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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对于社会经济的整体运转也有弊处，所以可以考虑在这段时间内，比如三年五年，按同一比例对全民统一减税。总之，在体制转型中，我们既要完成转型任务，使得新确立起来的经济体制十分有效率；又要在转型过程中坚持社会公正，并千方百计地减少民众的阵痛、减少社会的振荡，使社会经济的运转始终保持一个正常有序的态势，避免转型期可能出现的混乱。
以上我们谈了三种选择，结论是第三种选择应该是我们真正的选择。
我们为什么要坚决反对“管理层收购”（MBO）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不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它给贪官与原管理层达成某种幕后交易、贱卖国有资产，预留了很大的空间。的确，在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中、在各种形式的转制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窃取国有资产的情况，但那毕竟是非法的，所以贪官和奸商会有所畏惧；可是当MBO变成一种合法的做法时，贪官奸商对法律惩处的畏惧大为减轻，因而通过MBO方式串谋窃取国有资产的做法就可以加大力度。9月 29日《人民日报》发表国资委的文章，对MBO叫停，这可以被看作此次大讨论的直接成果，这就是“公正”的胜利。
这次朗咸平指责了三家公司：海尔、TCL和格林柯尔，它们和本文的观点是什么关系？对于朗咸平的指责，周其仁在《经济观察报》上有一篇访谈，题目是“周其仁：我为什么要回应朗咸平”，谈了关于这三家公司的看法。关于这三家具体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我并不清楚，所以我不能对这三家公司的行为作出评论。但我们可以就周其仁的话进行一些讨论。在我们全部上述分析中，谈的是这样的企业：企业是由国家的资金投入建立的，比如1000万，后来总是效益很差乃至亏损，于是现在要竞价出售。我们把这种情况统一给一个概念“国企改制”。可是，有一些情况是不属于这个概念之内的。
第一种，如果一个企业在20年前建立，100个人每个人投入1万元，有一个极有能力的企业家和一个强有力的管理团队，这在法律上被称作集体企业；该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就，20年后的今天企业资产600亿。现在该企业在进行产权方面的改革理顺工作。这和本文主旨没什么关系，它根本就不是国企，而是集体所有制企业。所以在该企业里也没有什么国有资产流失方面的问题。按周其仁的介绍，海尔就属于这种情况。第二种，如果一个企业10年前完全由地方政府投资1000万建立，也有一个极有能力的企业家和一个强有力的技术管理团队，先规定好：如果企业盈利，该企业家及技术管理团队的人能拿多少报酬；还规定，从这些报酬中必须拿出特定比例购买本企业股权，以在这些高管和该企业间建立起牢固的长远利益纽带。10后的今天，企业资产30亿，为15亿股，该企业家持有其中1．5亿股。该企业现在仍然效益很好，仍在迅速发展。这种情况同样和本文主旨无关。按周其仁的介绍，TCL就属于这种情况。至于格林柯尔转制情况，周介绍说：“科龙公司所在地镇政府的头头凭控股权到科龙当了家，格林柯尔是从这个头头手里收购科龙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最关键的一句话含义不明，我们只好不予置评。好在这和本文主题也无多少关系。
有一点需要明确，像TCL这种效益非常好的国企，在整个国企中占多大比例？如果占到很大比例，那么本文的观点就全部站不住脚。当然我看到的所有事实材料都告诉我：像TCL这样既没有得到行政垄断的支持、效益又这么好的国企，在全部国企中占的比例非常小，所以我才会写这篇文章。反过来说，朗咸平是在整体上论述国企改革的，他就必须在统计学意义上描述所有国企（比如说 100万家）的整体风貌，他找的例子也应该是体现这一统计学意义的典型样本。打个比方，他要给我们描述今天台湾青年的总体恋爱状况，为此找了三对恋人做例子，结果他找了一对香港人、一对台湾同性恋者、还有一对不知所云。为什么要找这三对完全不能代表台湾青年总体恋爱状况的恋人做例子？就因为这三对恋人都是明星？能吸引眼球？所以说朗咸平经常自相矛盾、思维混乱。他还自称财务方面是“亚洲第一”，有这种思维混乱的“亚洲第一”吗？如果谈动机的话，朗咸平对公平的大声疾呼，更多地是出于哗众取宠、博取眼球；他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十分可爱地、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出名后的喜悦之情：“我现在真是在内地大大地出名了。”他之所以会提出一些荒谬的、自相矛盾的观点，正是因为这些观点能够耸人听闻；至于这些观点对不对、有多少理据、相互间是否连贯一致，那是次要的，关键是要一鸣惊人，让自己的大名在短时间内家喻户晓。当然，历史的奇妙就在于，对历史进步立下功劳的行为，经常是动机谈不上高尚的。
三、结语
今天我们进行的国有资产改革必须同时满足两个要求：效率和公正。为了效率，我们要把中小型国企出售给私人，然后把出售所得放进国库作全民的福利基金，这实际上是从一种形式的“公有”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效率更高的“公有”；虽然进行转制，但宗旨没变：为了更好地满足全体中国百姓的利益。为了公正，我们在出售时必须采取“公开、公平、公正”的拍卖竞投的方式。
我们不能因为要效率，所以就通过什么方式出售都可以；张维迎就是这样劝大家：关键是要创造财富，至于如何转制、如何分配，那是次要的，不必太在意；我们不能听他的劝。我们也不能因为要公正，就采取“分掉”的方式，更不能借口说“公正”的方式现在因为种种限制实行不了，所以干脆不进行转制了。现在我们完全能够进行拍卖竞价，完全能够按照“三公原则”出售中小型国企。朗咸平就是这样劝大家：关键是要公正，如果转制中出现很多不公正现象，我们就应停止转制。我们不能听他的劝。
因此，对于中小型国企转制方面的每一个举措，我们都必须同时从两个方面去判断它是否正确。其一，它有没有积极推行转制。如果它保守、拖延，即使不像有的学者说的会使国有资产烂掉，也很可能会使国有资产在损耗、在减值；那就是对国有资产不负责任，就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今年转制，能收回1000万；明年转制如果只能收回900万，那不是流失了100万吗？其二，它有没有“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转制，有没有采用拍卖竞投的方式？（当然不排除有其他的符合“三公原则”的公正的转制方法）如果它没有做到这一点，也是对国有资产不负责任，也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假如通过拍卖竞投能收回1000万，结果用MBO只收回900万，那不是流失了100万吗？这两个标准必须同时使用，只要有一个标准没达到，这一举措就是不正确的。
当朗咸平和张维迎进行争论时，虽然交锋激烈，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效率和公正只能要一个。朗咸平说因为国企改制中存在种种不公正，所以干脆国企改制叫停；然后他闭上眼睛进一步说：国企效率比民企好。张维迎说只有改制才有效率，“离开社会总财富的增加，纠缠于分配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不仅是他俩，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效率公正不可同时兼得的观点；就像一位男子同时遇上西施和貂蝉，因为婚姻法一夫一妻的规定只能痛苦地娶走其中一位。在对社会价值目标的追求上，决没有这种限制，只要大家都有足够的社会理性，我们完全可以、完全能够同时实现效率和公正。
张维迎说，要善待民营企业家这些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我很同意他这句话，我想进一步说，我们应该善待每一个人。确实有一些民营企业家做出了一些和贪官串通、低价购买国有资产的行为，这是必须予以谴责和惩处的；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忘了他们对社会作出经济贡献的一面，在我看来，企业家是目前中国最需要又最紧缺的人才。同样道理，那些贪官也必须而且理当受到谴责惩处，可是他们也为社会在公共管理上作出了很大贡献。现在一些学者在探讨企业家和官员的“原罪”问题，我更愿意同意孟子的“性善论”。每个人都是有“善根”的，可是没有社会性监督制约，每个人都会办坏事、说坏话；而有了社会性监督制约，每个人都会办好事、说好话。一些人之所以办了一些坏事、说了一些坏话，只是因为以前没有遇到社会性监督制约，没有在办坏事说坏话的萌芽状态就受到抑止。因此，这次朗咸平引发的大讨论实际上是在对企业家、官员、学者进行社会性监督制约，用广泛的人民意志督促、鼓励每一个企业家、官员、学者办好事、说好话，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部用来为百姓作贡献；只要这样，老百姓决不会亏待他们。说到底，我们都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如果每个人都能按公理说话办事，大家团结合作、互助友爱、好好工作、天天向上，不是最好？
博览群书的政治家——胡耀邦
■ 李 普
《博览群书》杂志创刊二十周年，编辑部向我约稿，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为这家杂志题写刊名的耀邦。
耀邦是我十分敬重的人，虽然我同他毫无个人接触。到过他家里一次，那时他住在富强胡同。我是同新华社几个人一起去的，想必是为了谈工作。何以谈工作而跑到他家里去，大概那是1978年他出任中宣部长以前，他还不直接领导新华社；而我们知道他很高明，为人又随和，想去听听他的高见吧。这件事不是我联系的，现在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刚坐下，他的秘书来说华主席请他去一趟，我们只好告辞。后来他当了中宣部长，我去中宣部开过几次会，也从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