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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前她已获得过普利策奖和与美国诗坛有关的几乎所有的大奖。她也编过
有影响的文学刊物。在美国诗坛，凡·杜因可以算是“新形式主义诗人”。
所谓新形式主义就是用不太严格的传统格律体来写美国当代的日常生活。女
诗人的丈夫，小说家贾维斯·瑟斯顿在介绍莫娜时说，美国诗歌基本上可以
分为两类，一类是沿袭T·S·艾略特传统的讲究形式与技巧，多有玄学派意
味的巧智和奇想；另一类则是反传统的种种创新流派，如黑山派，他们更贴
近美国的当代生活，诗的语言也更自然与不事雕琢。莫娜的诗似乎处在二者
之间。她既继承了艾略特的传统，又往往从美国日常生活中一些最小、最常
见的题材写开去，上升到一个富于哲理的思想高度。
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比林顿于1993 年5 月18 日宣布：美国黑
人女诗人莉塔·多佛当选为1993—1994 年度桂冠诗人。她是继莫娜·凡·杜
因之后第二位被任命为桂冠诗人的女性。美国《华盛顿邮报》一记者发表文
章称：“新的美国桂冠诗人是一个惊人的选择。”国会图书馆学术计划处主
任、诗歌权威吉福德说：“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在争取诗歌爱好者方面毫
无建树，但莉塔·多佛和她的诗在这方面却赢得了一部分读者。”莉塔·多
佛自己在获此消息时则说，她认为：作为第一个黑人桂冠诗人，对她个人来
说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同，“重要的是它表明了诗歌所传达出的我们的文化和
文学的多样性”。看来，国会图书馆主要是从平衡种族倾斜、显示美国的多
元文化的角度出发而选中了这位1952 年出生的黑人女诗人的。
回顾美国桂冠诗人产生以来的历史，我们不妨得出这样粗略的结论：这
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值得一提的事，也可以说是美国的一个文化
现象，从中可以多少窥见美国诗歌的流变倾向与读者欣赏趣味的变化。但是
对它的作用亦不能过高估计，沃伦说过：“人们曾问我设立桂冠诗人一事是
否会对诗歌产生一些影响，我看不出会有什么影响。”桂冠诗人自然是官方
认可的，不会是“造反派”，但也不能因此简单地说他们即是御用文人。我
们相信也希望今后所选定的都会是成就卓越的诗人，但是出现例外也是完全
可能的。
我们在这一辑诗歌中还收入了已故老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作品，相
信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正如弗罗斯特中译者方平先生所说：“在美国人
民心目中，白发苍苍的弗罗斯特已成为他们不戴冠的桂冠诗人了。”弗罗斯
特的诗贴近生活，贴近人民，他的名字在美国家喻户晓。美国批评家也说：
“假使20 世纪的美国可以推出一位民族诗人，那就是弗罗斯特。”事实上弗
罗斯特已获得相当于甚至是超过桂冠诗人的殊荣。1958 年，国会图书馆曾聘
他为诗歌顾问。在弗罗斯特75 岁和85 岁诞辰之际，美国参议院两次通过决
议，向他表示敬意。1961 年1 月20 日，美国第35 届总统肯尼迪举行就职典
礼，邀请86 岁的老诗人朗读献诗。1962 年弗罗斯特88 岁寿辰时，肯尼迪总
统又在白宫授予他国会勋章，文化界人士为他举行盛大宴会。
在编排次序上，我们则将他的作品置于各桂冠诗人之首，因为在年代上，
他显然更早。他的第一本诗集《孩子的意愿》是1913 年出版的，当时罗伯特·佩
恩·沃伦只有8 岁，别的诗人就更不用说了。
方平先生手迹
表现异化的代表作
——《变形记》译序
《变形记》（1912）与《致科学院的报告》（1917）是卡夫卡笔下两篇
以“交易”为主题的小说。把这两篇作品合在一起出版无疑会促进我们对卡
夫卡这个方面创作的理解与重视，因而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今天，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对我们的读者已
不再是一个生疏的名字了。我们一般称他是奥地利作家，其实，这是一个不
得已才采取的做法。准确地说，他是奥匈帝国时期生活在布拉格的一位用德
语写作的犹太作家。他的“属性”难以一下子确认也恰好说明他的无所归属。
正如奥地利作家君特·安德斯在他的《卡夫卡——赞成与反对》一书中所写
的那样：“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教世界里不受欢迎。作为对犹太人的犹太
教持冷漠态度的人，他在犹太人当中没有自己的地位。作为说德语的人，他
不受捷克人的欢迎。作为讲德语的犹太人，他在波希米亚德国人当中没有自
己的地位。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不完全是奥地利人。作为替工人保险的雇员，
他不完全是资产阶级。作为中产阶级的儿子，他又不完全是工人。但是在职
务上面他也不是全心全意的，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但是就作家来说，他
也不是，因为他全部精力都是用在家庭方面。而‘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最
陌生的人还要陌生’。”①这样的社会属性或者说缺乏社会属性，再加上身体
羸弱多病、父亲专横、所学非所爱与所做非所爱以及婚恋上的坎坷，他像是
成了集天下痛苦于一身的人。此外，艺术家的敏感与精神状态的不够平衡也
使他对生活中的不幸、孤独、疏离都体察得特别细腻，特别深刻。这些在他
的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寓言、笔记以及日记、书信中都有所表现。可以说，
他的作品既是对奥匈帝国黑暗的忠实写照，也是对人类带普遍意义的痛苦与
不幸的一面的寓言性的概括。这就说明为什么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与法西
斯专政之后，人们不约而同地发现卡夫卡作品对“恶”的刻画的真实性与预
见性。例如，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1942 年5 月流亡到阿尔及利亚后发出惊
叹说：“这一切极像卡夫卡笔下所描写的。”奥地利作家恩斯特·费歇说：
“许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感觉到的事情，他（卡夫卡）在第一次大战时
就着了先鞭。”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认为：“尽管风格体裁通常总是平
淡的、累赘的，气氛总是那么像梦魇，主题总是那么无法解除的苦痛。”至
于这种梦魇和苦痛的由来，“不论是从犹太人的或非犹太人的宗教来解释，
都无法阐明卡夫卡作品的真谛”，但是“自从贝尔森（集中营）的揭露和广
岛的炸毁以后，我们都开始感到了一种强烈的严重的罪愆：不论你是不是基
督徒，我们很少有人会反对‘原罪’说了。”“卡夫卡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
不仅仅是影响作家。”伯吉斯还把今天的大城市病与卡夫卡联系在一起。他
说：“随着我们父老一辈所熟悉的社会的解体，那些使人感到孤独的庞大的
综合城市代之而起以后，卡夫卡描写人的本质的那种孤立的主题深深地打动
了我们。他是一个给当代人指引痛苦的人。”
随着历史的发展，卡夫卡不仅仅在西方被认为是预言者。据说，在1956
年事件后，原来对卡夫卡持批判观点的匈牙利理论家卢卡契也承认：“卡夫
① 最后一句引文，是从卡夫卡给他未婚妻的父亲的信件草稿里摘下来的。
卡毕竟是个现实主义者。”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我国的知识分子中的
一个，也这样写道：“读完卡夫卡的《审判》，我深深觉得，在当今世界上，
生活中的荒诞是如此广泛，非理性是如此阔步横行，人的悲剧是如此普遍，
人的命运是如此相似，他们向何处去诉说？我们自身的经历告诉我们，也曾
经走到这一地步。。。（这种）艺术是一种悲怆地讲着人的悲剧的艺术，是
一种以非理性的艺术手段揭示非理性的专横的艺术。”（钱中文：《我爱读
的几种书》，载《书摘》1994 年4 期）
刻画“变易”或“变形”，是卡夫卡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青年时代
的马克思在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里（1837 年11 月10 日）说：“每一个变形
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临终的杰作，在某种程度上则是伟大诗篇的序
曲。”这段话是从向前发展的观点看待变形的，但它无疑肯定了变形的重要
意义。我们可以说，掌握住变形，也必然能洞察事物的本质，通过新旧变化
把握事物的基本特征。有思想深度的作家偏爱与变化，因为变化最能暴露人
的本质。俗语说，一阔脸就变。这是有哲学根据的。可以说：“变形”是异
化的形象的表现方式，而异化则是变化包括变形的哲学的概括。写异化难以
避开表现变形，写变形则最能表现异化。通过阅读卡夫卡写变化的两篇小说，
我们是可以体会到他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的。
《变形记》作于1912 年，发表于1915 年，是卡夫卡生前发表的少数作
品之一。这篇作品写主人公一天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卡夫卡说过：“为每天的面包所感到的忧虑摧毁了一个人的性格，生活就是
如此。”通篇《变形记》，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主题的艺术表现。紧张的生存
竞争、畸形的社会分工以及紧迫和灾难感、不安全感，使许多人的精神不健
全乃至崩溃，使他们部分或全部失去人性，这岂不是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的事？
人的变形，无非是对外力下自我异化的一种极而言之的表现方式。卡夫卡运
用了寓言、象征的形式，正是为了摆脱具体写实的约束，使自己可以在艺术
天地里自由驰骋，纵情地倾诉郁积在胸中的痛苦与辛酸。卡夫卡在写了人与
他所从事的劳动之间的异化关系后，接着又写了一个社会甚至一个家庭里的
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且看主人公从一个家庭的负担者变成一个家庭的负
担后，家人对他又是采取了何等冷酷甚至敌对的态度！总之，《变形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