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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下,他的秘书来说华主席请他去一趟,我们只好告辞。后来他当了中宣部长,我去中宣部开过几次会,也从来没有单独交谈过。
但是我仰慕他的大名却已经很久很久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中宣部工作,耀邦是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国青年》杂志的一位编辑常来向我组稿,常常说起他们的耀邦怎样勤奋,怎样喜欢读书,读了多少多少书,等等。直到他去世前的十年及其以后至今的十五年,我渐渐知道了他更多的事,自己的阅历和领悟也渐渐加深了,对他就越来越敬仰。
耀邦的一生多姿多彩,这个大伟人和有关他的事以及他所处的时代,都很值得我们思考。
不记得我国哪一位皇帝,好像是宋太祖,说过这样一句话:治理天下还得靠读书人。毛泽东似乎是认可了这一点的。他在那首著名的《沁园春》中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不过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又十分鄙视和丑化知识和知识分子。建国以后,以“大老粗”为荣的风气却在很大的范围内继续存在,甚至成了时尚,后来更发展到“读书越多越反动”。凡知识分子都必须改造,都必到农村须向农民学习。学者王学泰在他论《水浒》与江湖的书中评说了这种风气,他说:“表面上看它在推崇反权威、反传统和崇尚勇武、奋斗的价值观,实际上其本质是蔑视规范,提倡粗鄙的游民文化”。我认为这话十分精彩。到了“文化大革命”,那粗鄙的游民文化越发神气起来。
胡耀邦是老红军中的红小鬼,走过雪山草地到达延安的时候刚刚二十岁,立即进入了青年团的领导层,成了大干部。老红军大多数是中青年,长征结束时毛泽东四十二岁、周恩来三十七岁,后来大名鼎鼎的王胡子王震将军仅仅比耀邦大七岁,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也还是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可是这班中青年特别是青年中,勤奋读书的,耀邦是唯一的一个。
在那个反智和炫耀粗鄙的时代,《列宁全集》出版了。耀邦对来访的朋友说:“报告你一个好消息,我已经读到列宁全集第几卷了。”有人回忆说,耀邦在中央工作期间,在一次会上要求那些高级干部读点书,马列主义、中外历史、政治经济学、文学等都要读一点。还要求大家熟悉全局,多想想全局的问题。耀邦自己果然读了,而且用得上。1984年李锐在中组部,讨论到广西“文革”中的遗留问题,耀邦主张宽一点好,他说:“柳宗元《驳复仇议》中有句:‘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我们要向古人学习。”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大家都要报杀父之仇,出了乱子谁来解决呢。李锐觉得这两句话不大适合广西的情况。不过我想,他把这个镜头记了下来,大概也是认为传闻不假,耀邦确实是读了书的,而且博闻强记。
平反冤假错案困难重重,是一场严重的短兵相接的搏斗,戴煌写了这件事。耀邦鼓励大家要像苏东坡说的那样:“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后来又说:“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他确实博览群书,用得上。
最叫我佩服的是刚刚粉碎“四人帮”,他就提出了掌握和推动全局的战略性建议。我写过一篇三百多字的短文,其中说:在天下纷纷扰扰之际,一个人以在野之身,却能高瞻远瞩,提出把握全局的方针,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有三位。一是东汉末年向三顾茅庐求贤问计的刘备提出史称“隆中对”的诸葛亮,一是明太祖朱元璋称王之前向朱元璋献策的儒士朱升,另一位就是当代的胡耀邦。
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刚刚揪出来之后,叶剑英元帅派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那时耀邦被“四人帮”打倒以后闲居在家。耀邦说:“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了花。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知情人说,当时口头说的大意如此,后来形成文字,更明畅了。试问:如果没有这三条,我们能有今天的经济繁荣吗?
所谓“批邓”,是指当时的主政者还在遵照毛泽东生前的旨意,继续在全国开展对邓小平的大批判。要“停止批邓”,就不能不违反毛泽东的旨意。可是,这时的主政者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他们的思想僵化了,已经不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不久,胡耀邦复出,可以做事了。在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前,他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当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时候,他策划和组织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二是他刚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就以雷霆万钧之势平反冤假错案。这两件事都非常了不起,都同他那被戏称为“新时代隆中对”的三条建议密切相关。特别是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思想的牢笼”,这是从根上的改革开放。它的伟大意义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改革开放本身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切成就都应当归功于它,我们这个党和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将来,都决定于我们是否坚持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二标准,这是一般科学的原理而并非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应当更加坚持这个原理。实实在在按它思考和做事。
为什么恰恰是耀邦而不是别人,能及时把握这个全局,作出这个新的“隆中对”,非常准确地提出这三条建议?我想乃是在他的诸多特点之中,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博览群书和经常思考全局。光远有一篇《好学勤思》,说他注意到“耀邦读书的范围不限于经典著作,各种他认为有意思的书也找来看看,难怪他有广阔的眼界。”那位交通大学出身、懂英文的无锡人、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说耀邦是大知识分子,想必也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耀邦也光读线装书、也光娴熟中国典籍,而排斥西方的学问特别排斥西方的人文科学,他是不是也会把国民经济治到崩溃的边缘呢?
我曾经对采访者这样谈胡耀邦,我说,胡耀邦是一个伟大的人,我非常钦佩他。他主要的特点是有一颗赤子之心。问题是他把别人看得同他自己一样,也同样有一颗赤子之心,因此,要求他成为一个大政治家恐怕是很难的。
孟老夫子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话很对。党内存在不同思想和政见是事实,是正常现象。需要党内有不断改善的规章制度,大家都得照办。可以各抒己见,公开辩论,彼此都在光大化日之下争取党内多数人赞同,任何人都不能个人说了算,生前和死后都不能搞“两个凡是”,人人必须光明正大,并且只能光明正大。
“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 散 木
一
看了编辑先生发过来的“命题作文”题目:“重新认识近二十年来出版的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图书的历史价值,藉此描摹二十年来中国思想文化进程的精神轨迹”、“反思近二十年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发展历程,从学术角度总结经验,针砭时弊”、“联系在《博览群书》上发表过的重要文章和自己的学术专业,就某些重大且紧迫的学术问题或社会问题,贡献精彩见解”……,觉得大脑一片空白,或者说是几乎被那些重量级的语汇(“精神轨迹”等等)吓晕了。这些“命题”笔涉“宏大叙事”,它需要有心者二十年阅读的积淀和心得,需要遥据学科前沿者的高屋建瓴的俯瞰,至少,它需要翻阅二十年的《出版年鉴》吧,而这却是绝非吾辈所能为之的,不过在《博览群书》上展现好身手的写家一向不在少数,想来不久之后我们就能读到许多精妙的大作,洒家不如信笔跑跑野马,略述一点对刊物的“看法和意见”,贡献一点“建议”,所谓“献芹”是也。
二十年,这二十年可不平凡,它不仅是中国出版业于满目疮痍、百业凋零的劫难之后不断腾飞的二十年,也是学术园地焕发出活力姹紫嫣红的二十年,当然,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艰辛的二十年,由胡耀邦题签的这本《博览群书》的二十年也肯定是不寻常的。
回首1985年,那也是我南迁的一年,记得从此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博览群书》已经是必读的一本刊物了,了解书情,熟谙书事,它每每伴随了我的阅读岁月。蓦然回首,我们曾经亲近和熟悉的许多读书类报刊已经无迹可寻(比如最近一两年,两个《书评周刊》都先后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博览群书》依然历练了风霜而生机勃勃,这是让人十分欣然的。于是,又不免油然在心中涌出了第一个建议:往昔读靳大成先生主编的《生机——新时期著名人文期刊素描》(2003年中国文联出版社),于众多名刊的叙说中以不得见《博览群书》为憾,现在正是“补救”的机会,可否请相关人士回忆一下每个时段的刊史,因为:没有了《博览群书》的存在,“新时期著名人文期刊”是不完整的。我深信:将来吧,历史会对如许众多的“著名人文期刊”做出一个历史性的评判,在一部中国的出版史上,它们的成就和不足,他们的地位和遗憾,都是可以载入史册供人缅怀、感想的。又于是,建议的第二,如果条件允许,《博览群书》是应该有自己的《要目》(或者年度目录)的,这虽然是技术性的小节,却是可以方便后人回眸曾经发生过的那些文化事件(也许可以归人“思想史”),或者是一部中国的“书史”的。
二
回忆二十年,更在于着眼开拓今后的岁月。
或许,当人们从直线上升式的“进化论”的理论误区走出来时,可以痛切地感受到:大概随着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