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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医疗等方面的问题都有很独特而精采的论述。其对不治之症的医疗处理
方式，甚至颇有些近似现代人主张的“安乐死”。莫尔写道：“对患不治之
症的病者，他们给以安慰，促膝交谈，力图减轻其痛苦。如果某一病症不但
无从治好，而且痛苦缠绵，那么，教士和官长都来劝告病人，他现在既已不
能履行人生的任何义务，拖累自己，烦扰别人，是早就应该死去而活过了期
限的，所以他应决心不让这种瘟病拖下去，不要在死亡前犹豫，生命对他只
是折磨，而应该怀着热切的希望，从苦难的今生求得解脱，如同逃出监禁和
拷刑一般。或者他也可以自愿地容许别人解脱他。在这样的道路上他有所行
动将是明智的，因为他的死不是断送了享受，而是结束掉痛苦。并且他这样
行动将是服从教士的忠告，而教士是上帝意志的解释者，所以那是虔诚圣洁
的行动。”①
虽然是引导死亡的，但那语气，给人的印象，却有些诙谐甚至幽默似的。
看起来，空想并非完全没有实用价值，也许今日没有，说不定300年后，
就又有了。为着将来子孙后代的幸福，纵然有些似乎千奇百怪的幻想，也总
比僵化死板、墨守成规的好。
“乌托邦”人重视道德，以为道德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
“乌托邦”人反对战争，认为参加战争只是迫不得已的行为。莫尔说：
“战争是唯一适宜于野兽的活动，然而任何一种野兽都不像人那样频繁地进
行战争。”②
莫尔是英国玫瑰战争时代的一代人，他对战争的憎恶，信有由矣。
《乌托邦》中一个特别值得说明的方面，是莫尔的宗教观。他在这书中
表达的宗教思想和他后期与路德的论战比较起来，仿佛他本人还有些退步似
的。
《乌托邦》中的宗教信仰的基本点，在于信仰宽容。宗教宽容实际上是
英国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莫尔之后，这个传统一直未曾断绝，到了洛克时
代，更以精细严谨的理论方式发达起来。莫尔的观点是：“在乌托邦，大家
的信仰不相同。然而信仰的表现形式虽分歧不一，可以说条条道路通到一个
目标，即崇拜神格。因此，教堂内所见所闻都显得与普遍的一切信仰不矛盾。
任何教派如有其自己仪式，可在每人家中举行。所以教堂中没有神像，个人
可自由去体会神的形象，不管他喜欢那一种最虔敬的方式。乌托邦人称呼神
为 ‘密特拉’，别无其他特殊名称。他们一致认为，可以用这个名称体现神
威的性质，不管这一性质是什么。所用的祈祷文则是每个人都可以念，不致
于和自己的信仰有抵触。”①
看了 《乌托邦》和莫尔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知道，莫尔是一个具有丰
富人文思想的博学多才而又绅士色彩浓重的大思想家。他一生憎恶丑陋，推
崇良善；反对欺诈，主张宽容；反对战争，爱好和平；反对动乱，渴盼安定。
① 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87 页。
② 同上书，第94 页。
① 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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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作为新兴资本主义文明的思想家，对当时社会所存在的剥削、欺诈
和不平等现象，确是深恶痛绝的。在《乌托邦》第一卷，他对种种此类现象
都作了深刻尖锐的讽刺和批判。特别是他那有名的“羊吃人”的论点，更是
得到后世许多著名思想家的赞赏和肯定。
值得特别强调的一点是，莫尔及其 《乌托邦》现象，给后人一种深刻的
启示，即任何文明的建成，都需要批评和批判。其实《乌托邦》的理想并不
合资本主义的实际，但如果没有 《乌托邦》式的著作，资本主义文明又显得
不完整。批评也是一种独特的共鸣声响，在这个意义上讲，拒绝批评即拒绝
文明。
正如库萨的尼古拉是德国近代哲学的最好前驱人物，莫尔的风格也十分
合乎英国人的民族文化传统。他的平和如绅士般的战斗精神，希望安定渴求
进步的文明要求，颇合英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轨迹。他的这种风格，在其后的
英国历史上，将不断得以重演与充实。
莫尔是西方近代思想史上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可以告慰他在天之灵的
是：虽百年之后，他的这一派思想，犹不乏后继之人。
4。康帕内拉
西方近代乌托邦思想是一种思潮，而不是一人一派之事，甚至不是一国
一地之事。自莫尔的《乌托邦》问世之后，在好几个欧洲国家，陆续有一些
后继者出现，其中颇有几本富于历史价值的空想名作。如本节即要介绍的意
大利人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德意志人安德里亚的《基督城》，以及比他
们更晚些的英国大名家培根的《新大西岛》和哈林顿的《大洋国》等。由此
可以知道乌托邦思想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不但源远流长，而且有很强的影响
力和传播力。因为它能够远播四方，同一题材的书籍才会屡屡出现，因为作
为受体的读者群大，它才能超越国度，远播四方。如果联想到18、19世纪出
现的空想社会主义大思潮，就更可以理解乌托邦思想在欧洲的特殊地位与作
用。
乌托邦思想的出现，实际上是人们不满现实，但又不满历史的一种特殊
条件下的特殊产物。他们因为对现实不满才幻想有更好的社会理想出现。但
他们不是复古主义者，他们既不满现实，更不满历史，因此，他们的办法是
拒绝向后看，只要向前看。他们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新的事物是喜欢的，但
这些新事物还不能满足他们。他们的要求更高，胃口更大，他们希望有更美
好的东西出现在人类面前，于是便展开空想的翅膀，去营造一个又一个的“乌
托邦”。
他们不满现实，但他们又是现实生活的组成部分。他们常常站在现实的
挑剔者和批判者的角度发表意见。但从历史的宏观去看，他们其实也是现实
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相当积极的一部分。以此观之，批判即是建设，
反对也是补充。唯其有了各种各样的批评和补充，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文化
才来得更完美和丰富。
这里主要介绍康帕内拉。
康帕内拉 （1568—1639年），他在年龄上比莫尔整整小了90岁，在思
想上也可以说是莫尔的学生。特别是他的乌托邦思想，在大的方面，和莫尔
没有多少质的差异。单就这点而论，可以说康帕内拉就是16世纪意大利的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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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而《太阳城》也就是16世纪意大利人心目中的《乌托邦》。
康帕内拉其人也与莫尔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两个人都很博学，而且多才。莫尔既是思想家，又精通法学，熟
悉史学、数学、天文学，更是一位有才能的律师和颇有特色的政治人物。康
帕内拉同样博学，同样多才，他的著作也很多，而且同样既是一位文章高手，
也是一位颇具特色的诗人。他的14行诗，也如同莫尔的政治讽刺诗一样，既
有个性，又有内容。
其次，两个人都有坚定的信念和同样坚韧不拔的个性。莫尔的结局是悲
惨的，但他能身处逆境而不惊，面对死亡而不惧，即使面对小人的诬告与伪
证，依然故我，镇定如常，大有中国古哲人所谓“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
之而不怒”的贤者之风。康帕内拉的一生境遇更是风波迭起，百味皆尝。但
他非但能以超人的毅力去面对这一切，而且还以超然若归的精神进行自己的
创作。如此这般，两个人都可称为人中豪杰。
再次，两个人都有丰富的阅历和超凡的想象力。乌托邦式的思想家，没
有想象力不成，没有阅历更不行。他们二人的经历都不平凡。他们固然都是
饱学之士，却能接触社会，关心现实，对政治生活一往情深，对社会生活中
的重大事件绝不置身局外。他们的主张并非总是正确，甚至常有偏颇，但他
们的态度从来都是严肃庄重、认真负责的。
最后，两个人都有嫉恶如仇的性格。他们对现实中的不平现象无论如何
不能容忍。虽不必路遇不平拔刀相助，但既见不平，总有一股不吐不快的风
格在。莫尔作律师做得很有声誉，就是因为他敢为事主鸣不平；他作议员做
得有声有色，就因为他敢于反驳国王的错误主张。康帕内拉也是如此。虽然
他的 《太阳城》中的批判色彩不如《乌托邦》表现得尖锐、浓烈，但他的14
行诗中，同样表现出与之相似的风格与精神。他有一首《论宇宙间重大罪恶
的根源》，写得很有特点：
“我降生是为了击破恶习：
诡辩、伪善、残暴行为，
我珍视菲米斯的坚贞、
能力、智慧和爱情——她的教训。
哲学家的发现具有最高的效用，
它谦虚地教人以真理——
这是医治三重谎言和极大罪恶的灵药，
它会使那令人遭受痛苦的世界失掉力气。
倒毙、饥饿、战争、敌人的阴谋、
淫荡、冤案、奢侈、任性——
在那三种道德沦丧的恶习面前就显得没有什么了不起。
而自私自利却是主要的罪恶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