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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水土保持局的干部测算后报告说，一位学者到沟壑地带考察后打过这样一个比喻：“黄河流的不是泥沙，而是中华民族的血液。这决不是微血管破裂，而是动脉出血。”现在，九塔沟口流出的，已基本上是清水；张候拉运用生物防治的方法，基本上制住了这里的“动脉出血”。九塔小流域每年向黄河流失的土壤，已减少了二万吨以上。
县委书记刘振国目睹这惊人的奇迹，联想起全县的状况，感叹地说：“保德每个大队只要都出一个张候拉，全县将变成森林的海洋！”
赵雄堂摘下一片嫩绿的树叶，闻着它清新的香气，说：“他不是傻瓜，不是财迷，不是死皮，他是真正的英雄，保德的愚公！”
老汉年迈耳背，听不清书记的交谈，但似乎意识到是在赞扬他。这时，他那深陷在萎缩的脸宠中的双眼，涌出晶莹的泪水，濡湿了白色的胡子。
“愚公，大智若愚的愚公！”消息很快传遍全县，一些务实的庄户人，给算了一笔账：“老汉一生已植树一百万株，光在九塔就有三十万，他自己能得多少呢？不说“百万富翁”，也该是个“十几万元户”了吧！
可是，张候拉坚持说，地是林场的地，造的是义务林。如何处理九塔的林木呢？一位负责人提出，把林木折价归林场。可老汉对这建议根本不愿考虑。县委拿不定主意，专门开了三次会，最后方作出决定：将张候拉的事迹记入新编县志，发奖金三千元；吸收张香成到国营林场工作，子继父业，管理九塔林木……接着，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张候拉将义务所植的三十万多株树交给国家，向党的十二大献礼新闻。
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而又能把它献给国家的人，他本身拥有怎样的精神财富呢？探索这个问题，似乎比计算他总共植了多少树还要困难。
张候拉说，他从十八岁开始栽树，一直栽到八十三。当初是为了争口气，他砍了几抱柳枝，想给妈搭个凉棚遮荫，人家追进家来骂了一通，从此发愤栽树。妈死时他抚尸大哭：“妈呀，咱家也有林子了，盖一个凉棚都用不完呀！”
后来（一九三八年冬），王县长对他说：“栽不起林子来，打不成日本人。”有了林子兵勇藏在树林里头，花果吃了能解饥，遇上有干柴还能熬汤喝，又能藏，日本人看不见咱，咱能看见日本人，能打住他，林子是头等火线……。
人们问他，为什么要为国家、为别人义务栽树？老汉回答，不管种了树归谁，总比红沟要强。他活了大半辈子，觉得到人世走一趟，总该给后人留些什么呀！这树可不是给自己儿孙栽的，让人民使唤去就对了。
“我受了天大的苦，叫人民大发财。”这就是张候拉对自己行动的概括。
Number：2615
Title：实现青年时代的梦想记国际角膜库的创始人西尔伐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29期
Provenance：
Date：
Nation：
Translator：谭文祥
在新加坡，一个33岁的商人，失明已经18年，经过角膜移植重新获得了视力。日本一个19岁的医学院学生，失明8年的左眼在角膜移植后恢复了视力。专家们认为：世界上盲人中间有十五分之一，即五百万人是因角膜损伤而失明的。但只要成功地进行角膜移植手术，这些人就会重见光明。问题是从哪儿去找这么多的健康角膜。25年前，这个问题就这样突然出现在斯里兰卡一个医科大学生面前，他的名字是胡德逊·西尔伐。
在手术室里，两张手术台上躺着两个需要同时进行手术的病人。一个眼球后部长癌，需摘除眼球，另一个病人因角膜病变失明。于是正好把第一个病人摘除的角膜移植到后一个病人眼里。直到1956年为止，斯里兰卡一直是从被处决的犯人身上取到角膜，但这远不能满足需求。就是这唯一的供应渠道也因这年废除死刑而完全断绝供应。西尔伐在手术室里突然灵机一动：如果有足够的志愿者愿意在他们死后把自己的角膜捐献给盲人，斯里兰卡对角膜的需求不就解决了。当时在科伦坡医院每天平均死亡人数大约有二十人，其中十分之一的人把角膜捐献出来，就满足当时的手术规模了。1958年初西尔伐在报上发表第一篇文章，号召捐献角膜给盲人。几个月后，西尔伐就第一次使用捐献的角膜做了一次成功的手术。
1961年，西尔伐得到博士学位，担任了科伦坡眼科医院的住院大夫。同年五月他倡议成立角膜捐献者协会，在四十名发起人中间，第一个在倡议书上签字的是西尔伐的母亲。两年后，她的角膜使一个盲人见到光明。此时的政府总理也是第一批签名者之一。仅一个星期，这两条新闻就影响17；000人加入了协会。接着，西尔伐又在报上第二次发表呼吁文章，他预言，斯里兰卡的志愿者捐献的角膜将有一天会达到这样大的数量，除了满足国内需要外，还能供应国外。没过多久，西尔伐就开始向亚洲各国眼科医院供应角膜了。1965年斯里兰卡政府总理敦促政府拨款建立了斯里兰卡国际角膜库。
六年后的一天晚上，一个政府人员敲开西尔伐住室的大门，通知他总理去世了。西尔伐赶到医院做了角膜摘取手术，然后合上总理的眼睑，献给死者一面特制的吊唁小旗，旗上有斯里兰卡角膜捐献协会的羽毛装饰。旗子向亲友们表示，死者直到逝世后，还对世界盲人作出了贡献。西尔伐赶回眼库，把角膜放进冰箱。每当接到国外拍来的电报，西尔伐就亲自驾车把盛角膜的特制容器送到20公里外的港空港，几乎每一条航线都为角膜库提供免费空运服务。在航线的另一端，急救车已经在等待飞机降落。现在斯里兰卡国际角膜库已经向29个国家的64个医院提供过角膜，得到角膜的医院除了需要付很小的一点费用外，角膜库几乎是免费提供角膜的。
角膜库刚开办时，设在西尔伐住室里他卧室隔壁的一间房里。因为捐款只够每天雇用人工作九小时，剩下的十五个小时都是由西尔伐和他妻子负担。他妻子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严格认真的助手。有一次，一位客人请她给一杯冰镇饮料，她客气地拒绝了，并解释说：她家的冰箱用来贮存角膜了，打开冰箱会影响到角膜贮藏需要的温湿度。这个来访者回去后，从朋友处募捐了一笔钱，给西尔伐夫妇买了一个容量最大的新冰箱。
西尔伐的辛勤努力使他的角膜库在国际上获得了巨大的影响，角膜库的第一台汽车是日本某团体捐赠的；英国的一家盲人援助基金会提供了大量的手术器材；香港角膜捐献协会提供了运输角膜所必需的特制容器。斯里兰卡国内也有无数的志愿者为角膜库义务服务。
1976年，一座新的角膜库在政府的资助下建立起来。它每年除满足国内需求外，还能向国外提供2；000个角膜。因为斯里兰卡不可能满足世界的角膜需求，西尔伐倡议成立一个由五个角膜库组成的供应网。这五个库分设在纽约、伦敦、东京、新德里和科伦坡。这样，只要某个医院提出申请，它立刻就能知道哪个角膜库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向它提供角膜。
让全世界五百万因角膜损伤而失明的人重见光明，这个开始于一个医科学生的梦想正在逐步实现。
Number：2616
Title：愿与梅花结后缘
作者：曹大徵
出处《读者》：总第63期
Provenance：文物天地
Date：1981。5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在辛亥革命时期，有一个蜚声政坛的人物叫杨度。在此曾为袁世凯复辟称帝筹谋划策，因而遭到了全国人民的痛斥。可是他晚年却投身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杨度本是当时文坛耆宿王运的学生，从师研习帝王之学。1903年赴日法政大学速成班留学。其间，曾为清皇室载泽等五大臣操刀撰写《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实施宪政程序》之类的出洋考察奏摺。归国后，经袁世凯、张之洞联名向光绪帝奏保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遂以四品京堂委充宪政编修馆提调。因之，王、杨有师生之谊、袁、杨有知遇之恩。
民初，杨度任袁世凯总统府政事堂少卿参政，竭力鼓吹君主立宪，实行帝制。1914年初，他在《君宪救国论》一文中提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
袁世凯对此文大加赞赏，誉为“至理名言”，亲书“旷代逸才”，由政事堂制成匾额，赐赠杨度，勖勉有加。杨度诚惶诚恐，上表恭达谢忱。
1915年8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人联名通电全国，发起组织“筹安会”，要求各省派代表到京研讨国体，“以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何适于中国”。同时杨度在北京西单石驸马大街私宅挑出《筹安会》的牌匾。此后五日，即8月19日，杨度就给王运写信，恳请恩师“一言欣助”，适时劝进，意在为袁世凯复辟称帝制造舆论，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了。
王运是前清翰林，入曾国藩幕，民初出任国史馆长，政局风云，变幻莫测。他审时度势，深感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前景不妙。这位研讨“帝王之学”的国学大师急流勇退，慨叹“吾道不行”，挂印裹金，拂袖归山，退避湘潭，消磨悠闲岁月去了。而杨度正热衷于当新朝宰相，终究不如恩师老谋深算，仍然竭力鼓吹君主立宪。王运对筹安活动很为反感，便复信杨度，劝他功成身退，奉母南归。
杨度对恩师这封信啼笑皆非，徒唤奈何！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经过“三推三让”，在一片假借民意的筹安、请愿声中，发布接受帝制申令，有如古彩戏法，一下就把中华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