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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荡、冤案、奢侈、任性——
在那三种道德沦丧的恶习面前就显得没有什么了不起。
而自私自利却是主要的罪恶根源，
它是以无知作为丰富的养料。
我到世界上来就是为了击溃无知的。”
康帕内拉与莫尔相比，也有不少相异之处。
第一，两个人的行为方式和知行倾向有别。前面说过，莫尔是主张宗教
团结与社会安定的。他尽管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十分痛恶，但他不
同意用武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在改革的动荡与保守的安定之间，他宁愿选择
安定。虽然他在与对手的论辩时，气势凌利，语言刻薄，以至态度粗鲁有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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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但在行动方面，他却是一个喜欢稳妥远胜于喜欢变革的人。他是一位
思想的巨人，却不是一位行动的巨人。康帕内拉则不同，他不但有丰富的思
想，而且有大胆的行为，当他认定起义是必要的行为时，他宁可放下一切思
想，一心去为起义服务。
第二，莫尔的《乌托邦》思想中更多民主精神、宗教意识，而康帕内拉
的思想中更富于哲学与泛神论色彩。在两个人的乌托邦思想的后面，莫尔更
多地关注社会现实与未来的政体，而康帕内拉的思想深处，却有比较复杂的
哲学与神学背景。
莫尔年轻时，也有过几年修道院的生活经历，但他能把这种生活经历纳
入他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中去，换句话说，他在西方宗教传统与人文主义思
想间找到一种平衡，并且把这种平衡寄托到他的乌托邦梦想中去。他注重人
文，但不伤宗教。据说他离开修道院以后，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穿着
通常在修道院中才穿的粗线织成的内衣。
康帕内拉本人即是一位僧侣，但他偏有许多异端思想。他身为僧侣，却
对哥白尼、伽里略的天文学思想极为同情。虽然他的天文学知识不足以支撑
他的这种情绪，但这并不妨碍他宣布自己对哥白尼学说的认同和倾心。他同
时又是一位自然神论者，而这一点同样与基督教原则大相径庭。在他看来，
①
“宇宙是把无穷的智慧纳入自己固有的思维的一本书” 。而且在他心目中，
宇宙和世间万物皆有灵性，宇宙乃是一个具有一切存在物特性的有生命的东
西。他对于太阳更是情有独钟，唯其如此，他才把自己的代表作命名为《太
阳城》。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太阳神的崇拜者，而这与一神论的基督教
义真是水火难容。此外，他还是一位星相学家，他对星相学的热忱，常常超
过他对宗教的敬重。而无论哪种星相学，说到底，也是和基督教义背逆难通
的。
严格地说起来，莫尔的思想体系中哲学成份甚少，这大约与他生活的时
代有关。而康帕内拉的哲学思维就比较丰富。虽然他的哲学思想有时不免像
一个大杂烩，那里面既有新的具有时代风采的哲学观念，也有陈腐守旧的神
学观点，以及令人观之生厌的神秘主义内容，但他常常有意无意间便“碰”
到许多为他的时代所崇尚的真理。如他认为，要靠感觉经验和感觉来认识世
② ③
界 ，并在一定意义上做出了“我思故我在”式的哲学猜想。很显然，他的
这种以感觉和经验为前提的认识论思想，和17世纪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确有
某些相似之处，而他的理性主义式的思考方式，又与后来的笛卡尔哲学有些
许不谋而合的地方。
第三，虽然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莫尔的《乌托邦》在写法甚至内容
上都颇为相似，但二人的文笔与文风又有明显差别。比较而言，莫尔的文笔
十分漂亮，他的《乌托邦》是一部很有文学品味的著作。康帕内拉的文笔则
比较枯涩乏味，但他文章的组织方式和观点却往往更其清楚明了，虽不如前
者富于魅力却较前者更宜把握。
造成莫尔与康帕内拉之区别的原因很多，要而言之，无非个人与环境两
大文化原因。在环境原因方面，因为莫尔生活的都铎王朝和康帕内拉生活的
① 《太阳城》，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90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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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有很大区别，都铎王朝是一个已经比较强盛而且正在走向新的强盛的
国家。作为其国民与重臣的莫尔自然不希望他的祖国出现动荡，而是希望它
在保持稳定的条件下变得更其强大与美好。恰恰是这种主张成为近代英国的
文化传统。康帕内拉生活的意大利，彼时正处在西班牙人的统治之下。反抗
异族统治，必然成为本民族的首要任务。康帕内拉作为一名同样有政治热情
与远见的学者，在民族大义面前，自是民族第一，学业第二。对于采取行动，
那怕是激烈的起义行为也在所不惜。而他的这种作风，也和近代意大利的文
化传统有某种内在联系。
就他们自身的情况看，莫尔一生中虽然也曾遭受几次挫折，但他的生活
和社会经历，在总体上还是顺利的，他在本国乃至整个西欧都有很高的威望。
虽然他死得很惨，但这多少有些偶然的因素在内，何况历史上的政治人物，
常不能以个人结局好坏论英雄。所谓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云云，应该包
括死亡后的哀乐在内。康帕内拉则不同，他一生中单被关在监狱的时间就有
27年之久。在统治者眼里，他不过是一个不知悔改的囚徒。虽然他生性达观，
但看他一生经历，他遭受的磨难超过他的大名鼎鼎的前辈许多。
因为康帕内拉有如此长的监狱生活，他的履历反而相对简单。
康帕内拉原名吉奥凡·佗米尼哥·康帕内拉，出家为僧侣后，更名托马
斯·康帕内拉——与托马斯·莫尔更相似了。他出生于意大利东部卡拉布里
亚区所属的斯坚亚诺村。当时该区正处在西班牙人的统治之下。
康帕内拉聪慧早熟，13岁时已表现出某种创作天才。但他很早就接受教
会教育，15岁入修道院学习。但这不合他父亲的本意，他父亲原本希望自己
的儿子能攻读法律的。
康帕内拉在修道院主要是研究哲学和神学，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中世
纪经院哲学的两位代表人物阿尔贝尔特和托马斯·阿奎那。虽然他成名之后
多次对修道院的学习表示不满，但在校期间，他却是一个好学生。从他后来
的著作看，他的人文色彩不如莫尔浓重，但在神学哲学的涵养方面，却有比
较扎实的功底。然而，他真正景仰的哲学家，既不是托马斯·阿奎那，也不
是亚里士多德学说，而是与他同时代的哲学家特列佐。特列佐并非哲学史上
的著名人物，但他带有某种异端色彩。而正是这位特列佐，却成为康帕内拉
走向成熟的一个启蒙人。
特列佐使康帕内拉着迷，但他并非前者的信徒。比如特列佐是不相信占
星术的，康帕内拉却对占星术着魔。例如二者皆为异端，特列佐也不过小异
端已而。1591年，康帕内拉还写了一本有关占星术的著作。如此看来，康帕
内拉既非中世纪哲学的追随者，也非特列佐哲学的真正知音。他有自己的风
格，他要走自己的路。他学术视野开阔，求知欲望强烈，读的书又多又杂，
而且为着看到更多的书，即使会犯教规，他也在所不惜。为了研究，他也曾
不经教皇准许就擅自使用修道院中的藏书，这在当时无疑已是很大的事件。
但他照样我行我素，并不想危险已在眼前。后来真的有人告了密，他也因此
遭到逮捕。好在这次逮捕并未受更大的折磨，很快便恢复了自由。
此后，他曾到佛罗伦萨、波伦亚、威尼斯和帕多瓦等地旅游。一边游历，
一边继续他的研究。这期间，他又两次被控告，幸而未酿成大祸。但看他当
时的思想，他其实绝不是教会组织的真的反对者。从他当时写的两本主要著
作 《论基督教的君主国》和《论教会执政》看，他的基本观点倒是反对宗教
改革。他主张教皇应该把全体基督徒统一在他的旗帜下，教皇不仅是教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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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脑，而且也应当是国家的首脑。这思想与时代的要求自是格格不入，但他
并非曲意奉迎，他的这种主张也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因为他的祖国正处在西
班牙的统治之下，大约他希望以教皇的权力取代异族的统治权力也未可知。
无论如何，他稍后写的《告意大利公爵书》，就把这个观点明朗化也系统化
了。
1597年，他离开罗马，辗转回到故乡。在家乡，他使用种种手段继续他
推翻西班牙统治的事业。他此时的理论，既有教皇统一论，也有占星术思想，
但其主要倾向都是爱国主义的。他之所以被后来人称为伟大的爱国者，其原
因在此。1599年，他和他的同盟者决定在当年的9月10日举行起义，然而
出了告密者，他不幸被捕，从此开始了他27年的监狱生活。
康帕内拉入狱27年，坐过50处监狱，受过7次残酷的刑讯。据他自己
说，有一次刑讯长达40个小时，但他始终不肯屈服。而且他有双重罪名，既
是西班牙的政治犯，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