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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韩非子讲这个故事存着他的微言大义，他拐弯抹角地讲述“讳疾忌医”这个故事，是希望能借故事规劝统治者，治国理政要见微知著，防微杜渐，力求在萌芽状态解决问题。
等后来成为医学生后，回头来看这个故事，我有了新的想法。如果历史上确有扁鹊见蔡桓公这事，为什么蔡桓公就那么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病呢？除了他性格上是一个听不进意见的人之外，恐怕也是因为“生病”这个词让他心生厌恶。事实上，“生病”这个词让我们每个人都心生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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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讨厌生病（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开篇里说，疾病是生命的阴暗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着健康和疾病的双重身份，只不过，我们乐于承认自己是健康王国的公民，而被迫去面对疾病王国那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
“被迫”和“麻烦”，正是我们所不喜欢的。为什么我们讨厌生病？因为疾病的出现，让我们对眼前的生活失去了可控性。
在一个人没能弄明白，或者不愿意面对“人为什么会生病”的问题之前，他生活在美丽世界中。这个世界不缺那些足以指引人们一路向前追寻的欲望和目标，也充满了一些人类制造的良好感觉。比如，人是万物之主，是物竞天择的胜利者，人的身体构造充满着神奇机关，而人类前景会越来越和美、越来越健康……我们喜欢接受这些让我们感觉良好的情节，而把其他关在门外。我们想当然地希望生活是自然的、愉快的、健康的。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我们心生骄傲。
在关于一生的规划中，有几个人会把生病写进其中？在每年的年初计划中，列出的多半是买房、买车、工作晋升、旅游、夫妻更和美、生活更开心这样的条目。公司会把可能的突发事件列在风险管理的计划中，可又有谁会把可能的生病排在自己人生风险管理的头条？但一旦疾病出现，无论它是感冒、头疼、胃痛、摔断腿，或者是腹股沟长了个包、乳房长了个肿块……这些都会突然地、粗暴地打乱人们已有的安排。
本来约好要去和客户谈判—一笔大单子，但因为嗓子生疼，甚至喉咙失声，不得不推迟计划，免不了一通电话，道歉，再约时间，可能还付出了失去诚信的代价。
本来计划好要接手一个新的项目，老板也在拿这个项目来试探下属的火候，如果成功就会升职。但下属突然查出来肺里有个肿块，不得不放下工作住院，把肿块切出来看看是不是良性的。而新项目肯定是让给了另一个弄潮儿，因为公司从来不等人。公司的计划安排里，也没有雇员可能会生病住院这一项。
疾病为什么不受欢迎？因为它是无理闯入生活的不速之客，打乱了人们本来有条不紊往前行进的规划。作为人，我们把对生活的掌控感看得头等重要。即使有时可能无能为力，掌控不了，我们也希望落入视野的是整个图画，所有细节尽收眼底。而疾病，是首先和我们这种控制感的理想作对的敌人。它不请自来，生硬插入，我们整盘计划都得“被迫”为它重作修改，重新调整。这种感觉真不好，充满了“麻烦”。
更糟的是，疾病的到来，还迫使我们必须应对眼前的疾病，而我们对疾病却基本上一无所知。
每个经历过SARS的人再回想起那段时间，可能都会发现我们特别希望能早日回到那个可控的世界里，不要再去面对每天新公布的感染数字，不要再去面对可能无止境的等待。
眼前的这个时代，是科学占着绝对上风的时代，而科学强调的就是可控性。只是，在面对疾病时，我们手里掌握的武器寥寥无几。我们需要面对疾病的不可知，而医生手里攥着医学武器，陡然间具有了无上的权威。病人似乎处在了弱势的位置、被动的位置，但那有了毛病的身体却又是于己息息相关的大事。
这种不能左右的局面，让我们感觉太糟糕了。在不能明确知道疾病发展的方向时，像那篇关于疝气的小说里写的，如果真长了个包，作为凡人，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想知道是良性还是恶性，能治愈还是不能治愈。给个说法吧，医生—这可能是人能争取到的最后一点可控性。
似乎没有必要说起那些突然会改变人生轨迹的大病，哪怕头疼脑热之类都会让我们不堪其烦。拿发热来说，在一定范围内的发热是身体的防御机制，当超过了“一定范围”，发热则是在消耗能量，这时，我们身体的物质基础受到了侵袭，遭到了破坏。
在高烧时，疾病把人从生活的不管是具体还是抽象中，统统拉回到零点。你必须躺着，为了保证身体的最少消耗；你必须眼望天花板，什么都不干，因为你根本没有足够的能量去做任何多余的活动。
平日在意气风发地谈论各种精神话题的时候，人可能忘记了身体的存在，这时的身体默默无闻，配合工作。一旦哪天它出了错，物质基础受到了破坏，我们就不得不回到物质，回到实际。
这“物质”，可能是我们暂时失去了一些正常的功能，也可能是身体里某个器官暂时不能使用，或者最简单的，就是浑身乏力。当身体不能源源不断地输送能量，转而被疾病消耗能量时，疾病好比在日常习惯的精神大釜下面，釜底抽薪。
人被迫回到一个现实。如果没有下面的柴火，那么上面的锅无论如何也不会像往日那样沸腾了。疾病就是这样让人感到懊恼和麻烦。
当病痛发生的时候，强大的思想和权势是帮不上忙的，相反，病痛在很多时候会在交手中占上风。“病痛改变了你，你的思想和你的身体成了敌人，身体占上风。”
拿破仑的皮肤病和痔疮，也在某个时刻占了上风。这个平时看上去浑身是劲的领袖，为什么手总是插在夹克里，据说只是因为他是一名皮肤“恶性神经性瘙痒症”患者。这种恼人的皮肤病几乎困扰了拿破仑一生，他经常奇痒难耐，抓到疮口出血，甚至无奈地说：“我只在皮肤上感觉到自己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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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讨厌生病（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不仅如此，在滑铁卢战争期间，他的痔疮经常恶性发作，使他无法骑马出去查看战况和军队，特别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后两天。这个被痔疮折磨得坐立不安的患者，只能躲在帐篷里抽止痛用的鸦片，云里雾里，根本没有精力去管外面的战况，结果滑铁卢战争惨败。或许拿破仑占尽天时地利，但在那个关键时刻，痔疮击倒了他。这么看来，似乎是拿破仑疼痛的屁股改变了某段历史。
除了皮肤病和痔疮，在拿破仑的战争生涯里，疾病曾不止一次出现，也不止一次地占了上风，影响着结局。拿破仑曾为建立统一欧洲率60万大军进攻俄国，结果流行于俄国的斑疹伤寒却造成了他手下军队的大幅度减员，最后惨败而归，回国的士兵不到4000人。
除了破坏我们生存的物质基础，疾病最终的杀伤力是把人们带入一个失去和谐、失去平衡的精神状态。疾病像只蛀虫，侵蚀着我们在健康时原本积极轻松的状态，侵蚀着我们的精神面貌。
一位内科专家出完门诊感慨道：“那些慢性病患者，在疾病的折磨下，估计大概一半的人多多少少有点抑郁症。”对一个患病多年的人来说，疾病会不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改变着他的精神状态？这个问题的答案简直是一定的，疾病改变的绝不仅是一个人的身体，一台机器上的零件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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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观，人死观（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四世纪时，一位厌世的希腊诗人巴拉达思有首诗：你太饶舌了，人啊，不久将睡在地下；住口罢，你生存时且思索那死。
搞笑的伍迪。艾伦曾说过一句话：“我不怕死，只是当死降临时，我不想在场。”人人都怕病，还因为人人都怕死。但总得有人在生命的尽头、死亡临近时，去谈谈关于死亡这件事。
1973年底，《拒斥死亡》的作者，躺在肿瘤科的病床上，等待死亡降临，他的癌症已到了晚期。当编辑萨姆。基恩找到他时，他开口说：“你在我生命的尽头逮到我了。我关于死亡所写下的一切，眼下正在经受检验。我有了一次机会去表明：一个人怎样死，怎么面对死；他是否死得尊严、勇敢；围绕死亡他有什么思想；他如何接受自己的死亡。”
两人面对垂死谈论死亡，面对癌症谈论罪恶。几天后，《拒斥死亡》的作者离开了人世，起身和他真的说“再见”的萨姆。基恩在前言里说：“他开出的苦药—凝视我们无可回避的死亡之恐怖—其实是良方，给我们必死的命运增添了一丝甜意。”
在《拒斥死亡》这本书里，作者一直在谈论存在于每个人心底的死亡恐惧。在他看来，我们每个人心底都深藏着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在小时候可能是不加掩饰的噩梦，长大以后可能是在危险处境的本能闪躲。
这种恐惧，在精神分析学家齐尔伯格（G。 Zilboorg）看来，是在自然界里的人自我保护本能的表现。它提供持续的驱动力来维系人的生命，并用来对付威胁人生命的危险。它藏在我们所有正常活动的背后，把我们武装起来，进入自我保护的状态。
但是，人又不能时时拧着死亡恐惧这根发条。对死亡的恐惧，不可能持续地存在于人的精神活动中，否则机体将不能够正常行使功能。对死亡的恐惧，必须受到适当的压抑，以使我们的生活中多少保留一点舒适。
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四处奔忙，从未相信过自己的死，一如我们对自己肉体的不朽深信不疑。人们会说知道自己终有一死，但实际上并未在意。人们活得正愉快，既不需要去考虑死亡，也不会为之感到苦恼—但是，这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