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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塔是石塘河的支沟：方圆十五六里，见不到几棵树，沟里一滩烂泥。老汉刚给栽上树秧子，大雨一浇，连泥带水捎上苗，都给冲跑了。老汉为这事很着急，他知道要避免水冲，必须在沟口打个石坝，可一个孤老汉，那来这财力呢？他想起年轻时上姥姥家林遮峪玩，看到黄河里漂着成片芦根，要能把它们请到九塔来落户，还怕治不住淤泥吗？！
张候拉好比精卫填海。三个春天，总行程一千几百里，从黄河滩头背回二十几背芦根，挖槽埋进九塔沟。接着，他又打进七八尺长的几排柳杆，再铺上一层茅草片。后来芦根一发，伸展三四丈远，一座树草混合坝建成了，流泥沟终于成了造林地。
老汉在九塔的土窑里，一住又是五年。有次他上县城，回来发现门板让人掮走了，锅碗给偷走了，只得搬回新畦去住。可见天一个来回，二十里山路，仍然天天去九塔栽树。
去年端午节，嫁在石塘的女儿引枝提着一瓦罐吃喝找到九塔，老汉放下铁锥，接过碗，狼吞虎咽……。女儿看在眼里，心疼得直落泪，一面哭一面数落：“可怜的我爹，岁数这么大，还要受这罪！有个闪失掉沟里有谁知道？夏天还不是让蛆穿？冬天还不是遭狗啃？子女也跟着落个不孝的名！”哭罢，拣起爹身边栽树用的铁锥扔到梁上，一脚把那捆树栽踢进沟底，说道：“爹，以后不要来九塔了，你这是害我们哩！”
老汉见女儿哭了，不好发作，随口应承道：“我不害你们，我不来了。”可等女儿一走，他又绕道三里路，把沟底那捆树栽拣回来，种在山梁上。
九塔的主人
一个人能否成大事，除了种种客观因素，自身的秉赋起着重要作用。候拉子是个“平头百姓”，身孤力单，凭什么敢去担当绿化九塔小流域的重任呢？他把中国农民吃大苦、耐大劳、在极端艰辛的环境中都能生存的能力，和一个精明货郎善于理财、经营的智慧，巧妙地结合起来了。
老汉拥有一笔丰厚的家底，八百块白洋（不包括老伴那八十块体己）；这一部分是打土豪得的浮财，另部分是当货郎时攒的。根据勤俭庄户人的深谋远虑，它们被谨慎地埋在地下，用来防灾、防病和传给子孙的；后来他改变注意，下狠心从地下刨出，带到九塔来了。
可惜，这笔投资跟他的宏图大业来比，太不相称了。老汉把个人的生活需求，减到无法再少的地步：他平常连“颗子”（豆子、高梁、玉米、小米等）都舍不得吃，煮一锅山药蛋，搀和着野莱，要吃好几天；十多年来未添置衣服鞋袜，有次下了大雪，他赤脚穿着破鞋在山上走，囫囵冻掉了一个脚趾甲……。他节省一切生活开支，用来造林。
老汉亲手植下的树苗开始发杈、抽条、拔高，他日夜注意看管、守护。平日，孙子换身衣服他就“迷糊”了，会拉起小手问：“你是谁家的孩儿？”可谁敢动他树上的枝条试试，休想瞒过去。有一回，大儿贵成上九塔弄了些树栽，老汉察觉后边赶边骂：“帮我栽树你不干，成了林倒来砍树栽，哼。”儿子知道这回躲不过去，逃回家忙让婆姨准备鸡蛋白面，等老汉气喘喘的进来，恭恭敬敬端上让爹吃了消气。老汉吃罢，搁下筷子说：“你懂得孝敬你大，可好！九塔的林木是你大义务为国家栽的，不是你大的，公事还得按公家章程办。”就这样，儿子去九塔罚了六个工；爹呢，“义务”替儿子赶着牲口，把那些树栽种在儿子的自留坡上。
九塔地处丘陵沟壑地带，造林工程浩大。刨土崖、填壕堑、修谷坊等重体力活，老汉已力不从心了；他就雇请羊倌打零工，按件计酬。消息悄悄传到附近的生产队，“混大群”的庄户人纷纷议论：瞧，给候拉子干活拿现钱，还管饭，比生产队强多哩！有些庄户人吃大锅饭实在混不圆肚子，三三两两找借口向队长请假。偷偷来到这令人向往的“世外桃源”，接过老汉给的一把大镢，一块窝头，干起来了。
上访的“盲流”
每年入冬以后，老汉背起一个装有熟山药蛋的干粮袋，上县城去了。从九塔到县城有一百里，老汉力乏，得走三天。
当这个比叫花子还叫花子的老汉路过村庄，村里的狗就狂吠乱叫，群起攻之。老汉慌忙抡起那根栽树用的长把铁锥，左右招架。娃娃们跟着起哄：“野人来罗！”
好心的庄户人如留这个过路的老汉住一宿，吃块饼子，他为报答“一饭之恩”，就讲一通“栽树育林，子孙不穷”的道理，还理论联系实践，非在房前屋后栽上几株不可。围观的婆姨女子敢当面取笑这个老汉：“栽树不要家，是个大傻瓜！”
他来到县城，走进县直机关大院，只要碰上一个穿四个兜上衣的“公家人”，会缠住没完没了地诉说：“九塔义务栽的树成林了，老汉年岁大，管不住，公家应当管起来；要不，人家放羊的让往尽里啃，偷树的要往尽里砍，这可没活路！再说，公家该给些补助哩！老汉能乱花钱么？还不是想再添点树……。”
那时，干部们正忙于“抓纲、抓线、抓大事”，有的冲着这个上访的“盲流”挥挥手：“你找领导去！”有的说：“给管事的去说。”更有给缠烦了的，一迭声骂老汉“财迷”，“死皮”！老汉心里好生纳闷：“公家人”还有不领导、不管事的么？就这样，他象一个泄了气的皮球，被从东门踢到西门，南院推到北院，周旋到天黑，只好“赖”在林业局办公室里。
一九七五年的冬天，老汉进城头天住在林业技术推广站，可第二天再去，门闩住了。任凭门外吼，里边不应声。这下糟了，住店，没钱。老汉在街头蹭来蹭去，选了饭店旁边一个倒灰土的墙角，团下身子，瑟瑟发抖。半夜，饭店里值班的一位汉子开门出来解手，看到老汉，连忙扶他进店，给煮了点剩饭菜，把案板翻过来，让他睡觉。天明老汉离去时，还送了两个冷馍。张候拉说，那汉子是他不知名的救命恩人，要没有他，当夜就冻死街头了。
在老汉的进城史中，最大的收获是县委书记刘忠文给写了张便条，要附近生产队召集羊倌们开个会，别放羊子去啃张候拉栽的林子。老汉回到九塔，先在每个羊倌手里塞上一支烟，再掏出那封信让大家传看。他在旁边，尽挑进城经历中对自己“有利”的那部分，仔细说给羊倌听：公家人都支持他造林，杨主任给吃了两个馍，李主任让吃了一个饼。脚上这双崭新的黄球鞋，是公安局长老王送的，值六块钱呢！老王还对他说：“回去吧，好好干，等穿烂了我下次再给你一双。”
羊倌们见老汉突然擎起一道“护林符”，都吃惊地瞪着眼，不敢轻信。大家围拢来，捧过那信，头碰着头，等一支烟烧完，方作出集体鉴定：上面盖有书记的人名戳子，肯定不是假的了。于是，开始对这个“单干户”连同他所栽的林木，有了点敬畏之。有的羊倌还仗义地表示：看到有谁敢毁林，马上向他老汉来报告……。
可惜，这封对羊倌颇有效验的信，一碰上“学大寨”，就不顶事了。一九七七年春，石塘大队十来个人赶着几头牲口，来九塔毁林造地，“重新安排河山”。老汉拦住头前两匹大牯牛，嚷着：“这是林场的地，国家的树，不能毁！”可对方领头的那人说：“大寨的红旗在九塔飘定了！”只一推，老汉一个踉跄，跌倒在地。眼瞪瞪地望着他们“大干”了七天，毁了三十亩林地。
一个孤老汉有啥办法呢？他坐在梁上大哭：“刘书记呀，你上调走了，我凭不上你了，压着你人名戳子的条子顶个甚？哭天天高，哭地地低，黄泉路上没老少，这还死不了……。”
他流着眼泪，把砍剩的树茬子用土埋起来；接着，又重新拿起栽树用的长把铁锥……。
保德的愚公
幸亏九塔很偏僻，像石塘大队那样“有组织，有领导”地来毁林，是仅有的一次。经过老汉多年来的苦心经营，九塔的树林终于郁郁森森地长起来了。
但是，十年动乱结束后很久，这里的变化县里仍不知晓，照旧不加过问。每年冬天张候拉仍不断进城，唱他那永恒不变的“咏叹调”：“年纪老了，管理不了，国家应当把九塔的林木管起来。”
也许老汉在县里一些干部头脑中留来的“死皮”和“财迷”的偏见和错觉，太深了吧！有一回，县林业局一个负责人竟把老汉的被卷，从办公室里掼了出去！
恰好老汉在外地工作的三儿环成回来探亲，知道后怒气冲冲领着弟弟香成来到县委，找负责同志提出责问：“我爹义务造的林，县里还要不要了？如若不要，请发林权证，我把树砍了卖了，当柴烧……。”这几句气话倒起了作用，引起了重视。1981年的春天，保德县委的负责同志，终于带领干部专程去九塔察看。
干部们一路翻越黄土岭，穿过红沟谷，看到的是这带历来司空见惯的景象：丘象象高竖的屏障，沟壑象密纹的锯盘，光秃秃，灰蒙蒙，风起黄土飞扬，雨浇土壤流失。
可是，当他们来到九塔，仿佛刚从沙漠进入绿洲，好一派喜人的景色：只见“V”形深沟里，丛生着密麻麻的芦苇，屹立起一片片新林，山梁、谷坊、陡坡也都披上了绿色的新装。喜鹊在树上筑巢。石鸡在林中跳跃。一阵风过，林涛翻滚，悉悉低语，好象这片新诞生的密林正为它们的主人唱着赞歌……
县委副书记赵雄堂快步冲到沟沿，想一头钻进林子里去；可是，丛密的枝条和树叶挡住了他的视野，匍伏的芦根和苇条绊住了他的双脚。“嘿，保德也有这样的好所在呀！”他兴奋地笑起来了。
这回，林业局的干部可有事做了。五个人忙碌了整整五天，丈量计算出如下具体数据：九塔小流域已成林面积310亩，共三十万七千五百多株，其中植于流泥淌坡的二十四万多株。根径二十公分以上两千株；十公分以上四千株；五公分以上一万株；成材一万六千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