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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主持以讨论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广州会议，一批受过错误冲击的党内外专家应邀出席了会议。
正直的华罗庚想到了代他受过的陈景润，在会上向周总理提出，要求调回陈景润，让他继续从事数论研究，获得了支持。
陈景润又回到北京了。被剥夺的科研权终于回到手中。他仍然是那么沉默寡言，偶尔，有老同学和故乡的亲人来京，他那苍白的脸上也会泛起一缕美丽的红晕，兴致来时，还会炒上几个菜。他的西红柿炒蛋做得像模像样。他不愿提难堪的事，对于这一段历史，几乎被他和许多人忽略了。
中国有句古话：善有善报。善良的陈景润虽然受了不少委屈、误解，但命运还是钟情于他。当然，这次的不幸，比起以后的“文革”大劫，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南风总是温暖宜人的。
石破天惊
攻势锐不可挡。重回数学所的陈景润，恰似矫健的雄鹰，在数论的蓝天中搏击风云，巡视日月，只要被他发现目标，便以闪电般的迅猛，发起攻击，且屡屡告捷。
他仍是当年那种模样，穿一身已经褪色的蓝大褂。9月，北京尚是秋高气爽，他却是全身披挂了：头戴护耳的棉帽，一只朝上，一只懒散地耷拉下来，布质的大衣，松松垮垮，袖口手肘处都已变白，露出破绽。腋下也破了，有棉花露出来。他身体不好，怕冷，时常把手笼在袖子里。眯起眼睛，看见熟悉的同事，忙打招呼：“谢谢！”他在数论中令人惊叹的战绩和他的外貌、神态，形成强烈的反差。一方是斗士，一方却像个破落的流浪汉。
1962年第12期的《数学学报》上发表了陈景润的《给定区域内的整点问题》。全文气韵非凡，颇有空山绝响、声震环宇之势。1963年，他又在《数学学报》发表了《圆内整点问题》的论文，此文以大家之风，改进了华罗庚的结果。
陈景润成了数学所出名的怪人，话很少，有时，会不声不响地站在同事的后面，看人家在做什么。别人看他个子稍小，眼睛却不乏锐利，只须看一眼，就把你做的课题看个一清二楚，就在你正为那个课题熬尽心血而不得其解的时候，陈景润的论文已经赫然印成铅字，公诸于天下了。于是，那每一个字都仿佛幻成了嘲弄的眼睛，直瞅着你，让你气得七窍生烟。这种带有孩子气的恶作剧，不止一次。有了他，别人的研究工作经常成了无用功，结果，不少人都思忖着改行，改变研究方向，以免和陈景润撞车。这个来自福建的外表邋邋遢遢的汉子，厉害得让人可怕、可恨，却又奈何他不得，或许，正因为如此，陈景润无意中得罪了不少人，“文革”大乱，人们乘机毒打他，妄图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子先烂”，“者易折”，这些民间谚语都应验在他头上了。这确是有深刻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
他一介书生，全然不懂这些世俗，仍是全神贯注地做他的数论研究。一个脱俗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时是很孤单的，陈景润无暇去想这些，在经历了几场鏖战之后，仿佛是攀越群山峻岭，终于看到美丽至极的顶峰在向他微笑了，这就是攻克梦寐以求的哥德巴赫猜想。
陈景润从什么时候开始向哥德巴赫猜想挑战，至今说法不一。他太内向，对自己从事的项目向来守口如瓶，连最要好的同学、同乡也不轻易透露。从他的工作日程推算，估计是在1964年，当时，数学所绝大多数人都根据上级的安排，去参加农村的“四清”了，陈景润身体太差，平时又给人一种不过问政治的印象，于是，留了下来。他正好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隙，实施他宏伟的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战略。
早在1900年，德国数学家希伯尔特在国际数学会的演说中，把哥德巴赫猜想看成是以往遗留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并介绍给20世纪的数学家来解决。然而，它委实太难了，1921年，英国数学家哈代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数学会上说过，猜想的困难程度是可以和任何没有解决的数学问题相比的。
人类的攻坚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解决这道难题不仅仅在于它的本身，因为，它跟解析数论中所有的重要方法都有联系。它的解决，可以提高解析数论的总体理论层次，而且还可以把它的结果推广到代数领域中去，从而引起数学领域中翻天覆地的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其重要意义和迷人之处便在于此。难怪华罗庚会为之长叹不已：“哥德巴赫猜想真是美极了！可惜现在还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它。”
近70年来，世界数学界奋不顾身的攻坚者络绎不绝，恰似不断刷新世界纪录的竞赛：1920年，挪威数学家布朗首次打破寂寞，证明了（9＋9）；1924年，德国数学家拉代马哈证明了（7＋7）；1932年，英国数学家埃斯特曼证明了（6＋6）；苏联数学家布赫夕塔布于1938年和1940年分别证明了（5＋5）与（4＋4）；1956年中国数学家王元证明了（3＋4），同一年，苏联数学家阿·维诺格拉多夫证明了（3＋3），1957年，王元又证明了（2＋3）。这些结果的获得，是非常不简单的，但它们的缺点在于两个相加的数中还没有一个可以肯定为素数的。
早在1948年，匈牙利数学家瑞尼另辟蹊径，证明了（1＋b）。这里的b是常数，用他的方法定出的b将是很大的，所以一时人们无法定出具体的b来。1962年，我国数学家潘承洞与苏联数学家巴尔巴恩各自独立证明了（1＋5），1963年，潘承洞、巴尔巴恩、王元又都证明了（1＋4），1965年，阿·维诺格拉多夫、布赫夕塔布和意大利数学家朋比尼证明了（1＋3）。捷报频传，距离美丽的顶峰只差二步之遥了。
犹如攀登珠穆朗玛峰，越是接近绝顶，越是险象环生。冰川下，幽幽的深渊恰似魔鬼的血盆大口，随时准备吞噬冒险者。心气很高的陈景润在刚进数学所的时候，一位同学、同乡问他的志向，血气正盛的陈景润曾经响亮地回答“‘打倒’维诺格拉多夫！”谁曾料到，这一回，陈景润真的要向世界级的数学大师维诺格拉多夫挑战了，他要算出（1＋2）。
维诺格拉多夫是用“筛法”攻克（1＋3）的，根据他的分析，“筛法”已经发挥到极致，要想再向前一步，必须另辟新路。陈景润不尽相信他的话，他决定对“筛法”进行重大改进，向（1＋2）发起最后的冲击。
熬过了多少日日夜夜，付出了多少艰辛和心血，委实很难计算了。石破天惊，一脸疲惫的陈景润在1966年春，庄重地向人们宣告，他得出迄今为止世界上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最好的成果〔简记为（1＋2）〕，他证明了：任何一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为两个数之和，其中一个是素数，另一个为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消息传开，数学所震动了。
此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文章，知识分子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劫难。大祸将临，风云突变，处于急风暴雨中心的北京，更是人人自危。谁也无法预料，厄运会在什么时候落到头上。
围绕着陈景润这篇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2）论文的发表，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应当佩服仗义执言力排众议的关肇直，他奋勇为陈景润的辉煌成果担当起力荐发表的重任，面对种种怀疑甚至无端的责难，拍案而起，慷慨而激越地宣告：
“我们不发表陈景润的这篇文章，将是历史的罪人！”
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如惊雷横空，江河泻地。真理的光辉终于战胜了邪恶的阴影。
1966年第17期《科学通报》，陈景润的《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赫然印在上面了。幸运的陈景润，赶上了“文革”前夕，这家权威杂志的最后一班车。此后《科学通报》就被迫停刊了。
该文的发表，曾引起世界数学界的强烈反响，但不少人抱着怀疑的态度，不大相信中国数学界有此等奇才。同时，文章本身也确实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很可惜，中国已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旋涡之中，烽烟漫天，斯文扫地，谁也无暇去注意国际上的反应，更没有人去重提陈景润几乎是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辉煌成果。非常岁月，黑白混淆是非颠倒，陈景润更是没有想到，一场带有毁灭性的灾难正向他扑来。
陈景润第四章 喋血跋涉
第四章 喋血跋涉
祸从天降
中关村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到处都是大字报。昔日文质彬彬受人尊敬的学者、专家，一夜之间，全变成了丧魂落魄的“牛鬼蛇神”、“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等等，挂牌、游街、示众，被“一脚踩在地上”，还要“永世不得翻身”。身穿草绿色军装的红卫兵，挥舞着军用皮带，耀武扬威地从街上走过，他们大多数是不谙世事的中学生，居然把打人视为是可以称雄于世的“革命行动”。
每一个单位都出现了扎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数学所当然也未能幸免。当一群人气势汹汹地涌向陈景润，把他当做“寄生虫、白痴、传染病患者”揪出来的时候，他茫然不知所措，一双疑惑的眼睛瞅着这群疯狂的人们：世界，怎么了？人们，怎么会变成这样？
平时不过问政治的他，政治毫不留情地来过问他了。而且，如此的严酷，如此的不容商量。这是一个极端蔑视法制、真理、事实的时代，几个人、十几个人或有一小伙人认为你是什么，便可以随便给你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到吓人的程度，给你戴上一顶顶帽子，你无法申诉，也无处无人听你申诉，只好认了。不知有多少正直的灵魂，受到无端的鞭笞，以至扭曲、变形，甚至毁灭。毫无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