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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边缘化
柯文说他“无意恢复古老的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即含有世界以中国为中心的意思”。（《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174页）而中国中心主义或者说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主义，正是十九世纪以前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中国作为东亚范围内的原生国家，与朝鲜、日本、琉球和越南等周边的次生国家共同形成一个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即以中华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和与此相关的华夷秩序理念。朝贡的前提，是朝贡国接受中国对当地国王的承认并加以册封，在国王交替之际以及庆慰谢恩等等之机去中国朝见；是以举行围绕臣服于中央政权的各种活动，作为维系其与中国的关系的基本方式。滨下武志归纳了朝贡秩序的三个特点，一、由宗主国中国提供国际性安全保障，朝贡国因而不必保持常设性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区域内部的纠纷不必诉诸武力解决；二、朝贡体系所保护的交易实行“无关税”特别恩典，为外部世界提供了极富魅力的商业机会；三、朝贡秩序所奉行的理念，就中国方面而言，意指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因而囊括不同质的文化；对于朝贡国来说，意味着只要履行一定的程序成为朝贡国，就会在朝贡体系中与其他的朝贡地域发生接触，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事实上充当着异质要素之间交流的媒介。（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0页；另参见孙歌：《亚洲论述与我们的两难之境》，载《读书》2000年第2期）
以中华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是介于沃勒斯坦所说的世界帝国与世界经济体之间的一种世界体系。一方面，中华帝国并不像波斯帝国或罗马帝国那样向附庸领地派出总督，实行直接治理，而是满足于一种名义上的宗主国－朝贡国关系；另一方面，虽然在朝贡体系的中心区与边缘区之间长期存在着分工关系和贸易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稳定，时断时续。由于皇室力图垄断对外贸易，迫使民间贸易商变成了所谓的“海盗”、“倭寇”。朝廷不时下达的禁海令，造成了严重的历史性后果——限制了中国海上军事力量的发展，限制了海外贸易、投资、移民的规模、广度和深度，致使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在东南亚和印度洋贸易中后来居上，掌握了主导权。
在十几个世纪中，中国一直是东亚世界经济体的中心；但是进入十九世纪以后，中国与周边国家久已形成的分工关系和贸易关系被打破，中国自身也逐渐沦为西方国家工业制成品的输入国和初级产品与白银的输出国，也就是说，成为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的边缘或半边缘。
蒋廷黼说，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蒋廷黼：《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7、28页）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故事，意味着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优越性及其在东亚的统治地位提出了第一次严肃的挑战。以1842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为开端，中国与欧美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直到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清廷才被迫同意与西方国家交换常驻使节。1864年，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资助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出版了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于1836年出版的《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一书，中文书名确定为《万国公法》。这标志着中国从“天下秩序”的中心国家沦为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的边缘国家。
当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被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时，在思想和学术上不可能不受到触动。外来的“科学”很快便占据了中国现代学术的中心位置，而传统的“中学”、“国学”则沦为边缘。
张之洞虽然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又主张以“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而在民族存亡之际显然要把关注的重心放在“世事”之上，即其所谓“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1903年张之洞参与修订了新的《奏定学堂章程》，章程确定设立经学科、文学科、政法科、医科、格致科（理科）、农科、工科和商科等八个分科大学，完全取代了传统学术的“四部”体系。其中的经学科后来又并人了文科，使得中国的学术和教育体系显得比西方更加“科学”化，因为西方学术和教育体系中还保留着独立的神学学科。
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是建立在思想学术的基础之上。由于中国没有成熟的本土宗教体系作为精神文化的中轴，意识形态的“西化”此在其他文明古国更加迅速而彻底。任剑涛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切人中国文化语境的时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双双紊乱的时候，一方面传统的整合两种秩序的经典权威依托——儒家经典，显示出了全面的疲惫。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对于不同立场上的中国志士们发生了共同的吸引力。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不但是志士仁朋，的志愿选择，甚至成为一种时尚。一流头脑的思想者与一流组织能力的社会活动家们，大都扎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或财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作品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被认为是转型中国的思想指引。（任剑涛：《经典、经典的替代及其条件——从儒家经典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关系切入》）
二、潮流与激波
一个世纪前，孙中山向国人大声疾呼：“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世纪后，江泽民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提出：“面对国内国夕形势的深刻变化，我们党要紧跟世界进步的潮流，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由此可见，认识和紧跟世界潮流，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家与知识分子念兹在兹、贯彻始终的一个中心思想。
反潮流与赶浪头
什么能够成为“世界潮流”，取决于错综复杂的众多因素。暴力和残忍性在历史上曾经是潮流的驱动力。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铁骑扼杀了欧亚大陆上许多文明的萌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现在回过头去看，中国宋代的政治文明，比元明请的专制主义更具有“现代性”。然而，“进步性”或者说“先进性”始终是世界潮流的基本属性。希腊成为古代文明的奇葩，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的惟一超级大国，都是与各自时代最活跃和最丰富的思想碰撞、学术争鸣、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可视为社会技术的创新）以及人才荟萃密切关联的。
世界潮流是激烈竞争韵产物。因此，反潮流便是一种正常与合理的现象。没有反潮流，就不会有新潮流。但是，没有理由认为，每一次反潮流都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新潮流。反潮流可能升华为时代的新主流，也可能沦落为时代的逆流。
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反潮流与新潮流均产生在中心地区或准中心地区。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学理上，边缘、半边缘地区的知识分子都容易倾向于中心、准中心地区反潮流的一方。狂飙运动时期的德国知识分子选择法国启蒙思想的“非正统派”代表卢梭，就是一个早期的例子。
现代民主的世界潮流始于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一方面丰富了民主的内涵，一方面也使民主潮流出现了曲折与反复。美国内战前后，现代民主的思想体系与制度框架已经基本成型。此后一个多世纪中，曾出现过多次民主问题上的反潮流的新模式，但最终都没有成为历史的主流。中国在二十世纪中屡次“赶浪头”（醉心于德国模式、俄国模式和东亚模式），而没有从普世价值和基本学理上领会民主的精髓。
德国模式：国家主义与有机民主
如果把在英美法等国形成的“政治文明”模式概括为自由主义与宪政民主的话，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中叶德国所选择的独树一帜的“政治文化”模式就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所谓的“有机民主”、“领袖民主”。
与崇尚个人权利和市民社会的英法自由主义相对峙，德国的保守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以国家主义为基调的政治意识形态。俾斯麦就把国家主义从政治学说变成了施政方针。这位“铁血宰相”领导普鲁士接连打赢了普丹、普奥和普法三场战争，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统一了德意志诸邦，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在威廉帝国时代，德国越来越强烈地要求获得所谓“阳光下的地盘”和世界强国地位。1888年威廉二世登基继承帝位，他怀着成为“世界主宰者”的野心，宣称要向“世界帝国”全速前进。一方面，他既眩惑于英国海洋上卓越的地位，又受马汉“海权论”的影响，大力推动建立一支能够与英国相匹敌的帝国远洋海军；另一方面，他资助和支持文人学者、团体协会、报刊杂志鼓吹民族扩张主义，为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制造舆论。根据博弈论的囚徒困境，当竞争中的一方采取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策略时，另一方如果坚持世界主义和和平主义，就是非理性的行为。这样到了十九世纪末，用帝国主义的生存竞争取代自由民主的“政治文明”就成为世界性的反潮流。
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宪政运动是以德国为主要榜样的，而中国在世纪之交的变法、新政又是以日本为参考系，也就是间接地“以德为师”。因而，中国学习“西政”从源头上引进的就是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