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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是一个二合一的班子，说俗了，也就是一套人马挂两块
牌子。“剿总副司令”张学良兼行营主任。毛人凤所在的第三科差不多也是这么个
架子，同时还有着军事委员会调统局第二处武汉站的牌子。武汉站的站长周伟龙事
实上是这里的头儿，直接领导着担任三科科长的陈郡年。
凭着一年多的警校历练和静心细察的功夫，没过多久，毛人凤便瞧出了其中的
一些暗扣。他记得戴笠在阐明特工的含义时，曾连珠炮似他说过一串意思相近的词，
所谓：特别任务、特殊任务、特种任务、特种勤务、秘密武器等等。随后去南京特
务处本部时，他发现机关不设在复兴社总部所在的明瓦廊，而是单独地偏居在鸡鹅
巷53 号时，曾有点迷惑不解。现在终于醒悟：
原来，复兴社在各地的分社与特务处在各地的分站，全都是分灶埋锅的，而且
明里暗里的关系也不一样。明里看，分社书记长的名头和级别要比特务站长高；暗
里，书记长的一举一动，都要受特务站的监督，特务站的事却不能过问，有时甚至
连特务站机关设在哪里都不知道。显然，戴笠执掌的复兴社特务处，不仅自立系统，
在工作性质上还有着很大的特殊性和隐密性。
悟到了这一层暗扣，回头再来掂量特务处武汉站的站长周伟龙，不得不刮目相
看了。黄埔四期生的底子，宁汉分裂时，他在唐生智部下当宪兵营长，当时，戴笠
为蒋介石搜集情报潜入汉口，被周伟龙抓获。戴笠便以黄埔手足、师生之谊劝说他
“弃暗投明”，结果周伟龙丢下宪兵营长的官帽，随戴笠一起跑到南京，投靠了蒋
介石。自此，戴、周结下厚谊。等到复兴社特务处开山立柜，周伟龙便成了组织中
最早的骨干之一。眼下，他明里挂着湖北省警察署长的职，暗里负着特务处武汉站
长的责，恃势傲物，眼高过顶，除了对张学良等几个高级官员尚有忌惮外，谁都不
放在眼里。面对这样的上司，毛人凤犹觉根基虚浮，几天前看着还令他气壮的少校
军衔，比照下来，似乎还不如警校当上尉时的心境，真可谓：庙宇高了金身大，小
鬼也须好身量。于是，更加小心谨慎，勤奋工作。一段时间下来，三科的同僚们惊
异地发现，新来的毛股长居然是挨训最少的同志，不仅如此，看上去畏怯恭顺的他，
还把左邻右舍身上的戗刺都抚平了。
所谓左邻右舍，指的是吃特务饭的同行。偌大一个武昌行营，从事情报工作的
部门不止三科一家，其中有政训处，属于蒋介石安插的耳目；有第二科，是张学良
把持的情报机构。它们各事其主，互不沟通，偶有龃龉，互不买帐，常常闹得拉破
脸皮，形同陌路。就拿政训处来说，过去就多次与第三科“撞车”，但身为正、副
处长的贺衷寒和袁守谦，仗着黄埔一期生的牌子，硬把戴笠压得低去一头。可是，
自从毛人凤到任后，与政训处打交道，便不再有此类事情发生，见效的招数有二：
一是态度上温良恭俭让；二是方式上推崇“合作”，不搞自守门户。只要你主动烧
香拜了人家的佛，人家也会把香烛钱送过来。因循此理，再来个依样画葫芦，与二
科的关系自然也不难处了。 武汉行营第二科的科长姓陈，叫陈昶新，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到日本的炮兵
学校镀过“金”。在武汉行营中流行一种说法：三科的陈郡年是蒋委员长的“耳朵”
；二科陈昶新是张主任的“耳朵”，但这两只“耳朵”老是打架。一个上举“中央”
的牌照，下靠周伟龙撑腰，总想把陈昶新比下去，另一个呢？自恃是张学良的得意
门生（张曾任东北讲武堂监督），奉将门第（其兄陈再新是张作霖手下的猛将），
直把陈郡年看作后生小辈，根本不正眼瞧一下。毛人凤来到后，情形就不同了，他
见到佩戴上校领章的陈昶新，不管对方如何面带严霜，总是毕恭毕敬地行礼，表现
了十二分的尊重，时间一长，冰消雪融，换来了好态度。随后有了合作的可能。毛
人凤常拿一些自己搞来的，诸如东北军内部军官吃空额、卖给养、盗军需、搞腐化
之类的情报，通给陈昶新，表示“不见外”。而后，来而不往非礼也，陈昶新也回
赠一些他认为毛人凤感兴趣的情报，诸如贺衷寒派到部队里的“政训员”有拉帮结
伙、吞黑吃白之类的非法勾当，湖北保警的内部腐化，暗通土匪的情况等等。这样
一来，情报源扩大了，耳目灵通了，令戴笠也获益匪浅。戴笠将毛人凤的做法总结
成八个字的经验，即“广交朋友，为我所用”加以推广，他本人甚至不惜降尊纡贵，
亲自出面跟陈昶新拉交情。其直接结果，固然浓厚了两个情报部门之间的“蜜月”
色彩；间接结果，却是抬高了毛人凤在三科的地位。
天生是块特务料
毛人凤所在的武汉行营办公厅第三科，除了秘书、庶务等股室外，真正从事主
业的，只有三个股室，它们各有分工。第三股专管“匪情”，负责搜集共产党和红
军的情报；第二股专管“行动”，主要以缉捕、暗杀、行凶为主；毛人凤当股长的
第一股，专管“防奸”，讲得透彻些，也就是替蒋介石侦伺国民党内的各种异己力
量的动态，重点在军队方面。相比之下，“防奸”
一项，更是特殊中的特殊，秘密中的秘密，没有深藏不露的城府，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的机灵是干不好的。另外，最最难的，就是甄别情报的用处，能够根据亲
疏远近的尺度，恰如其分地递送，否则，不要说干不长，丢乌纱帽、掉脑袋都有可
能。
毛人凤谨慎小心、勤勉精细的工作作风，以及圆转恭顺的处世方式都给他带来
莫大的好处，但最管用的，也是别人难以企及的本领，却在于他能准确地把握情报
的价值，处理时能做到心明如镜、合丝合扣。要点归结起来两句话：首先是当戴笠
的“耳目”，其次再是别人的“耳目”。因此，每有情报，浮在面上的，毛人凤就
装进档案袋，按照正常的程序，通过陈郡年——周伟龙——戴笠的路线，往上传递。
如果是有“特殊”价值的，他就藏在肚子里，等到戴笠来武汉时单独汇报。比如类
似贺衷寒手下那些“政训员”的非法勾当，以及由周伟龙控制的湖北保警系统敲诈
勒索，暗通土匪、贪污受贿的卑劣行径，他都直接向戴笠汇报，从而使戴笠在与同
行的争斗中，有了震慑对手的“秘密武器”。这在戴笠刚刚起步，羽翼尚不丰满，
却又踌躇满志的时候，是万万不可或缺的。为此，戴笠暗地里时时称赞这位老同学，
天生是块干特工的料，不仅知道蒋委员长交办的公务，更了解自己要办的“私务”。
于是，在戴笠的心中，毛人凤的份量日趋加重，每每去武汉“检查工作”，戴笠与
毛人凤单独相处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不久，毛又悄无声息地干了一桩让戴笠十分满
意的事。
事情得从特务处对十七路军杨虎城的侦控说起。
杨虎城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系统，后来叛冯附蒋，为“中央”立了功劳，“荣
任”陕西省的省主席。尽管如此，蒋介石对他仍不放心，利用各种手段进行侦控。
杨虎城不甘示弱，明里与蒋周旋，暗里却加紧了反侦控斗争，最后蒋介石忍无可忍，
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用邵力子取代了杨虎城。为了避免用招过狠，逼杨走入极端的
不良后果，依然保留了杨虎城对十七路军的统辖权力，但要求戴笠进行侦控的力度
却加强了，重点是杨与共产党以及冯玉详等反蒋势力的来往。
戴笠为了不辱使命，费尽心机，终于找到了一个能打入对手内部的“楔子”，
此人就是国民党司法史上以“三次建狱四次坐牢”出名的胡逸民。
胡逸民原籍浙江永康，是老同盟会会员，北伐时出任国民革命军军法官及总司
令部军法处执法科长兼监狱科长。“四·一二”政变前后，因与蒋介石有大同乡之
谊等关系，一跃而为清党审制委员会主席。没想到爬得太快，遭人眼红，背后向蒋
介石打了小报告，说“胡逸民抓清党，自己的秘书就是共产党！”蒋介石派人一查，
属实，唤过来一顿臭骂外加两个巴掌，送进了监狱。后来靠着李烈钩、蒋伯诚等人
的说情，又恰逢老蒋新娶宋美龄的好心情，才被释放出来，并且恢复了监狱科长的
职务。这职务官儿不大，油水不小，几年里胡通过建造监狱的工程，捞到了五、六
十万元的外快，接着买地皮、造洋房、购汽车、玩女人，胡吃海喝地抖擞起来。不
久，暗机有了泄露，要不是看重他与杨虎城部下的特殊关系，有搜集情报的用处，
蒋介石非办他个贪污罪不可。
胡逸民接受了“中央”的秘密使命，只身来到西安，杨虎城表现出了少有的热
情，马上给他一个陕西省政府委员的职务，再委他兼任十七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
的军职。同时还为他主婚，娶了一房姨太太。得人好处，报人恩德。望着位子、娘
子、票子一作堆地涌来，胡逸民倒底是听命于蒋介石，还是知遇于杨虎城？连他自
己都弄不清楚了。这种情况，当然是戴笠不愿意看到的。于是重摆棋盘，一眼瞄上
了另一颗棋子——胡逸民新娶的姨太太向友新。乍一看，她算不上沉鱼落雁，但身
材动人，极会打扮，再配上一副顾盼生辉、夺人魂魄的姿态神情，稍缺定力的男人，
把握不住，便会拜在那石榴裙下。戴笠第一次看见向友新是在一个交际场合上，凭
着渔色的本能，立即盯上了她。如果说淫念是他最初对向友新发生兴趣的原因，那
么随着毛人凤的调查深入，他看到了一个新的希望，那就是利用向友新来完成胡逸
民能做而不愿做的工作。 拗不过戴笠的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