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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小时后，史汀生收到临时委员会发来的关于原子弹的第二封电报：
“医生刚刚回来，兴高采烈，相信弟弟定会像哥哥一样健壮结实。从这里到海伊霍尔德（史汀生在长岛的家）都可以看到他眼里放射的光芒，从这里到我的农场都可以听到他的哭声。”
翻译这份隐语电报的军官猜想，77岁的史汀生又当了父亲，不知道是否会休会一天以示庆祝。他不知道“弟弟”是指刚刚在新墨西哥州爆炸的钚弹，而“他的哥哥”则指准备扔在日本的未经试验的铀弹。
7月18日午宴时，杜鲁门就是否要把原子弹一事告诉斯大林，试探了丘吉尔的意见。丘吉尔建议，如果斯大林问“为什么早不告诉我们呢？”他可以解释说，他一直在等待试验成功。
当天下午，杜鲁门会见斯大林，但没有提到原子弹。
7月21日，史汀生在波茨坦向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宣读一份目击者的报告，详尽地描述发生在阿拉摩戈多的可怕情景。两人听后非常高兴，杜鲁门更是情绪高涨。次日早晨，史汀生将这个报告交给丘吉尔，丘吉尔读后也感到兴奋。
7月24日早晨，杜鲁门得到报告说，原子弹在8月4日至5日可以准备就绪，最迟也不会超过8月10日。午膳前，他审阅了参谋长联席会议送来的最后报告，该报告建议，为了使日本早日投降，要尽快让苏联参战。这反映了他们对那颗未经试验的原子弹的保留态度。然而，国务卿贝尔纳斯却同丘吉尔一样，把原子弹看做是结束战争的一种手段，觉得苏联没有必要参战。他们认为，苏联参战必然使战后亚洲问题复杂化。午膳时，他说服杜鲁门同意把原子弹一事通知斯大林，但告诉他的时候，却要装做是随便谈起的，不然的话，斯大林可能会领悟到原子弹的全部意义，从而比预定时间“8月初”提前进兵中国东北。
7月17日中午，斯大林在波茨坦造访杜鲁门时，曾主动表示苏联红军准备在8月初进军中国东北，唯一的障碍是要与蒋介石协商解决一些有关问题，例如大连的地位等。但是，7月24日下午，苏联红军总参谋长阿列克谢·安东诺夫将军却在莫斯科宣布：“苏联军队正在远东集结，准备于8月下半月开始对日行动。但具体日期却要视与中国代表会晤结果而定，目前会晤尚未结束。”
7月24日下午全会休会后，杜鲁门找到斯大林，随便地提了一下，说美国现在具有一种“破坏力异乎寻常的新武器”，却没有提“核”或是“原子”一词。斯大林亦同样随便回答说，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希望美国人好好用它对付日本人。
投弹的命令终于下达
原子弹试爆的成功，没有平息要不要使用它的争论，反而使分歧意见更多。
美国几位军事领导人的意见明显相左。海军上将李海觉得，参加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以及其他人员之所以会要求使用原子弹，“其理由可能是在这项工程上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尽管马歇尔将军一再坚持，要结束战争不使用原子弹就非付出昂贵的代价进行入侵不可。阿诺德将军却宣称，对日本使用常规炸弹轰炸就能结束战争。欧洲盟军的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也不同意马歇尔的结论。他私下对史汀生说，日本已经失败了，投原子弹“完全没有必要”。另外，他认为美国也应该避免由于使用这样一种在他看来“对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并非必不可少的”武器，而引起世界舆论的谴责。
要不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最后的决定只能由美国总统一个人来做出。
在这个问题上，杜鲁门总统一直倾向认为“一旦研制成功，就要投入战争使用”。他的观点，受到英国首相的坚定支持。
1945年7月25日，杜鲁门做出了在他总统任期内最重大的一项决定：如果日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不肯无条件投降，就要对日投掷原子弹。
当天，美国驻太平洋战略航空部队司令卡尔·斯帕茨将军，接到了投掷第一颗原子弹的命令：
“1945年8月3日后，一俟天气条件允许目视轰炸，第20航空队第509混合大队应对下列目标之一投第一颗特种炸弹：广岛、小仓、新津和长崎。为运载陆军部军职及文职科研人员，对此炸弹之爆炸情况进行观察和记录，要另派飞机随携带炸弹之飞机同行。观察机应保持在离炸弹爆心点若干英里之外飞行。”
这项命令当天就由专机送达太平洋上马利亚纳群岛的提尼安岛基地。担负原子弹轰炸的第509大队就驻扎在该岛。
7月26日，杜鲁门总统下令让美国军事情报局把《波茨坦公告》公开向日本广播。公告警告日本说，除非无条件投降，否则“日本本土全将毁灭”。公告没有提原子弹，也删去了关于保留天皇的一段。公告把日本的主权限制在4个本土岛屿上，答应不把日本“作为一个民族加以奴役，或作为一个国家加以毁灭”。
中国、美国和英国在公告上联名，但事先没有征求苏联政府的意见。莫洛托夫知道后立刻拿起电话，要求推迟几天发表。“太晚了，”贝尔纳斯抱歉地回答说，“已经发表了。”他补充说：“我认为，在你的政府尚未与日本交战时，与苏联磋商这个文件是不合适的。”苏联是在8月8日对日宣战后，才加入这个公告。
日本的监听人员于东京时间7月27日早晨收听到这个公告。公告中没有提及天皇将来的地位。结果，一如史汀生及格鲁所料，马上引起日本的忧虑。日本内阁经冗长争论后，决定对《波茨坦公告》不予答覆，置之不理。
这样，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命运已无可避免。（未完待续）
Number ： 9222
Title ：血染的希望
作者 ：王伟群
出处《读者》 ： 总第 177期
Provenance ：中国青年报
Date ：1995。11。21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5月，沱沱河与当曲河汇合处。转过一个山口，杨欣背着70公斤重的背囊停住了脚步。不远处是起伏的山峦，在太阳刺目的光晕里，杨欣眯起眼死死盯住那片山峦，他怀疑自己走错了。
“怎么是白色的？不对，上次来山是绿色的，也是这个季节。难道我记错了？不，不会，就是这里，这里分明是一片青山，怎么能成了沙丘呢？
这是实实在在的沙丘，绵延80余里。
“我惊呆了，心像被什么东西揪住了似的，疼极了。1986年，我从这里开始漂长江，那时候的河源区多美啊！”
姜古迪加冰川晶莹剔透，如同梦幻世界，在阳光的照耀下，冰川一滴一滴融化，冰川孕育了沱沱河，这就是万里长江的源头。远处，格拉丹东雪山如圣殿一般，矗立在唐古拉之颠。一群群的藏羚羊疾驰而过，四蹄撩起的尘土遮天蔽日，像一阵狂风刮过，转瞬间又恢复了宁静。800里无人区，野牦牛悠然自得。夜里，月亮出来了，月光照在雪山上，一片朦胧的蓝色。薄雾中，依稀听得见几声狼嗥……
“这一切再也见不到了！7年后我去河源区拍片子，我看到的最大的一群藏羚羊只有11只。你知道什么叫姜古迪加？这在藏语里的意思是狼群出没的地方。这里曾经有成群的狼，而现在看不到一只狼。白唇鹿也没有了。野牦牛是青藏高原特有的景观，可我一头也没有见到。
“索南达杰死了，死在可可西里，死得那么悲壮！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
杨欣最早出名大概是在80年代中期，作为中国漂流长江的探险队主力队员和摄影师，他早就不止一次地在地狱门口穿行。那一次，为了和美国人争首漂，一群热血青年在装备极端落后的情况下，不惜以生命作代价，硬是抢先投入了长江的激流险滩中。三支漂流队，有10位好男儿永远地留在了长江的怀抱中。
在这9年中，他一次又一次奔赴长江源，漂流、探险、拍片，他一次又一次地征服长江，从雪山脚下漂向大海。他乐此不疲。
我见到杨欣是在1995年夏天，他在北京呆了50多天，在这个闷热的季节里，他却不厌其烦地进出各种会场、机关、团体，四处游说他的计划—— 一个关于保护长江源头的计划。他住在朋友的办公室里，却自己掏钱请人吃饭，请人“打的”，目的就是让人们听他解释这一计划。
我有些不解，一个早已名声在外的长江的征服者，何时成了一个执著的环保主义者？
杨欣并不善谈，每一次的游说方式都差不多，三言两语就把自己的经历讲完了，然后拿出一沓长江源区的照片分发给他的游说对象。他讲得最多的一个人，是一个叫杰桑·索南达杰的藏族干部。50多天中，我见了他4次，听他讲了4次这个人的故事。每次讲完，会场上都一片肃穆。
“索南达杰死了，死在可可西里。他是为保护野生动物死的。死得那么悲壮，所以我今天才要做这件事。是索南达杰改变了我。”
一天晚上临分别的时候，他对我说：“索南达杰虽然不在了，但他家有一张照片，你看了会被震撼的。”
“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有一种和祖辈不同的生活方式”
深秋时节，我从北京飞到了西宁。在高原上颠了三天，我终于到了索南达杰的家乡治多县城。一路翻越日月山、黄河源、巴颜喀拉山、通天河，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县城海拔4260米。举目远望，草场已经开始泛黄，黑色的牦牛布满山间，视野中没有一棵树。县城没有柏油路，连县委县政府的房子也多是土坯的。才进入9月就已经开始下雪了。县里几乎找不到一辆完整的汽车，我只有坐在团县委阿书记的摩托车后面出外采访。
20年前，还在青海民院读书的索南达杰有许多机会离开治多，因为他的成绩优秀，北京一次次来要人，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