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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品格现状如何？
如果没有构成好品性的种种美德，那么人们就不能快乐幸福地生活，社会也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没有好的品性，人类不可能取得长足进展，步入尊重品德和个人价值的社会。
果是如此，那么努力培养人们的品格就是我们所肩负的最主要的责任了。那么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又是如何履行这一职责的呢？
现实不容乐观。
大概十年前出版的一本名为《重要的文化显示器指数》威廉·贝内特：《重要的文化显示器指数：美国社会状况的事实和数据》（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1994年）。的书就像一面镜子，使国家开始意识到现实的情况是多么艰难。这本小册子严格地使用统计数据来衡量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早期的社会变化。在那3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41％，国内生产总值提高了三倍，而政府在各个方面的总支出上调了五倍多。
然而在相同的时期里，几乎每个标志社会稳定和道德健康的指示器都大幅度地向反方向移动。暴力犯罪增加的比例超过了500％。青少年自杀的比例增至三倍。离婚率翻了两番还不止，使美国成了世界上离婚率最高的国家。将近40％的孩子不与自己的父亲生活在一起；大多数离婚的父亲不提供孩子的抚养费。生活中没有父亲现在几乎已经成了孩子们童年时代犯病的预测器。例如，我们可以看看戴维·布兰肯霍恩的书：《无父的美国》（纽约：哈珀·佩雷尼尔出版社，1995年）和尤里·布朗芬布伦纳在戴维·布兰肯霍恩的出版物：《重建家园》（密尔沃基：美国家庭服务出版社，1990年）里的“发现家庭的所作所为”。
1960～1991年，未婚妈妈生育的比例超过了400％。这个比例还在持续上升；现在出生的每三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是私生子，而在1960年二十个孩子里才有一个。生活在贫困当中的孩童比例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大幅减少，然而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早期这个比例增加了40％。现如今在五个孩子里就有不止一个孩子生活在贫穷当中。自从最高法院1973年颁布了人工流产法以来，美国已经发生了4千多万流产事件——每二十秒就有一例。在发达国家中，美国青少年的流产比例最高。
每户家庭平均看电视的时间从1960年的五个小时增加到了1992年的七个多小时，并且仍在持续攀升。现在平均每个孩子每周在读书上花的时间不到两小时，而看电视的时间却超过了二十个小时。1960年到1993年间，所有学生学术能力倾向测验（ScholasticAptitudeTest；SAT）的平均分数下降了73个百分点。
2002年美国青少年道德准则报告书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数据来源于其他渠道，它们获取的过程同样复杂不易。这些数据里其中有一项是“2002年美国青少年道德准则报告书”，由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倡导价值和道德教育的约瑟逊机构（JosephsonInstitute）出版（其网站是：wwwjosephsoninstituteorg）。报告书自1992年以来每隔一年出版一次，是基于对全国范围内数以千计的高中生进行调查而得出的（以2002年为例，机构调查的学生超过了12000人）。以下是2002年的一些调查发现：
四个学生中有三个承认在过去一年进行的学校测验中作弊。
十个学生中有四个承认他们在过去一年里从商店偷过东西。
十个学生中差不多有四个承认为了得到一份好工作，他们愿意去撒谎。
在2000年出版的《美国的高中生里谁是谁》一书中，那些被认为是整个国家的青少年一代里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学生当中有80％承认曾在学校作弊，这是这项调查历时29年来的最高比例。大多数学生说，他们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杜克大学（DukeUniversity）学术清廉中心（theCenterforAcademicIntegrity）的研究报告指出，在大多数大学校园里，75％以上的学生承认曾经有过作弊行为。学术清廉中心，wwwacademicintegrityorg。三分之一以上的大学生告诉1999年的“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告”调查组，他们从雇主那里偷过东西（另外45％的学生里只有6％的学生说他们也愿意这么做）。
矛盾的是，尽管自曝不诚实的比例这么高，但是约瑟逊机构2002年的调查却发现76％的学生在道德上非常自重——他们同意以下的说法，“当做正确的事情时，我认为我比自己认识的大多数人都要做得更好。”十个学生里几乎有八个同意“去撒谎或作弊根本不值得，因为它有损于你的品格”。如果品格被定义为行为举止体现的道德价值观，那么显然它不是通过自己的观点或仅仅由是否拥护崇高的理想来评判的。
面对诱惑时的品格：遗失钱包的测验
我们的品格决定了当我们自认为没有人看见时会采取怎样的行为。或者如一句古老谚语所说的：“品格就是当无人目睹时你的所作所为。”
几年前，一个在世界各国进行的简单测验给了人们一次机会，让他们在自认为无人看见的情况下去展现他们的品格。钱包试验，见《读者文摘》（1995年12月），第17～18页。研究人员通过“丢失”1100多个钱包进行测验，目的是为了看看会有多少钱包被归还。每个钱包里都放有价值50美元的当地货币，另外还有主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钱包分别被放在人行道上、电话亭里、办公楼前、折扣商店、教堂、停车场以及饭馆里。然后丢下钱包的人会坐在一旁进行观察。
平均而言，有56％的钱包被归还了；而44％的钱包被迅速拿走。但是就不同国家和地区而言，结果却大相径庭。诚实的最高奖项应颁给挪威和丹麦，在那里所有“遗失”的钱包都被归还了。而最后四名分别是意大利（35％物归原主）、瑞士（也是35％）、香港（30％）以及墨西哥（21％）。美国处于中间位置，有67％的钱包物归原主。
如果说这些数字有什么含义的话，那就是：相对于另一些国家而言；诚实在某些国家更是国民品性的一部分。但在同一国家不同的城市和乡镇又大不相同。在美国，在被选择做实验的十个地方里有四个最为诚实，分别是西雅图（90％得到归还）、新罕布什尔州的康科德（80％）、怀俄明州的夏延（80％）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的梅德维尔（80％）。而遗失钱包返还率最差的地方是亚特兰大、拉斯维加斯、代顿和俄亥俄州——在这些地方有一半的钱包从此杳无踪迹。
是道德的缘故吗？我认为文化至关重要。一个团体或国家的品格——在上述例子里是关乎诚实与否的社会标准——影响公民的品行（尽管它不见得决定他们的品行；在最不诚实的地方也有一些人诚实地归还了钱包）。因此我们有理由希望：如果你提高了集体（学校、邻里一带、社会团体）的道德标准，那么你就能提高集团成员的行为规范。
是什么激发了诚实？
是什么造成了不同团体和国家间诚实的大相径庭呢？
在遗失钱包的测验里我们通过采访得到了一些线索。大多数归还者，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都说他们的父母曾经不断地向他们灌输做好事的愿望。
有一些人引用了宗教信仰作为诚实的理由。在马来西亚，一个摆水果摊的20岁的女人说道：“作为一个穆斯林，我知道该怎么克服诱惑。”俄国弗拉基米尔（Vladimir）市的一个家庭女教师莉娜·克里斯尼娜（LenaKruchinina）解释说：“如果是在几年前，我会把钱包拿走，但是现在我完全变了。就像人们常说的，‘你不应该获取邻居的好处。’”
至于其他人，同情心看起来发挥了关键作用。从全世界范围来看，那些看起来确实需要这50美元的人都把钱包还了回来，而那些不需要这50美元的人却拿走了钱包。加拿大人布莱恩·杜斯尔（BrianToothill）是诚实的典范，因为他瘦得只剩皮包骨头，却表达了对钱包主人的关怀。他在萨斯卡通（Saskatoon）电话亭里发现了钱包，他告诉采访者：“钱包在电话亭的底部，所以我想这个钱包可能是坐轮椅的残疾人丢失的。他们比我更需要这笔钱，不是吗？”实际上，布莱恩自己正处于失业状态，就在几分钟前他还在收集用来卖钱的瓶子和罐头。但是他的道德观比他对金钱的需要更强烈。
第一部分 为什么品格至关重要？第5节 犹太拯救者研究
品格决定了我们在发现别人丢失的钱包时采取怎样的行动。它同时也决定了当一个文明社会失去它的灵魂时我们该如何做出反应。
1933年至1945年纳粹德国有组织、有计划、残暴地屠杀了1100万平民，其中包括600万犹太人。许多犯下如此恐怖罪行的人却乐在其中。阿道夫·艾希曼（AdolphEichmann）承认在睡前浏览来自集中营的枪决名单是最大的消遣。约瑟夫·韦希斯伯格编：《我们中的谋杀犯》（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1967年）。奥斯维辛（Auschwitz）的指挥官鲁道夫·海斯（RudolphHess）在毒气室里安装了一面窗户；以便他可以看到受害者死亡的情况。安德鲁斯：《纽伦堡的邪恶》（伦敦：福拉维出版社，1969年）。纳粹士兵有时候会把囚犯猛踢致死，或者放出训练有素的警犬生吞活剥他们的肉。
二战以后，当集中营里种种可怕的杀人方法被公诸于世时，人们开始有了赎罪的想法，他们开始反对这股邪恶势力，并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犹太人。是什么引导他们这么做？在他们大多数同胞遵从纳粹当局的情况下，他们为什么选择违背当局？他们来自怎样的家庭？
《良知和勇气》一书的作者伊凡·福格尔曼（EvaFogelman）这样写道：“一个拯救别人的人，他的生活会变得非常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