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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骨上，擦破一点皮。”
于洋洋虎地一下坐起来，再虎地一下站起来。他说，“镜子，镜子呢？”韩韩的爸爸说，“镜子在地上。”地上是一片碎玻璃。于洋洋俯瞰着碎玻璃和韩韩的爸爸，一手叉了腰，一手朝前扫出一个弧形。他虽然是老了、臃肿了、邋遢了，可他举手抬足还是于洋洋，他说，“我操，赶紧送我去医院！”
第四章他笑了，可怨气冲天的疤痕不肯笑
客厅里刚才还堵得满满当当的，一下子变得空旷和冷清。阁楼上传来一声抽搐，是韩韩的妈妈在哭。我摸上阁楼，首先看到是韩韩妈妈的一双脚，接着是她搁在脚上的小小的屁股：她跪着，伏在韩韩的床头，她在抽搐或者说是低低地饮泣，她的瘦削的肩在令人心疼地一起一伏。她没有一点反应，就像我不存在。我在阁楼上，找到了韩韩的火药枪：它比我想象的还要长，还要重，枪柄是实木的，抛了光，又再磨砂，手感非常好。我在一阵莫名的冲动下，提着枪到了厨房。我试着给枪退了火，倒出了它的铁砂子，并从一只钵中抓了一把绿豆填进去。然后，我把枪放在客厅的冰箱上。再后来，我悄悄走回了自己的家。
高考前一周，我们毕业班终于停了课。接下来就是看考场，一切都很奇怪，考场就在泡桐树中学。我是骑着父亲的永久牌自行车去看考场的。这是六月的太阳天，满城都是热腾腾的人，我骑车不熟练，在一家商场门口差点撞上一辆飞驰的微型货运车。货运车尖叫着在我身前刹住，一脸胡渣的司机探出头来大骂：“你活腻了！”
我站在那儿不知所措。“妈的×！”司机下了车，一直走到我跟前，他说，“你还不让开？！”他穿一件很脏的白背心，又矮又黑，像一截树墩子，还有点像双疤，但比双疤凶悍得多了。他虎地叉了我一掌，叉在我的脖子上，脖子像是被抽了一鞭子，痛得我哎哟叫。再回头，司机已经回身上了车。就在这一瞬间，车门“澎”地一声打开了，一支手伸进去揪住司机，一把扔在地上。人群轰地炸开了，我也愣住了：司机跟一滩狗屎似地趴在地上，而那个出手的人用脚踩住他的脸。我一愣，是双疤。
司机的确很像双疤，但双疤的杀气，都隐在气定神闲中。人群慢慢挤拢来，司机叫着：“你凭啥子打我？凭啥子？”我也看着双疤，我只看到双疤打过两回架，上次被韩韩打，这次打了人。双疤把脚提起来，他说，“拿出来。不拿出来，老子把你踩成一张像片，你信不信？”
司机伸手到裤兜里掏出一跟丝带，丝带上系着一颗小黄玉。我摸了摸脖子，所有人都看着我的脖子，脖子上留着一根丝带一样的血印子。双疤把小黄玉递给我，嘴角、鼻子都笑了笑，可脸上两条怨气冲天的疤痕不肯笑，这使他看起来，才像是真正的凶神。双疤的三轮车就靠在街边上，他走过去推了径直地走。他走得慢吞吞的，人群迅速闪开一条道。
到了泡中，熊思肥已经在等我，她穿着一件奶黄色的连衣裙，脸上流着汗，就像一个正在融化的奶油冰激淋。熊思肥问我为什么来得这么迟？我把路上发生的事情讲了讲，熊思肥说，“这个双疤，怎么连个韩韩都对付不了呢？”我沉吟说，“人总有心慈手软的时候吧。”
熊思肥陪着我在泡中逛。干巴巴的泥巴操场被太阳照得发亮，泡桐树的大叶子蔫了，而老槐树的碎叶子在风中有力地飘扬着。我的考室就在我从前教室的旁边，门开着，我立在后门口朝里望，课桌、椅子一切如旧，可是……好象一切的记忆都不是在这儿发生的。我找到了我和韩韩共同坐过的座位，我坐下来，千真万确就是这个座位的，可我总难以相信坐过它的人竟然就是我。桌上还留着韩韩刻的字：何有力假死于此！那一回，他揪住我的头发，把我往桌上撞，撞得我脑子钟一样嗡嗡地响，我想我要死了，醒来之后，就看到这一行新鲜的字。这一行字都快被污迹填满了，也离我更加遥远了。见我呆呆的样子，熊思肥说，“你真是呆得可爱啊。吻一个？”我愣了一愣，熊思肥往我嘴里塞进一颗红色的果冻。
下午四点，我们毕业班全体在在人民电影院看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以达到考前放松的目的。我觉得这片子拍得挺尴尬，没什么好笑的，可熊思肥从一开始就笑得在椅子上翻滚，最讨厌的是，她后来笑得一歪，就歪在了我身上。她身子真是沉死了，我就像挨了一记重锤。她忽然别过头问我，“你为什么不笑呢？”我不吭声，伸出长长的双臂，就把熊思肥抱住了。熊思肥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不笑、不说、也不动，黑暗中，只有她呼哧呼哧的呼吸，还有皮革椅子的汗津津的皮革味。
第四章一把绿豆救了两个人的命
高考第一天，上午考的是语文，语文不是我的最拿手，但我心情很平静地读着题，一道一道徐徐地往下做。我做得并不算顺利，但还是提前完成了。看着清爽的字迹布满我高考的第一张试卷，心里涌上谨慎的喜悦。出了考场，我急着回家吃午饭，也许还能打上一个盹。我急急地推了自行车就走。但是，一只手搭上车龙头，把我拦住了：是韩韩的妈妈。她戴了一顶软边的草帽，穿着黑色的套裙。她看着我，深深地、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转身走掉了。我木木地站了一小会儿，我推着车子，跟着她走了。六月骄阳下，她黑色的影子，凝聚着阳光中的黑又在释放着她内部的黑。我跟着她的背影，被这两种黑弄得昏昏沉沉的。
她停下来的地点，是泡中后面的街边茶铺，就是在这儿，韩韩令人吃惊地踢倒了双疤，而我抢走了他的小黄玉。我和她坐下来，两碗茉莉花茶在我们中间散出茉莉的味道。她说，“何有力，你饿吗？”我摇摇头，我说，“不饿。”“我饿了，”她说，“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我还没有吃过一口饭。我是应该饿坏了，可我一点都不想吃。”“为什么？”我回过头来，眼睛正好落到她的胸脯上……我耷下眼皮，用嘴巴去够着盖碗茶的边沿。
“因为……”她说，“韩韩开枪把于洋洋打了。”
我脑子里轰地一声巨响，感到桌子、椅子、墙壁和大树……都在轰轰烈烈地颤抖着。这是压抑在记忆底层的枪声啊，突然从深而又深的黑暗中爆发出来了，怎么会不轰轰烈烈呢？庞然大物的于洋洋在轰然中倒下时，大地或者楼板也在发出轰隆隆的回响吧？
我直截了当地问，“他死了吗？”
“他跑掉了，”她吁口气，胸脯和肚腹好看地起伏着。
我说，“他跑掉了？他挨了一枪，还跑掉了……他还活着，是不是？”
她的目光从草帽的帽檐下严厉地看着我，她说，“我说的是韩韩。他可能……跑到黄村去了。”但我不依不饶地追问着于洋洋的结局，这连我自己也说不清这是为什么。我说，“于洋洋呢？于洋洋死了吗？”
她沉默了一小会儿，她说，“火药枪击中了他的右脸，一脸都是血花……可怕得要死。可还好，他还活着……全市的老年艺术团在大剧院搞了一场战胜萨尔氏的诗歌朗诵会，于洋洋主动报了名，他朗诵的都是毛主席的诗，他好久都没有这么神采奕奕了，他朗诵到‘要横扫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时，台上的老人好多都哭了。可惜这是萨尔氏时期，电视录像，全场只有我一个观众去给他捧场。不过，洋洋是需要捧场的，一个，总还是有一个吧。演出结束后，洋洋挽着我的胳膊走出来，还没有下完台阶呢，就看见韩韩在那儿等着我们了。韩韩头上、手上，还缠着绷带呢，他居然就站在那儿等了我们那么久。他先是骂我，然后又打我。洋洋就给了他一拳，韩韩倒在台阶下。韩韩倒在那儿，他就倒着开了枪，枪子儿全打在洋洋的右脸上……韩韩的爸爸帮韩韩收拾了一个旅行包，还塞给了韩韩一些钱。他可能跑到黄村去了……可怜的韩韩。”
我说，“阿姨，你就不觉得于洋洋可怜吗？”
“我不晓得，”她说，“于洋洋是倒在台阶上，我也跪在台阶上，一直都在哭。我觉得是我被火药枪打死了，我根本不晓得应该怎么办。救护车把于洋洋接走了。医生说，于洋洋没有危险，他脸上挨的不是铁砂子，全是绿豆。不过，医生说，再晚来一个时辰，于洋洋的脸上就长出豆芽了……你怎么了？何有力？”我无力地靠在椅背上，虚弱不堪。我没有想到结局会是这么荒谬的。那一把绿豆，就这么派上了用场，救了两个人的命。
我说，“我走了。”她把手伸给我，手上是一把亮晶晶的钥匙。她说，“高考完，你到我那儿来吧。”我伸手去接，但她把手往回一缩。我的心也随着缩了一缩，我说，“怎么了呢？”但她再次把手伸了出来，把钥匙和手都放在了我的手心里。她说，“来吧，啊？”我从未听她这么柔声、哀切地说过话。太阳微微移上街沿，阳光经过草帽的软边落到她脸上，她脸上像铺了细细碎碎的网。
第四章别忘了卷子背面还有题
下午考的是物理，我考得比语文还顺利，但也考得更小心。我排开了所有的杂念，包括刚刚离开的茶铺，茶铺里那个黑衣的女人，甚至排开了肚子里那几朵茉莉花。第二天很顺利地考过了数学、化学；第三天是外语和政治。外语一完，我觉得高考就算基本结束了。
政治是我的弱项，因为我对政治极不敏感，但政治作为一门课程，只需要死记硬背就行了。中午回家，家里没人，母亲把盛绿豆稀饭和烂肉泡豇豆的锅、碗，都浸泡在凉水里，我热一热就可以吃了。绿豆的确都熬得稀烂了，绿豆都不像是绿豆了，我一颗一颗把绿豆挑起来，弹倒桌下去。我已经不吃绿豆了，看到绿豆，我就想到于洋洋开满血花的右脸，还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