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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又以山川珍异纪实,被看作地理书。《后汉书·循吏列传·王景》说,王景治水,“功业有成”,汉明帝“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山海经》和《河渠书》《禹贡图》并列,被看作性质相近的典籍。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中将《山海经》与《禹贡》并说,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也讨论了《山海经》在地理学史上的意义。谭其骧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写的词条“《山海经》”总结了这部书特别是其中《山经》的地理学价值。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陆续有《山海经》研究的论著推出。如丁振宗《破解——古中国的X档案》(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马昌仪《古本山海经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9月)、《全像山海经图比较》(学苑出版社 2003年8月),王红旗《经典图读山海经》(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8月),郭郛《山海经注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5月),张步天《山海经解》{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7月)、《山海经概论》(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 10月)等。而列为“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之八的叶舒宪、萧兵和韩国学者郑在书著《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的东西文化碰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更是从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视角认真考察这部“奇书”的成功之作。
《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涉及文学、史学、哲学、医学、地理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字学和艺术学等不同学科。按照作者的表述方式,其中有关对《山海经》“想象地理学”或“神话政治地理学”、“传说地理学”的性质的论说,可以给我们新奇的知识,也可以给我们积极的启示。
对于《山海经》作者的地理视野,旧时学者多认为是中国本土的山川地理志,现代有关论著又曾经提出巴蜀说、楚地说、云南说、东北说等解释此书的地理立场。然而自研究者建立了世界意识之后,又多有突破中原文化体系的论点提出。梁启超曾经说,“语最古之译本书,吾欲以《山海经》当之,此经殆我族在中亚细亚时相传之神话至战国秦汉间始写以华言,故不独名物多此土所无,即语法亦时或诡异。”(《翻译文学与经典》)苏雪林则以为“此书为阿拉伯半岛之地理书,古巴伦人所作,而以战国时波斯学者,携来中国者”(《昆仑之谜》)。也有人认为《山海经》所记载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理(如孙文青说,卫挺生说,凌纯声说)。更有人将《山海经》理解为中国古人有关世界地理形势与民族分布之知识的记录,甚至论定“夏文化,是当时世界第一流的文化,曾经直接覆盖亚、欧大陆和非洲大陆北部的广大空间;其内涵的丰富和影响的深远,也是无与伦比的。”“古代的中央帝国,曾是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中心;中国不仅有四大发明,还有四十大发明,四百大发明,并是所有宗教、理念的源头。”据说“这一切都是从《山海经》中发现的”(宫玉海:《与世界文化之谜》,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152页至第154页,第2页)。梁启超提出《山海经》为“最古之译本书”的意见时,尚且表示:“然此不过吾个人理想,未得确实佐证,不能断言”。可是后来以《山海经》为“泛中华主义”文化依据的人们,则以为有了思维的解放与精神的自由,就似乎不需要“确实佐证”了。《山海经的文化寻踪》的作者不赞同这种基于本土中心情结而背离科学性的思路,主张以“做学问的求真”为认识基点(第21页),所进行的探索,从地理观的角度而言,对《山海经》研究有值得肯定的显著的推进。
这部书“理论部分”的第三章,题“《山海经》神话政治地理观”。作者认为,《山海经》一书的构成,带有明确的政治动机。其出现的背景,是上古文化走向大一统的政治权力集中的现实需要。《山海经》的性质和功能,“是为走向一统的文化权力话语提供神权政治的空间证明,通过对各地山神祭祀权的局部认识和把握,达到对普天之下的远近山河实施一种法术性的全盘控制。”(第52页)“与其说它记录着可以考实的地理知识,不如说反映的是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的知识生产模式。”(第55页)曾子说,“圣人为天地主,为山川主。”(《大戴礼记》卷五《曾子天圆》)叙述和总结地理和物产方面的知识,应当是为圣王治理天下服务的。《山海经》在记述山川形势和动植物分布之后总要归结到祭祀的仪节方面,可知“政治地理学的前身必然是某种宗教政治的地理观念”,作者于是认为,“《山海经》可以作为此种宗教政治地理观的活标本来看待,也只有从这种多层面综合的维度去考察,这部远古奇书的奥秘才有可能得到充分的揭示。”(第57页)这样的分析,使我们对于《山海经》的认识推进到新的层次。
顾颉刚《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世界的想象》一文曾经分析春秋时代的地理形势,“在那个时候,大家但有种族观念而没有世界观念”(《古史辨》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3页),《山海经的文化寻踪》的作者认为这一断语恐有绝对化之嫌,提出“或许可以换一种说法:当时人的世界观念是以种族观念表现出来的”(第62页)。《淮南子·椒真》所谓“六合所包”,“通为一家”,“万物一圈”,被看作“地域性文化封闭格局被打破”的表现(第63页)。而《山海经》一书被论者指为“中华文明一源中心观的原型”(第70页),其中所反映的地理观念,是一种“大世界观”(第58页)。这样的观点,可以给文化地理学史补充新的知识,也可以为中国“大一统”政治体制形成历史的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启示。
《山海经的文化寻踪》“理论部分”的第五章有关《山海经》“为什么以南西北东为序”以及“《山海经》称‘经’的由来”的讨论,又就《山海经》成书背景的神秘主义文化渊源进行了古代地理方位模式的分析。其中论述,涉及“神话图式”和“占卜思维”,对于古代文化进行的这种“人类学破译”,体现出研究方法的优异。
这部书“考释部分”中“西域篇”的第一章“中国与西亚的交涉”,第二章“草原之路‘七种人’(希罗多德《历史》与《山海经》之比照)”,第三章“草原之路上的古欧洲人种”,都值得关心上古交通地理的人们认真研读。其中有关“渤泽:罗布泊”、“边春之山:舂山:葱岭:帕米尔高原”的考论,多有新证提出。有关“沙漠综合症:《山海经》幻影的成因”的分析,以“因干渴而发生幻视幻听”(第665页)解释种种怪物妖神的成因,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考释部分”中“昆仑篇”的第二章“昆仑与相关地望”,第三章“昆仑母型”,第四章“日出、日落之山”,则涉及分析上古地理观时不可回避的“昆仑”问题。
在上古文化体系中,昆仑是一个体现出重要地位的神话中心。昆仑有壮丽的宫阙、美丽的园圃,奇花异木丛生,珍禽怪兽群集。而长生的梦想,在昆仑也可以实现。许多精彩生动的古代神话,如夸夫逐日、姬娥窃药、黄帝食玉、祓除蚩尤、禹杀相柳等故事,以及烛龙烛九阴故事,西王母三青鸟故事,共工触不周之山故事等,都来源于昆仑。西王母是传说中的西方女神。西王母所居之西王母山,一说是玉山,一说是昆仑之丘。《汉书·地理志下》说:金城郡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仙海”,又称“西海”、“鲜水海”,就是青海湖。也有学者推定,西王母瑶池就是天山的天池。司马迁《史记·秦本纪》和《赵世家》中,都记述了周穆王西行见西王母,乐而忘归的事迹。《穆天子传》说到这一故事,有天子来到“昆仑之丘”,瞻仰“黄帝之宫”的情节。唐代诗人李华《咏史十六首》之六写道:“日照昆仑上,羽人披羽衣。乘龙驾云雾,欲往心无违。此山在西北,乃是神仙国。灵气皆自然,求之不可得。”可见西方昆仑神话有深远的历史影响,以至到了盛唐时代,人们仍然在怀念昆仑“神仙国”的“自然”“灵气”。《山海经的文化寻踪》引汤惠生说:“昆仑:祁连:赫连:贺兰”之间有对音关系,都是匈奴语“天”的意思,都是“萨满教中的宇宙山”,或联络天地的“宇宙中心”;又林梅村说:“昆仑”在秦以前不是具体特定的山,而是“一个宗教或神话概念”(第720页)。同时指出“在上古汉语里,‘祁连’读音可通‘昆仑”’,“它们的‘促读’或‘合音’为‘环’ (圜,圆,圈),可象征圆天,或混沌”(第725页)。对于神话山“昆仑”特定的母型,作者总结说:“以中土为本位,‘坐标’逐步向西搜索,诸家学说里或有记载者,按照名声与可能性大小依次为:祁连山,昆仑1;和田南山(今昆仑),昆仑2;天山,昆仑3;冈底斯山,昆仑4;帕米尔高原,昆仑5;喀喇昆仑山,昆仑6;须弥山(或喜马拉雅),昆仑7。”(第740页)作者下文关于“山组通用神”形成的意见,也许也可以适用于“昆仑”崇拜形成和演变的情形:“山居的群团”的“徙动”,“容易把他们的山岳信仰和祭祀仪式带到别的山头,跟那里原有的土著和他们的信仰发生冲突或融合,从而使这种信仰越来越淆杂,越繁复。”(第828页)
《山海经的文化寻踪》在“日出、日落之山”一章中,有“西王母和东王公的类似故事”一节。而“西母篇”中的第一章“《山海经》里的周人与氐羌传说”,第二章“西王母与西部女族”,第三章“西王母猜想”,都以西王母信仰作为论述主题。汉代画像中多见当时人所想象的西王母的形象。见于著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