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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胜利的喜悦，我们跑到底格里斯河边。时值盛夏，温度高达五十多摄氏度。荒原的野草、野花全部枯干了，这哪能和我们家乡比哩！哈尔滨，我们的哈尔滨这会儿正是迷人的夏天，真想家呀！在家时，总觉得家乡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可一到了异国他乡，家乡的一切都是那样使人眷恋难忘。
突然，老边快活地喊起来：“快看，那儿有花！”我没好气地说：“石头都烤得快能蹦出小鸡崽了，哪来的花哟！”
老边来犟劲了：“我这么大年龄和你们年轻人开啥玩笑！”我顺老边手指的方向一看，奇了，还真有一簇野花，开得鲜嫩鲜嫩的。我跑过去，扑下身，越看越喜欢，挺拔的枝芽长满了刺，小小的花朵迎着烈日不屈地开放，深深的根扎在滚烫的沙砾里！从此后，我就喜欢上这小花了。每天都要跑到山上采一簇，插在酒瓶子里，放在床头柜上。听一个业余诗人说，这花叫哈木哈木，它生命力极强，不怕狂风，不怕烈日，扎根石缝，不屈不挠！
啊，哈木哈木！我们难道就不能学哈木哈木的精神，在这异国的国土上扎根开花吗！
三
听说我们和维坚发生了几次冲突，中方一位小头头找到我们，他迈着鸭子步，扯着公鸡嗓对我们说：“你们要和外国人搞好关系，否则你们被解雇了，飞机票自己掏腰包买！”我问：“你说该咋搞好关系？”他说：“骂不还口”！我问：“那打呢？”他把眼珠一瞪：“打不还手！”我当时就火了：“放屁！这不是鸦片战争那时候了！靠忍耐而不靠技术，那你永远是洋人的三孙子！”我真替这样的人脸红！这小子在国内没轮到他出国时他瞎嚷嚷：“妈的，真邪门，咱们共产党员咋能给资本家当劳工呢！”可他出国后狗屁不懂，却当上了中方营地经理，又整天嚷嚷：“瞧人家外国，厕所都是塑料的！”一见到外国经理，他“哈罗哈罗”地像个大虾米，一见到同胞他把腰板拔溜直！在国内，人们都习惯了，何必去得罪这样的人呢？可这是在国外，每个炎黄子孙都应该保持我们祖国的尊严，不允许别人去亵渎她！
没几天，我又和维坚发生了冲突。
维坚带着四个人加班，在换一台尤可力汽车的中心牵引轴碗，从早晨修到第二天中午，中心牵引“销子”就是拿不下来，我和老边、老姜在一旁看到了，差点笑岔气。他们用大锤打，用气焊割，啥招数都使了，就是拿不下来。看到我们在一旁笑，维坚火了：“你笑什么？！”
我说：“我笑你无能！”
维坚气得吹胡子瞪眼睛：“你敢嘲笑总工长，我解雇你！”
我平静地说：“你没那么大权力！”
维坚气坏了，跑去把美国经理找来了。吉姆·布朗对我说：“China卞，您能修好吗？您如果也修不好，就不要嘲笑别人！”
我说：“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真金不怕火练，你把车交给我，我用不了半个小时就能修好！”
吉姆·布朗经理说：“好，您来修，修不好，我就解雇您。修好了，给您五个加班，并且提拔您当工长！”
我和边永宽、姜桂玉仔细检查了汽车后，发现刹车刹得太死了，这样迫使销孔别住了“销子”。我上车后，前后动了动车身，然后松开手刹车，老边拿起大锤，只“当当”两下，眼看着“销子”往外跑。一百多外国工人都看傻眼了他们干了一天一夜的活，我们只用了十几分钟就结束了！
吉姆·布朗经理那阴沉的脸顿时笑成了开花馒头。他当众宣布：“China有绝招，以后凡是分配阀和牵引等技术强的细活都统统交给China干！”并当众给我们放假休息。
我们跑回营地，乐颠颠地去看“人民晚报”。因为《人民日报》到伊拉克后已经晚十几天了，所以我们都亲切地称她为“人民晚报”。在国内我从来都不看报纸，可到国外后，一天不看都憋得难受。我还没看完，老边就跑来说：“小卞，快，快看电视去！打枪到关键时候了！”我们一进宿舍，电视屏幕上，中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正一枪一枪打中靶心。
当电视机里公布了中国运动员许海峰拿走了23届奥运会第一块金牌时，我们中国营地炸锅了，人们笑啊哭啊，奔走相告，洗脸盆、饭盒扔得满院都是，连底格里斯河对岸欧洲营地的外国朋友也跑过来向我们祝贺。
《义勇军进行曲》奏响了，中国营地的全部劳务工人都庄严地站了起来，看着屏幕上升起的五星红旗。我早已过了爱激动的年龄，可看到五星红旗在洛杉矶上空升起来，泪水便流了出来。
晚上，我打开一瓶汾酒，和老边、老姜、小刘喝了个痛快。喝着喝着，我们四个全部大哭起来，边永宽都四十多岁的硬汉子了，二百来斤的大块头竟哭得唏溜唏溜的。他边哭边说：“你看人家许海峰，一枪就把国旗升起来了，咱不能像他那样把国旗升起来，可咱也不能给国旗捎色呀！将来回国，咱得能在老婆孩子面前把胸脯拍得嘭嘭响，对儿子说：‘你老子没给咱国咱家丢人败兴！’”
许海峰这一枪，燃起了我心中腾腾燃烧的火焰，我当时把酒瓶子一摔：“别哭了！咱们是中国的男了汉，有泪回国跟老婆流去，咱们要抱成一团，争口气！等回国后到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下拍拍胸膛，大声喊他几句：“China，我没给你丢脸！”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这半年多所经历的一切，使我们懂得了许多过去不懂的道理。咱们中国人太善良了，总是诚心诚意去和别人讲友谊，结果呢？他们反而认为我们是巴结他们。友谊啊，该咋建立呢？
一个休息日的下午，我们正在洗澡，总工长维坚亲自开着轿车来到中国营地找我。这小子一反常态，嬉皮笑脸，点头哈腰，还没说话就拿出皇冠牌香烟扔给我们一人一支。他红着脸，支支吾吾说明了原因。原来他们加班修车，从早上八点钟一直修到现在还没修好，交车时间快到了，再修不好，美国经理要大发雷霆的。看他那可怜相，我心里好气：维坚，你小子平时那傲慢劲哪去了？老姜在一旁敲边鼓说：“去可以，你得给我们记十个小时的加班。”
维坚想了想，一咬牙：“好吧。”
我们乘车到修配厂，原来他们在修理汽车的液压装置，修完后，汽车的方向盘却怎么也转不动。于是，我和姜桂玉师傅把图纸拿来，一边拆一边检查，最后发现他们换的机油散热器是新的，包装胶纸只撕掉一半，另一半还在孔上贴着，使油的冲击受到了阻塞。我们仅用了半个小时就拆装完毕。维坚很高兴，他说，我如果有权可以给你们更多的加班。吉姆·布朗当场宣布，以后由我们每人带几个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工人干活。
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China的威信不断提高，中国工人愈来愈被各国工人了解和尊敬。我们四人都成了车间的小头头，一个人指导十几个外国人工作。我们从来不像外国人那样对待异国人。对他们技术上弄不通的地方，都是耐心指导，或者干脆自己修好，我们用技术，用中国人善良助人的品格对待各国工人。外国工人常常把他们分配的水果集中起来抱来给我们吃。
吉姆·布朗在他回国前，代表美国尤可力跨国公司，为他管辖的六十三名修理工人中的十一人颁发了尤可力跨国公司工作证书和感谢信。印度四十二人中有六人获得证书，泰国十四人中有一人获得证书，巴基斯坦三人一个证书也没得着，我们中国四个人全部获得了证书。
四
1985年8月，我的合同期满了，新任总经理贝克·米查尔先生一再找中方总代表交涉，要求我留下来，续上合同再干几年。我婉言谢绝了。我主意已定，我想念我的祖国，我们铁三局哈尔滨工程学校实习工厂需要我。
一天晚上，维坚开车来到中国营地，二话不说，把我像绑架似地推上轿车，拉到印度营地。我一下汽车，印度、巴基斯坦和泰国工人们把我拥进餐厅。
维坚端起酒杯说：“卞先生，我十分欣赏您的技术和工作态度，过去，是我不好，诚恳地希望您能原谅，我想，我们应该继续友好地合作下去。”
我说：“谢谢，维坚先生，谢谢您的好意，也谢谢您的盛情，但我要回国了，一定要回去的。”
维坚拉着我的手，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您是不原谅我了？您要走就是不原谅我。”
我也被维坚那诚恳的心情打动了。我也跟他们说了我的心里话。我说：“维坚先生，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所以您很难理解一个中国工人的心情，我们出国不光是为自己发财，而是为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赚取外汇，我们国家还不很富，但我们每一个中国工人都热爱自己的国家。正因为我的祖国还很穷，才更需要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去建设。”我还给他们讲了一个发生在中国营地的故事：我们一个劳务工人，是个业余国画家，在这里画了许多画，他的中国山水画深受各国朋友的喜爱，卖了很多钱，也结交了许多德国、美国朋友。但很不幸，他得了肝癌。当时，吉摩德跨国公司的经理们执意让他到德国去治疗，他婉言谢绝了。他说：我要死在我的祖国。当飞机载着他飞进中国的蓝天时，他的生命到了最后时刻，他让护送的医护人员扶起他，他要看长城啊！透过舷窗，看着蜿蜒雄伟的长城，他流着泪水吐出了他最后一句话：“长城……我回来了……”我的故事把在座的外国朋友都讲哭了。
维坚流着眼泪说：“卞先生，您有一个多么好的国家呀，中国人的心灵太美好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写信讲给我的妻子听……我现在才真正理解您，您回您的国家吧，等我休假时，一定要到您那可爱又神秘的国家看一看，看一看长城，看一看您的家乡哈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