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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和勇气》一书的作者伊凡·福格尔曼（EvaFogelman）这样写道：“一个拯救别人的人，他的生活会变得非常复杂和可怖。一句无心的话或者一个错误的举动都有可能导致死亡。”伊凡·福格尔曼：《良知和勇气：大屠杀时期犹太人的拯救者》（纽约：双日出版社，1994年），第68页。据估计，他所拯救的人数介于5万到100万之间，不过也有人认为很可能人数还要更少一些。但是即使所估计的最高数字是真的，那也不到纳粹统治下犹太人人口的05％。
1988年，研究员塞缪尔（Samuel）和珀尔·奥林纳（PearlOliner）出版了一本名为《利他主义的道德》的书，这本书对从大屠杀中拯救犹太人的人做了最为广泛的研究。塞缪尔·P奥林纳和珀尔·M奥林纳：《利他主义的个性：纳粹欧洲时期犹太人的拯救者》（纽约：自由出版社，1988年）。奥林纳兄弟和研究小组的其他成员采访了406位犹太拯救者，他们都生活在纳粹统治时期的欧洲。为了进行比较，他们也采访了126名非拯救人士，他们和拯救者们同样生活在那一时期纳粹统治下的国家，但是他们并没有对犹太人伸出援手。
拯救者们并不认为他们自己是道德上的英雄。他们一再强调他们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他们中大多数人在做出拯救行动以前基本上都没有进行深思熟虑。当被问及做出第一次拯救的决定花了多长时间时，70％以上的拯救者说只用了短短“几分钟”。
是什么促使他们去拯救？
奥林纳兄弟的研究表明有三种“道德催化剂”，有时候它们联合发挥作用，促使人们去拯救犹太人。对于大多数人（52％）而言，一种以社会规范为核心的动机——忠于集体的道德礼法——导致了他们的第一次拯救行动。这些人总是应集体中某个当权者的请求开始拯救工作。譬如，伊利莎——德国路德教会一位牧师的妻子——最初就是因为她的丈夫和教会要求她把犹太人带到家里，她才那么做的。
第二批人数较多的拯救者（19％）也是基于社会规范为核心的动机，道德标准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的拯救行动已经独立于任何权威机构。譬如，一个拯救集团曾经用渡船从丹麦非法运送7000多名犹太人到瑞典，该集团的成员之一——一名丹麦人这样解释：
在这个小小的单一种族国家里，基本的道义就是友善地对待你的邻居，友善地对待人们。丹麦是一个非常讲究法制的国家。人们会阻止别人做非法的事情。即使在战时灯火管制的时候，也不会有偷窃事件发生。我之所以帮助犹太人的主要原因是我不希望任何人毫无理由地伤害我的邻居和同胞。这么做是基于良好的道德标准和传统。
三分之一以上的拯救者（37％）承认，是同情心——对受苦受难的人们的一种心灵回应——促成了他们的第一次拯救行动。对于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仅仅知道别人在遭受痛苦就足以使他们采取行动；而对其他一些人，与一名受到压迫的人的面对面接触促使他们伸出了援手。一个波兰妇女讲述了她的故事：
1942年，当那位先生从灌木丛中出来的时候；我正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他穿着有条纹的集中营衣服，他的头光秃秃的，脚上穿着木底鞋。他向我苦苦哀求，他的手合在一起像个祈祷者——我能帮他吗？这一切令我感伤。我怎么能不帮助这样的一个人呢？
有一小部分拯救者（11％）第一次采取拯救行动是出于信奉存在普遍适用的公正或关爱的道德准则。比如苏桑（Suzanne），她出生在巴黎，是一所高中的数学教师，她大批地拯救孩子，并把他们藏在不同的学校里。然而她并不认为自己是出于宗教的缘故才这么做的，她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很具有道德心的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她从小受到的基督教育。她并没有直接目睹犹太人遭受的不幸。当别人问她为什么要帮助犹太人时，她的回答很简单：“人人生而自由平等。”
其他一些有道德的拯救者强调了关爱这一美德——出于一种慷慨精神，他们觉得有义务帮助所有的人并关注其福利。例如，路易莎（Louisa）和她的丈夫在1940年加入了荷兰的地下工作者组织，并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不断地将犹太人收留在家中。她说：“这是些处于患难中的人，所以我们帮助他们。”她认为自己从童年时代起就深受基督教的影响。
这三个道德方针——以社会规范为核心（所作所为遵从集体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同情心（被别人的苦难所感动）、道德准则（信奉普遍适用的道德：公正或关爱）——构成了做出拯救善行的三个不同理由。奥林纳兄弟认为，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宽大为怀的能力——一种关心其他人福利的义务感，包括那些不是直系亲属，也不属于自己生活圈子的人。研究表明这种宽大为怀的气度与标志着那些非拯救者的“狭隘”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狭隘的人们更关注他们自身和自身的需要，他们只对一小部分人承担义务。
第一部分 为什么品格至关重要？第6节 关爱的基础
是怎样一种成长的经历塑造了犹太拯救者宽大为怀的能力？
拯救者比非拯救者更倾向于描述家庭的亲密关系，这是他们的父母所提倡的，同时他们的父母也教会了他们关爱的道德观。一名妇女说：“我的母亲总是想方设法让我记住每天至少要有一次为别人做点好事。”相反地，非拯救者的父母则更多地强调经济价值（如“找一份好工作”，“要生活节俭”）而不是道德规范。
非拯救者更经常地描述他们的父母用体罚的方式管理他们——孩子们经常体验到的是体罚过后父母亲自己感情上的某种释放而不是任何与孩子行为有关的东西。反过来，拯救者们却记得他们的父母亲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惩罚他们，更多的是“解释事情本身”，告诉孩子们他或她已经“犯了错”或没有理解别人的观点。
拯救者的父母亲也常常明确地教育孩子们对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要持积极的态度，并教育他们有义务在不计较回报或好处的情况下慷慨地帮助别人。一名拯救者说：“我的父亲教育我要爱上帝和我的邻居，不管他属于哪一种族，信仰哪一宗教。在我祖父的家里，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会请每个人都进去。如果碰巧有一个犹太人来访，他会叫他入座。在我们家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就像其他人一样受到欢迎。”另外一个拯救者主张，“当你看到别人有需要时，你必须实施援助。我们是我们的兄弟的守护人”。
拯救者长大后，种族和宗教的区别对他们而言越来越不重要，甚至比非拯救者选择朋友还来得不重要。与非拯救者相比，拯救者发展了一个更宽广的心灵“内部控制区域”——一种敢作敢为和甘冒风险的更强烈的意愿。
这项研究得出结论，当别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那些从小就培养了宽大为怀美德的人毫无意外地会伸出援助之手。从大屠杀中拯救犹太人源于他们通常与别人联系的方式。战争结束后，他们很可能持续这种方式。与非拯救者相比，在战后的生活里；拯救者中有更大比例的人参加到了社会服务中。他们最普遍的行为是照顾老弱病残者。
关于拯救者的研究无论对于家庭和学校都有重要意义。家庭需要培养一种有包容力的关爱，这种美德绝不仅仅局限于家庭范围内。学校必须培养同样的包容精神，并通过每日相处让学生们去实际体验关爱社会。
第一部分 为什么品格至关重要？第7节 品格：道德的自我蜕变
犹太拯救者的研究阐明了品格的本质和根基，但并不是事情的全部。
正如心理学家安妮·科尔比（AnneColby）和威廉·达蒙（WilliamDamon）在他们的书《必须关注：当代生活中的道德信仰》里所指出的，不是每个纳粹统治下的欧洲人都有拯救者的品格特征（同情心、内部控制的感觉、对他人怀有责任心）和家庭背景（教育孩子容忍和关爱的父母），他们也不是个个都甘愿冒生命危险去拯救犹太人。安妮·科尔比和威廉·达蒙：《必须关注：当代生活中的道德信仰》（纽约：自由出版社，1992年）。实际上大多数人都不是。早期的生活体验——比如文化——能影响但绝不会决定一个成年人的品行。那么还有哪些别的因素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一个特定的人会选择不计付出、满怀同情心和勇气地去采取拯救行动？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科尔比和达蒙请一组“专家候选人”——神学家、哲学家与研究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历史学家——来定义评判一个“道德模范”的标准，并举荐符合这些标准的人。令人意外的是，专家们在五个评判标准上取得了高度的一致：（1）坚持不懈地信仰道德理想；（2）在理想和达成理想的方式之间取得一致；（3）牺牲个人利益的意愿；（4）鼓舞他人的能力；（5）对于个人的地位有谦逊心理。
使用这五个标准，科尔比和达蒙着手找出并采访了二十三个道德模范人物。从教育经历上看，有的模范人物只读到八年级，而有的则获得了医学学位、法学学位和博士学位。他们这些人里有不同信仰的宗教领袖、商人、物理学家、教师、慈善事业工作者、旅馆主人、记者、律师、非盈利性组织的首脑以及社会运动的领导人。这23个模范中有10个是男人，13个是女人。他们的贡献涵盖的领域有人权、反对贫穷、医疗护理、教育、慈善、环境保护、促进或维护和平以及宗教信仰自由。
科尔比和达蒙发现，这些成就非凡的个体在他们的一生中，逐渐培养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而这涉及一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