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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棉衣的举措失败了。攻克华林问题的一炮，也会打哑么？
他是不会轻易屈服的。并非是盲目的自信，更不是蛮干。一位了解他的老朋友这样分析：陈景润的基本功下得很深，像老工人熟悉机器零件一样熟悉数学定理公式，老工人可以用零件装起机器，他可以用这些基本演算公式写出新的定理。长期的苦读，拆书、背诵、演算的题目，可以垒成山、汇成河，久练出真功夫，陈景润的功夫，就在于熟悉了数论领域中每一朵飘逸的白云，每一缕飘逝的春风。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坚韧，百折不挠，如鲁迅先生所倡导的“强聒不舍”的韧性的战斗精神，才真正有成功的希望。
他几乎日夜都泡在这个只有三平方米的特殊世界里。除此之外，就是上数学所的图书馆，陈景润十分欣赏这个被戏称为“二层半”的地方。一幢旧式的小楼，沿着古老的油漆斑驳脱落的木梯爬上去，一片幽幽的天地中，是一排排书籍，光线不大好，从书架中穿过，便自然会产生走向岁月和历史深处的感觉。有几许诗意，也有几分淡淡的落寞和凄清。陈景润个子小，又不吭声，他看书，翻阅资料，沉缅其中，经常忘记了时间的推移。工作人员下班了，吆喝几声，看到里面一片宁静，以为没人，急匆匆地下楼，关门，锁上。结果，把陈景润关在里面了。他是不着急的，干脆就在里面看书，待第二天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上班，才发现陈景润的眼圈黑了，苍白的脸泛着青色，是熬夜？还是耐不往长夜和苦寒？没有人去深究。管理人员向陈景润道歉，他只是淡淡一笑，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这件事一样。
叶剑英同志在他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通俗易懂，但未经苦战的人们，怎能品味这二个字的沉重和份量呢？陈景润调到数学所，正当青春年华，二十多岁的年龄，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几乎都向他敞开大门。而他却把青春岁月的全部，献给了攻克科学难关的伟业。
繁华近在咫尺，诱惑也近在咫尺，陈景润全都把它们拒之门外了。久居京城数十年，陈景润居然无暇去饮誉中外的长城，而十三陵则还是后来和由昆谈恋爱时才去的。旁观者往往只看到成功者手中的鲜花和脸上怡然的微笑，对于那常人难以忍受的琐碎、艰辛、劳碌、失败，往往难以理解，甚至不屑去过问，这委实是人类的悲哀。
他吃的更是简单，最经常的食谱是：二个馒头，五分钱的菜。手上提着一壶开水。陈景润是颇能喝水的，具有特殊的讲究：开水里总要丢下几片西洋参或人参。或许，这对于他是最奢侈的享受了，上好的西洋参和人参是买不起的，常用的是参须。他不止一次地向人们传授经验：喝参须和人参的效果是一样的。是崇尚中国百姓民间的养身之道，还是人参对调节人身机能的确具有某种神奇的作用？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和血。”这同样是陈景润人格的形象写照。
漫道雄关。陈景润终于跃上峰巅了。1959年3月，他在《科学纪录》上发表关于华林问题的论文《华林问题g（5）的估计》一文，他的结果是：
g（5）=37。19≤g（4）≤27
数论史上的一段空白，被陈景润以最宝贵的青春为代价，填补上了。
陈景润在三平方米特殊世界中创下的奇迹，镌入永恒的史册里。
风从南方来
天有不测风云。人生道路更不像北京东西长安街那样笔直、坦荡。不过，陈景润万万没有料到，正当他在华罗庚的指导下，向数论天地中的一座座森严的峰峦挺进的时候，一场政治厄运会那么快降临到他的头上。
从1957年反右斗争之后，中国就进入政治上的多事之秋。带有浓重极“左”色彩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严重违背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律，造成了比例失调、经济大幅度下降的被动局面。社会主义应当怎样搞？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上，中国人民第一次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
别有用心的康生，极力在教育、科研战线推行极“左”路线，率先在武汉大学开展以整知识分子为目标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1958年8月20日，《人民日报》用大半版的篇幅报道了这场“批判”运动的情况，并配发了“本报评论员”的文章，号召“拔掉教育战线上的白旗”。此风迅速刮向全国。武汉大学的党委书记亲自到北大传授经验，和北大近邻的数学所也全部去北大听报告，浓重的火药味立即弥漫原来宁静如沐的数学所。
陈景润依然神游在他的数学乐园。指点漫山秋色，审视夕阳西下，或恭迎红日东升。对于政治运动，他弄不清楚，也没有兴致去弄清楚。自从到了北京，日常的政治学习，规定要去参加的记起来，是会去的，有时一忙，就忘了，所里的领导和同事理解他，从来没有抓他的辫子。他想得很简单：把科学难关攻下来了，就是对党对祖国的最大贡献。因此，对待当时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他的认识显得分外的幼稚，有时，甚至会闹出笑话来。
“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是针对党内外学者的，并且，一开始就抓住了数学领域，批判“数学不能联系实际”，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烈火很快就烧到华罗庚身上。当时，数学所三位最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关肇直、张宗燧被作为大白旗，实际上后面二位是“陪绑”的。三个人被迫作检讨，关、张较快地通过，全所集中力量批判华罗庚的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为了提高青年骨干的理论研究水平，华罗庚在50年代后期组织了“哥德巴赫猜想”讨论班，他的用意，并不在于攻克这个世界级难题，而是借此提高整整一代人的理论层次和能力，这种极有远见和创造的培养年轻人的方法，被诬陷为是提倡“搞古人、洋人、死人”的东西，是“毒害了青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华罗庚将陈景润调来数学所也成了一大“罪状”，理由是陈景润走的是“白专道路”，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大火终于也烧到陈景润的头上了。
惊慌、迷惘，无处求助，当一双双严厉的目光直视着陈景润时，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怖，仿佛被整个世界抛弃了。他单纯、善良，并非不相信党。当中苏关系破裂，声势浩大的“反修”斗争方兴未艾之时，陈景润偶尔从哪里听到一丝半爪的消息，曾经十分惊惶地跑到数学所的书记那里报告：“不得了，有人要反对苏联老大哥了。”经过书记反复地解释，他才半信半疑地接受这一严峻的现实。如今，不是思想认识问题，而是直接威胁到他生存的问题了。
他很快就想到当年被辞退回福州靠摆小摊度日的暗淡日子，这一回，也会被辞退么？华林问题解决了，还有圆内整点问题、三角和问题……，奇峰无数，处处都闪烁着无穷的诱惑力，辞退后，他还可以从事心爱的数论研究么？
面对种种莫须有的指责，陈景润没有申辩，也没有办法申辩。在数论领域中，他是骄傲的白马王子，可以尽享风流。在政治运动中，他几乎是个一窍不通的门外汉。既不会像一些人那样可以突然拍案而起，慷慨陈词，一反昔日恭恭敬敬对待华罗庚的样子，恨不得把他一巴掌打倒在地；也不会拐弯抹角，冷嘲热讽，向同事射出一支支冷嗖嗖的利箭。华罗庚是他的恩师，他不会“反戈一击”，只能硬着头皮和老师一起接受“大批判”。
这场运动的结果是：以华罗庚为首的专家和青年骨干业务人员都靠边站了。研究室被取消，代之以军队制的“指挥部”。陈景润和岳景中成了“最顽固的小白旗”。陈景润是华罗庚的门生，岳景中是著名数学家吴文俊的学生，在代数拓扑方面做过很好的工作。“白旗”是要拔的，“大白旗”暂时不好动，“小白旗”则毫不留情地拔下来了。陈景润调往大连科学院东北分院的化学所，岳景中调往长春光机所。一个搞数学的人，调去搞化学，目的很明确：放弃专业，以堵死“白专道路”。今日看起来很荒唐，当年，却是郑重其事的。历史，有时就是这样让人感到迷惑、不解。
陈景润在大连化学所干了些什么，至今，仍是一个谜，陈景润后来和友人偶然说起洗过许多瓶子。一个数学奇才去洗瓶子，就可以改造他的思想么？还有一种说法是，陈景润多病，在化学所干了不久，就养病去了。没有人去证实，陈景润后来成了名人，当年整过他的人更是讳莫如深。曾有研究者写信或托人去大连了解，但均一无所获，“无可奉告”。陈景润是不记仇的，从来没向人说什么人整过他。甚至当我们向陈景润的夫人由昆问及此事时，她也是一脸茫然，毫无所知。“文革”时期，陈景润惨遭毒打，而那位毒打过他的人，在80年代想要出国“深造”，找陈景润写推荐信，他居然最快地答应了，陈景润的夫人由昆对此颇有微词，陈景润的说法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还记它干什么，就让它过去吧！”因此，对于在大连化学所这一段难堪的岁月，陈景润早就让它“过去了”。最不幸的是岳景中，他在长春光机所“改造”，后来回到数学所，被检查出患了鼻咽癌，经治疗无效而英年早逝。
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伟大、光荣、正确、成熟的党。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终于使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极“左”政策的失误。自1961年开始，全党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主动纠正了“左”的错误，又一次接近了真理的大门。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1962年周恩来、聂荣臻、陈毅主持以讨论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广州会议，一批受过错误冲击的党内外专家应邀出席了会议。
正直的华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