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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华罗庚极力赞扬的陈景润么？台下的听众开始摇头，接着，嘀咕开了。当年，陈景润在中学教书，第一堂课也是这样的。思维缜密的数学家，言辞表达委实太让人感到遗憾，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来，真是急煞人了。满头大汗，背上更是冷汗如洗，台上的陈景润开始痴痴地站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
厦门大学的李文清老师本来也属文静之辈，他比陈景润更急，眼看陈景润的论文宣读炸锅已成定局，他终于按捺不住了，自告奋勇地走上讲台，对参加会议的代表解释，他的这个学生怯场，主要是不善言辞，人们的目光流露出疑惑和失望。陈景润则像是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怯生生地站在一旁，正等待着惩罚。李文清老师忙对陈景润的论文作了补充介绍。这一切，全落在端坐在下面的华罗庚的目光里。
李文清老师讲完，人们仍感到不甚满足。一个魁梧的身影在众人的目光中健步移上台去，喔，是华罗庚，这位中国数学界堪称泰斗的大人物，颇有风度地向大家笑了笑，接着，阐述了陈景润这篇论文的意义和不凡之处，充分评价了陈景润所取得的成果。一锤定音，当人们盼望已久的掌声终于响起来的时候，脸色苍白的陈景润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对于陈景润的这篇论文，1956年8月24日的《人民日报》在报道这次大会时，特别指出：“从大学毕业才三年的陈景润，在两年的业余时间里，阅读了华罗庚的大部分著作，他提出的一篇关于‘他利问题’的论文，对华罗庚的研究成果有了一些推进。”这个评价客观且不乏冷静，陈景润的成果终于得到了公认。
貌不惊人的陈景润在宣读论文时出了“洋相”，但他那锐利的进取精神，却使华罗庚深深地感动了。他爱惜人才完全出自于自己的一颗真挚之心。华罗庚是江苏金坛人，家境贫寒，又身患残疾，没有上过大学，精湛的数学造诣和深厚的数学功底全靠自己自学的。当初，只在金坛初中任会计兼庶务，幸有唐培经、熊庆来、杨武之、郑洞荪、叶企荪等人对他的奖掖和帮助，把他调到清华大学工作，并给予无私的帮助和逐步的提携，才使他成为中国数学界的一代宗师。以己推人，华罗庚把期望寄托在仅此见过一面的陈景润身上。慧眼识英才，不得不佩服华罗庚的远见卓识和宽广的胸襟。他心里思忖着，厦门大学条件虽然不错，但远离北京，消息相对闭塞，适合科研方面攻关的陈景润，在他身边，必定会有更大的成就。他丝毫没有把陈景润的木讷和不善言辞等弱点放在心上，也不介意陈景润的怪僻。心胸坦荡的善良老人，曾经对他的弟子们说过：“当然我们不鼓励那种不埋头苦干专作嘶鸣的科学工作者，但我们应当注意到科学研究在深入而又深入的时候，而出现的‘怪僻’、‘偏激’、‘健忘’、‘似痴若愚’，不对具体的人进行具体的分析是不合乎辩证法的。鸣之而通其意，正是我们热心于科学事业的职责，也正是伯乐之所以为伯乐。”伯乐们提携了华罗庚，而今，时代庄重地把伯乐的重任赋予这位数学大师，他没有让人们失望。
陈景润载誉回到厦门大学，受到了校党委的热情鼓励，锐气正盛的他，并没有松一口气，而是一鼓作气，在数论上的三角和估计等方面开展研究工作，不久，他的第二篇论文《关于三角和的一个不等式》，呱然落地，刊登在1957年第1期《厦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
华罗庚极力推荐陈景润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工作，数学所主动和厦大协商，得到了厦大党委、王亚南校长和数学系的全力支持。1957年9月，陈景润正式调到北京，进入全国最高研究机构，揭开了他生命史上坎坷而最辉煌的一页。华罗庚的引荐和提携之情，陈景润是永远铭记心中的，对待这位恩师，他尊敬有加，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谢谢华老师，谢谢华老师。”不善言辞的他，觉得只有努力工作，才能不负老师的一片厚望。进京以后，陈景润仍然保持那种孤雁独翔式的科研方式，他习惯于一个人独处，习惯于单枪匹马去叩响科学的殿堂。华罗庚充分理解陈景润这种难以移易的独特个性，他身为研究所所长，给了陈景润充分的自由天地。对于这一切，陈景润感激不尽。因此，“文革”大劫，“四人帮”中的重要人物迟群，曾专程叩开了陈景润那间只有六平方米的小屋，神秘兮兮地要陈景润揭发所谓的华罗庚剽窃陈景润研究成果问题，陈景润毫不含糊地站在真理的立场上，予以实事求是的回答：没有此事。“四人帮”的阴谋化为泡影。
陈景润在“他利问题”上的贡献，曾在“全国数学论文报告会”上公开宣读过，并且在报纸上予以报导，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再版时，吸收了陈景润的成果，并在再版序言中对陈景润表示了足够的感谢，“四人帮”妄图抓住这一件普通的事情，大做文章，从而置华罗庚于死地，是极其恶毒和卑劣的。并不精通复杂政治背景的陈景润，本能地预感到此事的严重性，当迟群找他以后，陈景润立即把消息告诉可以和华罗庚直接联系的陈德泉，使华罗庚做好了应有的思想准备，也使主持正义的人们在非常时期，做了不少保护华罗庚的有力的工作。最后，终于使这一幕由江青直接导演的丑剧，以“四人帮”的失败而告终。
滴水之恩，必涌泉相报。这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陈景润在自己身患重病住院的日子里，依然牢记着华罗庚当年对他的厚爱之心。华罗庚于1985年6月12日在日本讲学时，心脏病突发而不幸去世，陈景润闻讯悲痛万分。后来，为了永远纪念这位数学大师，人们在中关村数学研究所门前的院子里竖起了一尊华罗庚铜像。在铜像揭幕仪式上，已是病重住院的陈景润，坐着轮椅，坚持到这里向尊敬的恩师表示感激之情，他是由数学所的书记李尚杰同志推来的。据李书记回忆：当时，陈景润已经病得很重，眼睛睁不开，但坚持着非来不可。他终于来了，他把绵绵的思念和无限的崇敬，永远留在了这里。
三平方米的特殊世界
北京中关村，素有中国“硅谷”的盛誉。
塔松、白桦、杨树，绿影摇曳。和拔地而起的现代化摩天大厦相比，这里的建筑显然是落伍很久了。多数是五层楼，中式的大屋顶，西式的框架，编织出敦厚、稳重、庄严的韵致。初到北京的陈景润，虽然在数学界已是崭露头角，但在人才济济、栋梁如林的中关村，他只是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属于小字辈。开始，住在西苑大旅社一号楼的集体宿舍里，后来，搬到中关村63号宿舍楼二单元一楼。仍是住集体宿舍，四人一间。都是快乐的单身汉，但陈景润却很难快乐起来。
原来，他是一个很不善于和人交往的人，他乐于一个人独往独来，于是，深深怀念着厦大勤业斋那间七平方米的小屋，只要关起门，便可以一个人去神游那迷人的数学王国。到哪里去寻觅这个已经失去了的世界呢？真的应当佩服陈景润的独特之处，他的目光，居然盯住了那间只有三平方米的厕所。
现在提起来，几乎是一个近似荒诞的笑话了：有一天，陈景润壮着胆和同宿舍的同事商量，他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把厕所让出来给他一个人用。当然，这个提议要给他们增添麻烦，因为，屋内只有一个厕所，他们要“方便”时，只好到对门的单元房中去。说完，陈景润极为恳切而认真地凝视着他新结识的伙伴。
他们一齐笑了，笑得如此的开心，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好！好！”君子成人之美。
陈景润如获至宝，立即卷起铺盖，住在他进京后的第一处寓所——三平方米的厕所。而且，一住就是二年。
很难想象当年的情景。如今，这个厕所还在，咫尺之地，要放下一张床，怎么放得下呢？同室的伙伴，早已不知云游何处，也无法去细问当时的详细情况，只有数学所的李书记还清晰地记住其中的一个细节：厕所中没有暖气，北京的冬天奇寒，陈景润在厕所的正中，吊了一个大灯泡，既照明又取暖。明灯高悬，照亮了七百多个夜晚，也照亮了这位坚韧不拔行进在科学崎岖小径上的独行者的苦涩旅程么？
《易传》在解释《易经》的“乾”卦时，有一句蕴意很深形象概括中华民族精神的格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它的意思是：天体宇宙，刚健地运行，有出息有作为的人，应该像天那样勤勉自强，奋发进取，永无止息。陈景润便是这样的君子，他把中华民族的“韧”劲发挥到极致的境界。
“他利问题”的解决，展示了陈景润初出茅庐的雄健之风，到了北京，住在这个厕所里，他把奋斗的标尺定在攻克华林问题的目标上。这同样是一个世界级的数论难题。这一问题曾有希尔伯特、哈代、华罗庚等人研究过，Dickson解决了k=4。5以外的最小g（k）。剩下的问题，在数论史上尚是一个空白。
寒夜袭人。陈景润的习惯是凌晨三点就起床干活。小屋真好，宁静如水，连同伴沉睡的鼾声也被隔断了。他伏在床上劳作，像往常一样，灵活的思维开始悄然启步。
是天气太冷了么？他总觉得头脑有点不大听使唤，仿佛，刚走了几步，又茫然停了下来。北京不像厦门，四季如春，冬天里夜来香也照样开花，把浓郁的香味慷慨地馈赠给千家万户。为了御寒，陈景润曾经尝试着自己做棉衣，他想得天真而简单：找了二件旧衣服，买了棉花，一件铺在床上，将棉花撕碎，均匀地铺上去，然后，再把另一件衣服覆盖上，准备缝好，以为这样就可以了。没想到，腋下、袖子等拐弯抹角处，他无法处理。自制棉衣的举措失败了。攻克华林问题的一炮，也会打哑么？
他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