861—1865）。两次本土战争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什么灾难。他们父子母女，最终团聚在一块墓碑上。韦伯父子生活的年代，相当于清朝的乾隆嘉庆道光年间，这期间中国也出现了许多著名学者，他们的墓碑在哪里？他们的家族小墓园在哪里？
美国人的家族情谊，夫妻情谊，我完全是从墓碑上读出来的。墓园东边柏树路中段，有一座家族小墓园，编号为41、42、43，正中央的方锥体主碑，高达十几米，要仰起头来才能看到尖顶。碑身南面刻着一长串名字，记载这个家族二百多年间死者的生卒年月日。第一代墓主提摩西·特罗布里奇 （TIMOTHY TROWBRIDGE），生于1631年，卒于1734年，他谢世之后的第62年即 1796年，园林街墓园才建成，他的墓显然是子孙后代从别处迁进来的。这个家族小墓园，主碑周围罗列着各种形状的古碑。有的像八面玲珑的小宝塔，有的像四面招风的纪念亭，有的像平顶石棺，有的碑身为十字架。这个小墓园后面，一定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在他们的家人、亲人、族人中广泛流传。一身兼有商贸家、军事家、政治家三种头衔的特罗布里奇，应是这个家族引以为 荣的成功人土。
夫妻同碑，在墓园随处可见。我特意介绍韦伯斯特墓碑上的文字，立意就在于此。“两地关系”问题，“户口”问题，在美国人的生存经验中似乎属于不人道的荒诞社会现象。生则同行，死则同碑，乃天经地义。在近年立的墓碑中，往往男墓主生卒年月日俱全，而其妻只刻着出生的年月日。查尔斯·牛顿的墓碑刻着：1923．1．18…2000．2，14。其妻安妮只刻上出生年月日：1930，6．5。还有一墓碑，丈夫卒于1952年，妻子的卒年为1974年，相隔22年，从字迹和色泽可以看出，妻子的卒年是后来补刻的。若仅从这类墓碑来看，我们会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美国的丈夫都先于妻子而卒。因为我们没有见到这样的墓碑：妻子的生卒年月日俱全，丈夫的卒年等待死后填补。可证妻子卒后，如果丈夫还活着，并不马上立碑。森林之神路（Sylvan Ave）有这样一块墓碑：夫妻均生于1875年，妻子卒于1944年，当时并未立碑，直到二十一年之后即1965年丈夫过世，才为夫妻二人共立一碑。学敏说：在墓碑问题上，美国似乎也有重男轻女夫为妻纲的倾向。从我们接触到的材料看，此话并非毫无根据。但既然生死不齐，立碑就有先后的问题。如果硬要以此论平等，那就只有同年同月同日死了。而这样的巧合，我们只找到一例。枫树路住着一对十九世纪的老夫妻，丈夫生于1803年，妻子生于 1808年，二人均卒于1880年11月29日。
我们走访的第二位墓主名叫埃利·惠特尼（Eli Whitney；1765~1825）。来纽黑文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惠特尼其人。事实上，在纽黑文，他的声望远远高于韦伯斯特。这里有以惠特尼命名的街和路，墓碑上刻的那篇颂辞也深深地表达了本市人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之情。惠特尼是发明家，发明过轧棉机，改进了步枪设计。碑文赞誉他为“实用科学技术有能力的最初领导人和改进者”，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纽黑文工业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将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中”。他的墓地也在槐树路，与韦伯斯特和耶鲁第11任校长波特是左右邻居。这也是一个家族小墓园，墓碑形状为我前所未见，像一个高1米3左右、宽约60厘米、长约1米6左右的长方形书案，底座略宽，顶层如同一本摊开的书，两头呈卷轴形。碑座西头刻着生卒年月日，南北两面刻着碑文。通体为红褐色石料，古朴庄重。
出生于纽黑文死在纽约的另一位发明家查尔斯·古德依尔（Chades Goodyear， 1800~1860）住在北边的梧桐路。此人于 1839年发明橡胶硫化处理法，因专利被人侵犯，不仅未因发明而获利，反而负债入狱，死于贫困。可他的墓地颇为气派。地势略高，须登阶而上。墓碑也是长方形，从底座到顶层有九个不同的层次。主碑四周也有不少小碑，这是家族墓地的特点。
我们也走访过罗杰·谢尔曼（Roger Sherman；1721~1793）的墓地，他住在枫树路，与耶鲁第五、七、八、九任校长住在同一条路上。他的墓地很不起眼，那块并不算高的长方形纪念碑上刻着他的丰功伟绩：美国大陆会议代表（1774年，1775年），《独立宣言》签署人之一（1776年），在美国制宪会议上曾提出双重代表制两院议会的“康涅狄格妥协案”（即众议院按人口分配席位、参议院每州两席位的折中方案，1787年），打破会议僵局，为避免会议分裂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成为联邦政体的基本模式。纽黑文于1784年正式建市，谢尔曼为首任市长。
长眠于此的还有墓园的创建者詹姆斯·希尔豪斯（James Hdlhouse；1754…1832）。据资料介绍，他住在柏树路，可惜我未能找到他的墓碑。此人是律师、军人、政治家，对 纽黑文城市的建设贡献有二，除了创建墓园这一项，还有提倡广种榆树，至今纽黑文还保留榆树城（E1m City）之称。他的女儿是一位能干的商业家，也是一位慈善家。
人住墓园者是否都是社会名流呢？是否只有几级高干才能长眠于此呢？墓园管理者说：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只要花五千美元，就可以由此进入天堂。五千美元，折合人民币也不过四万多一点。王力先生在万安公墓的那块小墓地，购于八十年代，也花了四万元。按美国人的收入而言，五千元的确算不了什么。
对墓主的身份、地位，我们不可能一一进行考察，从墓碑的大小、形状判断，平民应占多数。有不少碑只有姓和名的缩写，连生卒年月都没有。有的墓碑高不及1尺，宽不过七八寸，“高干”不至于如此寒酸吧。何鲤还在北墙根下常春藤人行道旁发现一个婴儿墓。墓主生于1880年12月4日，卒于 1881年7月23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有七个多月，当然不可能是“社会名流”。这个墓地之所以引起我们注意，还特地为它拍了一张照片，一是它的形状很像一个小小的摇篮；二是平躺的小碑前有人新近摆放了两件玩具——一个大熊，一个小熊。这是什么人摆放的呢？从1881年（相当于清光绪7年）到现在，122年过去了，他没有了直系亲属，更不可能有子孙后代，谁还会来凭吊这个婴儿呢？学敏推测说：惟一的可能是他的兄弟姐妹们的后代。此推测如果成立，美国人的家族情怀，关爱每个个体生命的情怀（哪怕是古代就已夭折的生命），就真值得我们严肃看待了。
纽黑文城市虽小，可它是耶鲁大学的所在地，国际交往颇多，免不了会有异国他乡的孤魂长眠于此。西北角那棵榆树下就有一位来自非洲的黑人女教授，名叫西尔维亚（Sylvia），她于1979~1993年任教于耶鲁大学，讲授非洲艺术。墓碑正面上端有她的头像，背面刻着她的《西非游记》中的一句话：
We an yearn
For transcendence，
For immortal life，
To be part Of the future． （我们全都渴望卓绝、不朽，成为未来的一部分。）
在梧桐路，不经意之间，一块刻着汉字的墓碑突然出现在眼前： 丞雨高光林博士 Kwang lim koh Oct，
20， 1920 Sept， 17， 1989 碑约一尺宽，两尺长，乎躺在草地上。这位高博士，不知何许人也。在这个英语世界见到这一行汉字，能不格外亲切？汉字是我们的标记，也是汉文化的根。在哈特福德参观雪松山墓园时，也见过几块汉字碑，墓主的祖籍都在广东。广东人为中美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大概只有福建人可与之相比。在美国这块土地上，究竟有多少华人长眠于此？他们的灵魂是在阴曹地府呢，还是已经升天？“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我祝愿死者升天。
美国人喜欢标新立异，崇尚多元，墓碑的造型也是不拘一格，各有千秋。走进园林街墓园，就像走进了墓碑艺术展览会。占地多而又难看的中国式坟堆，极为罕见。墓的唯一标志是碑。大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