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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有企业必须改制
面对我国国有企业效益持续低靡的情况，1997年开始，政府开始逐渐放开中小型国企的所有制转换，而调动国家资源帮助国有大型企业。这也是现在政府采取的政策：保住大型企业的国有性质，保住它们的经营效益；至于中小型国有企业，则可以探索以适当的形式进行所有制转换。这种改革显然是十分必要的。就这个意义而言——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张维迎下面的话是对的：“一个企业的效率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来检验。如果在原来国有的条件下生存不下了，市场份额不断缩小；而卖给民营企业，它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营业额不断增长，国家的税收不断增加，你怎么能说这种改革不对呢？”
现在国家重点力保的大型国有企业，大多是盈利的；可是对于它们，学者中还是有人持批评态度。耶鲁大学金融基金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陈志武在9月30日《赢周刊》上说：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既有国企，也有民企，可是两者并无可比性，因为国企拥有融资特权、行业垄断权及方方面面的政府照顾，而民企都没有。而只要有了行业垄断权，即使产品差、效率低也没关系，反正可以多收费。奇怪的是，即使这样，香港上市的垄断国企其业绩也只比民企高出一丁点，而没有高出许多。盛大林在9月3日的《中国青年报》上说：
“众所周知，我国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经济效益从总体上说很不理想。但就局部而言，中央所属的近删家国有大企业的效益却普遍较好。中央大企业上缴的利税也占了数以万计国有企业利税总额的绝大部分。然而，就在这为数不多的中央企业中，电信行业又是鹤立鸡群，几家企业竟然占到了三分之一！这不能不让人吃惊。电信业为何能获得如此超额的利润？显然是因为垄断。虽然电信分家后形成了几家企业，但由于这几家企业都是一个老板即政府，因此他们之间的竞争非常有限。事实上，电信服务价格至今仍由政府定价，而没有市场价格。如果电信业是微利甚至赔本经营，消费者当然没有理由要求进一步降低资费。但现实情况是，电信行业暴利滚滚，凭什么维持如此高的服务价格？‘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当然要考虑，可是‘保值增值’就必然等于‘暴利’吗？
其实，作为国有企业，尤其是带有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是不能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的。政府之所以垄断一些行业，主要的理由是因为它事关国计民生或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既然‘国计民生’是垄断的主要理由，那么其经营的依据也应该是‘国计民生’吧！然而，电信、石油等行业的暴利不仅损害了国民的利益，而且也影响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尽管这些行业为国家上缴了大量利税，但这只是眼前的、局部的利益，这样的暴利是‘与民争利’的结果，是以损害宏观经济为代价的。”
从以上分析我们也许可以得出结论：国有企业的效益是普遍较低的，即使那些国有大型企业有一定的利润率，很多也是靠行政性垄断及其他行政支援而来，而且有着其他的社会副作用。当然，由于大型国企事关国计民生或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显然不能进行所有制转换；按周其仁的观点，对于它们应该做的是引进市场竞争，破除行业垄断；我认为他说的很对。可是如果引进市场竞争以后，中国电信或者中国石化出现亏损怎么办？这些都是后话暂且不说；就目前看，起码广大中小国企应该进行所有制转换；这个过程正在进行之中，其步伐因时因地各有先后快慢不同，但方向应该明确和坚定。
正是在这方面，朗咸平的观点很多人不同意。朗咸平说，国企的效率本来就比私企好，所以国企根本没必要改革；他明确地把国企改革中的一切问题归咎于“新自由主义”，并自称要用“大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来纠正之。我觉得他的这种观点十分不符合事实。如果因为朗咸平的观点，造成国企改制的停滞，我认为这是此次大讨论所可能产生的最大副作用。
4、国企改制的社会性质分析
让我们回到开初时谈的那1000万资产的假设。从广大国民的角度看，假如由政府对这1000万资产进行决策管理，结果只产出了1010万、甚至只产出了 900万（亏损），那不是我们所希望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改革。我们的第二种选择是，把这1000万卖给某个企业家，让他全权负责经营管理，然后产出 1200万，然后收他一定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国家财政得到100万，这种做法就是十九和二十世纪前期西方国家的普遍做法，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做法。这很可能会导致贫富悬殊，会导致巨额财富归到企业家手中。哈耶克、弗里德曼、诺齐克等人写过大量著作，论证这种资本主义做法的天然正当性。按照他们的说法，资本家们凭借自己拥有的资产拿走巨额财富是天理应当的，我对此深表怀疑、无法接受；我在刚刚写完的一个关于政治哲学韵研究系列中谈了我的分析，有兴趣者可以在网上看到。
那么，有没有第三种选择，能让广大国民充分得到实惠呢？那就是既积极进行国有资产的所有制转换工作，同时又加强实施累进税制。我国股息红利类个税最高税率为20％。外国的情况大致是：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分为五档，最低是 15％，最高是33％，澳大利亚最高一档是47％，德国48．5％，韩国和日本50％，荷兰53％。我认为，在进行了充分的国有资产转换以后，可以进一步提高我国个税中股息红利类的最高税率，在这方面拉开档次，数额较少的股息红利类收入，可以降低税率，比如10万元以下的存款利息税可以从20％的水平往下调，可是 100万以上存款的利息税可以从20％往上调。这样，资产由于由企业家私人经营，也就是民营，效益会比国营提高很多；然后广大国民从中拿走相当大的一个税收比例；两方面结合起来，广大国民从而因此得到更大实惠，这也就是在一些国家中（比如一些北欧国家）实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或者叫福利社会主义。我觉得我们的改革可以更多参考他们的做法。建国时，我们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很多方面照搬前苏联的做法，历史证明这导致了经济效益低下。但我们也不能搬用美国模式，在美国，资本的势力太大，两极分化严重。而北欧那些国家既强调市场经济对于提高效率不可替代的作用，又实施力度很大的国家二次分配以追求平等、促进国民的整体利益，其做法值得借鉴。
前面我们一直在说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转换，是从“公有”转化为归某个或某些特定的个人“私有”，可是如果我们更仔细地分析“私有”这一概念，会发现它其实并不准确。在当代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的最新进展中，有很多学者不愿意再简单地用“公有”、“私有”来界定某个资产的所有制属性。假如张三有1000万资金，他有权利想拿它投资什么就投资什么，想怎么经营就怎么经营，投资所得全归自己所有，所有这一切都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那确实可以说：这1000万是张三的“私有财产”。可是，如果法律并没有赋予张三对于这1000万这么大的权力，而是规定了一系列限制，比如不能进行垄断性经营，不能生产有损消费者健康的药品，不能作太过性感的广告；特别是从这笔资金获得的收入并不都归张三所有，张三甚至都不能自己决定自己到底能从那200万毛利润中得到多大的比例，因为广大国民既可以把总税率定为50％，也可以定为60％，甚至更高，只要符合民主程序，就是合法的。这时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说那1000万是张三“私有”的。很多外国的政治思想家（比如罗尔斯）都支持这样的法律规定，而资本主义的倡导者对此是十分反对的，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的第二编“超越最弱意义的国家”第二节中，就指责罗尔斯主张的分配方式是社会主义的；他认为如果按照罗尔斯的思想，那么资本家拥有的资产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公有的了，因为全社会都对那1000万资产的使用和收益有发言权。在诺齐克、哈耶克这种资本主义原教旨主义者心中，社会主义、资产公有是天然不对的；可是在我看来，社会主义、资产公有恰恰是天然正当的。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那1000万张三的“私有财产”：全体13亿中国人一致同意，把这1000万委托给张三打理，如果张三经营管理有方，人民不会亏待他，他能得到不菲的一笔报酬；可是究竟这笔报酬是多少，是人民而不是张三来定。而且张三在经营时，必须遵守人民作出的种种法律规定。张三去世后，这笔财产及其收益的累积，必须以遗产税的形式交一大笔给回国家财政。而如果发生了战争、严重的饥荒等紧急情况，13亿人民认为有必要征用张三那1000万资产，那么就有权征用，张三如果抗辩说这笔财产是我的你们无权征用，这种抗辩在道德上是无效的。休谟在《对道德原则的探询》第187页对这种征用的理据何在做过很好的分析。因此，说那1000万资产就是张三“私有”的，显然片面；更准确地说应该是：那1000万在相对的、一定的意义上是张三“私有的”，可是在绝对的、完全的意义上，是全体13亿中国人民“公有的”。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说，今天我们进行的所有制改革，与其说是从“公有”转换为“私有”，不如说是从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的“公有”转换为另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的“公有”，一种效率更高的“公有”。
以上我们谈的是要不要进行国有资产的转换，如果大家能够达成共识：目前起码对广大中小型国企应该进行转换，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转换？
二、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