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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瀛奎律髓》：元代作家方回（字万里，号虚谷）辑，四十九卷。
⑾《扪虱新话》：宋代作家陈善撰，八卷。
⑿《宋诗纪事》：清代作家厉鹗撰，一百卷。
⒀《道山清话》：宋代笔记，一卷，宋王某撰。
⒁顾子敬：宋代作家顾临字。
⒂刘威：唐代诗人。
⒃《能改斋漫录》：宋吴曾撰，十八卷。
⒄《石林诗话》：宋代作家叶梦得撰，三卷。
⒅雁湖：宋代注家李璧，号雁湖居士，有《王荆公诗注》。
⒆章得象：宋代作家。
⒇曾裘甫：宋代作家曾季狸字。撰有《艇斋诗话》一卷。
（21）杨公济：宋代作家杨蟠字。
（22）张怀庆：刘肃《大唐新语·谐谑》：“有枣强尉张怀庆好偷名士文章……人谓之谚曰：‘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
（23）《诚斋集》：宋作家杨万里撰，一百三十三卷。
（24）陆龟蒙：晚唐诗人。
（25）辛弘智、常定宗之争“转”字：未详。按《瀛奎律髓》方回评齐己《早梅》，称李雁湖注引“只应花是雪，不悟有香来”，谓介甫略转换耳。或辛常两人争转换之说，惜不得方回为之评定。平章即评论，此老指方回。
袁枚认为“诗不可不改，不可多改。不改，则心浮；多改，则机窒”（《随园诗话》卷三）；吕本中认为“文字频改，工夫自出”（《诗人玉屑》卷八引《童蒙诗训》）；蔡居厚认为“诗语大忌用工太过。盖炼句胜则意必不足，语工而意不足，则诗必弱”（《诗人玉屑》卷六引《蔡宽夫诗话》）；钱锺书先生认为“诗文斟酌推敲，恰到好处，不知止而企更好，反致好事坏而前功抛。锦上添花，适成画蛇添足”（《谈艺录补遗》）。吕本中的话是对初学者学习写作诗文说的，蔡、袁、钱三位则是对作家说的，所以，都是对的。
王安石喜欢改自己的诗，也喜欢改他人的诗，在文学史上是出了名的。钱先生在《宋诗选注·泊船瓜洲》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注中，便指出王安石讲究修辞的事。据说这个“绿”字是经过十多次修改后定下来的，最初是“到”字，后改为“过”字、“入”字、“满”字等。钱先生指出，“绿”字这种用法在唐诗早已屡见，如丘为《题农父庐舍》：“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李白《侍从宜春赋柳》：“东风已绿瀛洲草”等，可见，王安石选定“绿”字，不会与唐人无关。
这一则从袁枚分析王安石改字谈起，举引了大量诗例，指出哪些是锦上添花者，哪些是画蛇添足者，均分别作出具体论析，可以为诗文修辞引为鉴戒。
一、王钦臣有诗句曰：“日斜奏罢长杨赋”，王安石改为“日斜奏赋长杨罢”，袁枚认为如此改“乃健”，王若虚认为“语健而意窒”，钱先生认为“唐人诗好用名词，宋人诗好用动词”，王安石将“赋”字与“罢”字调换，不仅为倒装字句，而是要使“赋”字兼动词用，这与陈善记王安石欲将杜荀鹤的“江湖不见飞禽影，岩谷惟闻折竹声”，改为“禽飞影”、“竹折声”（《扪虱新话》）的道理一样。
二、刘攽有诗句云：“明日扁舟沧海去，却从云里望蓬莱”，王安石将“云里”改为“云气”，袁枚认为改得“文理不通”，这里指出《彭城集》所收正是王氏改笔，赵令畤曾亲闻刘攽诵此诗亦与改笔同（见《侯鲭录》），这说明刘攽已接受了王氏的修改。然《诗话总龟》引《王直方诗话》载刘攽此诗原作为“却将云表”，而胡仔引《王直方诗话》载原作为“却将云里”。钱先生就“将云表”、“将云里”、“从云里”、“从云气”四种写法分析说：蓬莱宫阙，本在缥缈五云之间，今玉皇案吏远谪，不再往蓬莱，扁舟海上，回望云深，身虽在海上，而心仍在宫阙，应是刘攽诗的本意。那么，说“云表”，即云的表面，人在地上，看不到云的上面，所以不妥；说“云里”，指云的里面，人在地上，看不到云的里面，也不妥；说“云气”，即云，人在地上，可以看见云，表现出一个被遂之臣想望宫阙，依恋故国之情，文理皆通。所以钱先生认为王安石将“云里”改为“云气”是对的。
三、刘威《游东湖处士园林》有联云：“遥知杨柳是门处，似隔芙蓉无路通”，王安石改为“漫漫芙蓉难觅路，萧萧杨柳独知门”，收入自己集里，改题目作《段氏园亭》。刘威的诗自然流畅，明白如话，他远远地看到园林，从繁茂的树丛里望过去，想到有杨柳树的地方大概是园门，实际上并没有看到门，但是满地的芙蓉花阻隔着，竟找不到可通往园门的路，把园林的欣欣向荣的景致描绘出来。王安石改诗，对仗得好，但却失去了刘威原诗的气氛和情趣。
四、苏予卿有诗句云：“只应花是雪，不悟有香来”，王安石改为“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袁枚说是将活者改死，灵者改笨。改笔不如原作。钱先生指出：王安石改苏子卿的诗，题作《梅花》五绝，已收入王安石本集，并说：“袭人以为己作，与王（钦臣）刘（威）两事，迥乎不同。以为原句不佳，故改；以为原句甚佳，故袭。改则非胜原作不可，袭则常视原作不如，此须严别者。”而王安石则是“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夺，脱胎换骨，百计临摹，以为已有；或袭其句，或改其字，或反其意”。偶然得到浑成之句，也要留下“斧凿拆补”的“痕迹”，如改刘攽、苏子卿两诗即是例证。但也有仿模的成功之作，比如：沈彬有诗“地隈一水巡城转，天约群山附郭来”，王安石仿作为“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比沈彬的诗多有警策。“一水”、“两山”对仗工整，把湖阴先生住处的周围环境先行点出，“将绿绕”、“送青来”，则具体写水写山，对仗极工，将死改活，将笨改灵，使其成为名句。
总之，这里指出王安石有些诗，或是他人诗的显形，或是他人诗的变相，或是他人诗的放大，或是他人诗的引申；或摹本于他人诗，或背临于他人诗，或仿制于他人诗，或应声于他人诗，或效颦于他人诗，或捃华于他人诗，几乎是把他人的作品，当作了自己创作的源泉，这些李璧注中均未指出。通过钱先生对王安石改诗的分析，充分说明了应当怎样对待修改的道理。
《谈艺录》读本（二○）“鸭先知”辩
按《西河合集·诗话》卷五有一则①，记与汪蛟门论宋诗②，略云：“汪举‘春江水暖鸭先知’，不远胜唐人乎。予曰：此正效唐人而未能者。‘花间觅路鸟先知’，此唐人句也。觅路在人，先知在鸟，鸟习花间故也，先者，先人也。若鸭则先谁乎。水中之物皆知冷暖，必以鸭，妄矣。”颇能诡辩。王渔洋《居易录》及《渔洋诗话》遽概括西河言为“鹅岂不先知”③，遂成笑枋；西河弟子张文檒《螺江日记》卷六已力辩其诬④。《随园诗话》卷三论曹能始诗⑤，曾引《西河诗话》，不应此处尚沿流俗之讹。反驳亦未为不是，惜尚非扼要。东坡此句见题《惠崇春江晚景》第一首：“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是必惠崇画中有桃、竹、芦、鸭等物，故诗中遂遍及之。正钟记室《诗品·序》所谓⑥：“‘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先”者，亦“先人”也。西河未顾坡诗题目，遂有此灭裂之谈⑦。张谓《春园家宴》⑧：“竹里行厨人不见，花间觅路鸟先知”，即西河所谓“唐人”。东坡诗意，实近梁王筠《雪里梅花》：“水泉犹未动，庭树已先知。”东坡《游桓山会者十人》五古又云：“春风在流水，凫雁先拍拍”；此意盖数用也。（221—222页） ①《西河全集》：清毛奇龄（字大可，号西河）撰，其中有《诗话》八卷。
②汪蛟门：清代诗人汪懋麟，字季角，号蛟门。
③王渔洋：清王士禛号。有《居易录》三十四卷，《渔洋诗话》三卷。
④《螺江日记》：清张文檒撰，八卷，续编四卷。
⑤曹能始：明代作家曹学佺字。
⑥锺记室：梁锺嵘，曾任记室官。有《诗品》三卷。
⑦灭裂：犹言卤莽轻薄。
⑧张谓：唐代诗人，字正言。
清人毛奇龄诋毁苏轼诗，汪懋麟不附合其意，反问：“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能说不佳吗？毛氏曰：“鹅也知，鸭比谁先知？”这一曲解早已传为笑柄。袁枚《随园诗话》卷三载此事，只言毛氏诋苏诗太过，未加深辨，亦未击中要害；王士禛很不赞同毛氏之说，但也仅是对他揶揄讥笑。这一则辨析甚为透辟。
一、苏轼此诗题曰《惠崇春江晚景》，是为宋僧惠崇画的《春江晚景》作的题画诗，竹外桃花，群鸭浮水，白蒿满地，新芦吐芽，必是画面上实有之景，题画诗必受画面实景的制约，而不能离开画面任意涂写。至于诗中的“水暖”和“河豚欲上”，是画家无法表现的，而是诗人透过桃花三两枝、白蒿满地、芦苇吐芽的季节描绘，自然联想到初春时节该是河豚沿江而上的时候。说此诗写得好，就在于苏轼能生动地展现惠崇绘制的初春江边晚景的画面。可见毛氏竟连苏诗题目也未细看，只能说是出于成见。
二、毛奇龄说苏诗“春江水暖鸭先知”是仿唐张谓《春园家宴》里的“花间觅路鸟先知”，并说：“觅路在人，先知在鸟”，鸟习花间，所以觅路能先于人，而“鸭先谁乎？”这里指出：鸭亦先人知，因鸭游于春江水中，而人仅目睹所见，所以“先”者，先人也。其诗意不同于张谓的《春园家宴》，而是与梁王筠的《雪里梅花》相近，“水泉犹未动，庭树已先知”，“鸭先知”与“庭树先知”，均是先于人知春到人间了，而张谓诗则是鸟先知途，意思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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