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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喜欢标新立异，崇尚多元，墓碑的造型也是不拘一格，各有千秋。走进园林街墓园，就像走进了墓碑艺术展览会。占地多而又难看的中国式坟堆，极为罕见。墓的唯一标志是碑。大抵十九世纪的墓碑，气势巍峨，风格凝重，家族小墓园比较多。二十世纪的后来者，承祖宗余荫，栖身小墓园，这就省事多了。也有几处小墓园是二十世纪后期新开辟的，但余地已不多，即使有钱也难以大展宏图。
我们笼统地使用“碑”这个词，其实不很确切。中国所谓的“碑”，基本上都是长方 形，只是顶端与底座略有变化。我在这里所说的墓碑，包括纪念碑、纪念门、纪念屋、纪念塔、纪念棺、纪念亭等等。就纪念碑而言，碑座碑身也有种种差异。有的碑身为方锥体，高达十几米，直指蓝天。有的碑身为圆柱形，或光洁，或绕以花纹，或沟垄相间。有一圆柱碑中部刻成一长卷摊开的书，书脊上端有一衔着橄榄枝的小鸟。有的圆柱顶部被削成斜面，或似从中间斫断，大概象征墓主未能终其天年。有的为方形，或方形之上有四檐，檐上又有壶式或葫芦式顶。有的墓碑顶部为立着的圣母像，有的为墓主自身的立像，有的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十字架。有一墓地三块墓碑共一座基，而碑身各不相同：中间为方锥形，右边为一斜削顶端的圆柱，左边碑顶乃壶形，壶盖两边有耳。有的墓碑形似宫殿，碑身四周各有一圆柱。有一墓碑底座四周为拱门，碑身为塔形，上端细如圆颈，颈上为一葫芦顶。另一墓碑碑身如一有盖的长方形凸肚大鼎，鼎底四角各有一兽足，立在碑座之上。海斯（Hayes）的墓碑为一方拙朴的大石头，正面磨平如一页纸，刻着他的生卒年月日，左上角刻成纸被撕裂状，略微卷曲，顶端刻着一枝花。有一十九世纪早期的墓碑，碑身刻着航海的帆船。另一长方形墓碑，上面刻有一具大锚。还有一墓碑的顶部，刻着一只仰躺着的死鸟，不知有何特殊涵义。
有的墓碑结构颇为复杂。雪松路的E， H．TROWBRIDGE墓占地约二十多平米，墓基有三级台阶，台阶之上为碑身，长方形，右侧有一四米多高的水泥十字架，十字架下立着一尊两米多高的天使，其右手搭在碑文顶端。最后一层台阶的左侧有一石缸，里面盛开着紫色、红色的鲜花。西南方有——小墓园，占地约十几乎米，以不足一尺高的条石为界，界石外有一白衣天使，背西面东跪在石基上，庄严、肃穆、虔诚，长方形墓碑平埋在草地上，墓主的生卒年为1921… 2001。小园南北两角各有两株小树，西北角有一白色石凳，可供凭吊者休息。我和学敏坐在石凳上留影纪念，我心中默念着一句唐诗：“又得浮生半日闲。”
美国人是公然信奉自私哲学和个人主义的。那么，我们又怎么解释他们的爱国热忱和牺牲精神呢？道理很简单：个人和国家是互动关系。个人爱国家，国家也爱个人。美国的墓园文化也为这种互爱提供了明证。我刚到墓园散步时，见到有的墓碑前插着国旗或插着一面圆形的小铜牌，并未特别注意。直到走访韦伯斯特时，看到他的墓碑前也有小国旗和圆形铜牌，细看铜牌上的图像和文字，才知道这是一种荣誉，是国家表彰他的军功。铜牌上端为州名：CON… NECTICUT（康涅狄格），下端为1775… 1783，中间为一手持长枪的军人，两边共有十三颗五角星。美国的独立战争已过去了二百多年，而这面小国旗很鲜艳，大概有人定期更换。十三颗星代表1781~1789年间的十三州邦联。谢尔曼是1775年爆发的独立战争的领导者之一，他碑前的那面国旗更为鲜艳，无疑更换不久。国旗插在铜牌中。铜牌为一马尔他十字，绕以圆圈。十字下端的文字为1775，左端为A，上端为S，右端为R，中间为一执长枪军人。2003年7月4日，我在耶鲁大学斯特林图书馆门前，遇见一支由十几个人组成的很奇怪的队伍，迈着不算整齐的步伐，在单调的战鼓声中向中心草地挺进。队伍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扛着旧式长枪，头戴旧式军帽，身着十八世纪的军装，与墓园小铜牌上的军人一模一样。原来这天是美国独立纪念日，是他们的国庆节。这支小队伍显然不是官方组织的。自发上街游行，表达的是自发的爱国热忱，谁能说美国人不爱国呢！
从墓园的小国旗、小铜牌，使我联想起 华盛顿D．C．的越战墙、韩战碑。2000年8月我在参观这“墙”与“碑”时，心里很不是滋味。现在，暂把这两场战争的性质和中国人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搁置不论。单看美国政府、美国社会如何对待为国捐躯的阵亡将士，稍加比较，能无愧疚！死者在天，又有何感？一个社会如果得了集体遗忘症，它的凝聚力从何而来？死者并未长已矣。死者不只是过去的一部分，也是现在的一部分，还是将来的一部分。轻视死者，无异于轻视生者；死者不能升天，生者将入地狱；灵魂无所依归，社会将分崩离析。
园林街墓园的石碑已历经漫长的风风雨雨，有的文字虽已剥蚀，但都精神抖擞，毫无荒败颓废之象。在数以万计的墓碑中，我只发现一块古碑僵仆在地，且已断裂，行将没入泥土。大概墓主已没有后代，或后代已远迁他乡。我为这些墓碑庆幸，没有牛羊来践踏，也没有什么“兵”来破“四旧”。要倒也倒在原地，即使爬不起来了，也不至于被发配去垫猪圈，去修水库，去搭桥修路，去做农妇的洗衣石，去当茅坑的垫脚板。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城市，墓园应列入建设规划之中，墓园应当园林化，墓碑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不要再做愧对死者的蠢事了！
呜呼！“哪里有坟墓，哪里就有新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在人生观提供者大转换的时代：反省快乐 批判消费
■ 郑也夫
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做社会学研究，迄今为止我的主要工作是批判计划经济以及和计划经济相关联的政治文化、社会结构。今天的演讲是个标志，标志我的研究的转向，我将自己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这不是说我主张回到计划经济的时代，而是因为我看到了我生活的社会中发生的巨大变化。另一方面，我不相信有完美的制度。西方有一句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计划经济让人们吃不上饭，资本主义则鼓励人们撑破肚皮，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的。我本人的性格又决定了我永远是一个边缘人，我的批判立场也就注定了。而面对社会的巨变，我的研究和批判的对象自然也要随之转换。我的演讲分为四个部分。
一、人生观及其提供者的大转换
我们生活的目标，简而言之我们的人生观，是谁提供的。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政治家都曾经是人生观的权威制定者。尽管西方有一点小小的不同，就是宗教的权威一直在与政治权威分庭抗礼，和政治家争夺人生观的话语权。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主要谈论的是，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政治家们在近现代都先后从为人们提供人生观的这种角色中淡出。这首先发生在西方，接着也降临在东方。在西方这是表露无疑的。西方的学者们发问：在今天的西方世界谁是意识形态的首领？他们回答说：不是政治家，不是记者；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中没有第二个意识形态，只有一个意识形态，就是消费；这种人生观的最大鼓吹者和提供者是商人，不是政治家。
与西方的鲜明变化相对应，发生在东方世界中的变换是潜移默化的。我以为这变换的端倪出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叶。在第四届人大上，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他的政治遗嘱，即“四个现代化”。它代表了中国一些高层政治家的语码转换，将重心从阶级斗争、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人类，转移到生产上。最终落实到一个口号“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上面。周恩来的这份政治遗嘱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声誉，也为日后邓小平大刀阔斧的改革做了铺垫。这一转向是全国人民高兴看到的、热烈欢迎的。但是令这一思想的提出者始料不及的是——他举起的是一把双刃剑。其一边刺向的是背离人心的政治乌托邦，但是这把剑还有它的另一面，那就是因为采取了务实主义、实用主义、物质主义的立场，因此也为自己的淡出埋下了伏笔。毕竟，他们是因为一种政治理想主义而登上历史舞台的。要鼓吹物质吗，要讲生产和生活吗？那么对不起，有比你们更胜任的角色。他们是谁？商人。要政治家来鼓吹物质主义，鼓吹好生活，只能是大而化之。只有商人才可以具体而微、活灵活现地展示好生活。他们可 以告诉你吃什么、喝什么、住什么房子、开什么车子，告诉你“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所以说，如果把好生活作为人生观来鼓吹的话，商人必将成为这话语的垄断者。
以上所说，是政治家从鼓吹人生观的角色中淡出、并被商人取代的浅层原因。这下面还有一个深层原因，就是这个世界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发生了一个从古至今整个一部人类进化史上都不曾发生过的变化。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中叶说：我们遭遇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套用这个句式，我们可以说，人类眼下遭遇的是二百万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化首先发生在北部世界，接着也开始降临在南部世界。什么变化？就是温饱大体解决了，温饱在北方的世界已经基本解决，在南部世界也开始解决。这事说得很轻松，但却是前所未有。从上个世纪中叶往前推，全部的人类历史都是残酷的生存竞争，为生存而挣扎。人类各个民族曾经提出过的所有的主导人生观，都是建立在这部历史这样的一个基调之上的：生存是严酷的。每一个民族曾经缔造出的每一种人生观都在折射出他们的生存状况。我们看一看中国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