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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王阳明好像天上的纸鸢，飞得固高，形色固美，毕竟一绳相系，未得自
由。王学至此，终于与程朱理学殊途同归，后人将他们统称为宋明理学，信
有由矣。
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来说去，终于向封建伦常归依膜拜，只是他顺世应
时，要找一个新的逻辑出来，用这逻辑证明，唯有封建伦常，才合天理，才
是良知。
但他十分重视知行关系，他不但是一位道德实践家，还是一位心学一元
论者，所以他的“知行合一”观点，就有了如下三个特点。
其一，他反对程朱理学的先知后行说。程朱理学主张：“不致知，怎生
① ②
行得？勉强行者，安能持久？” 又说，“论先后，知为先。”王阳明则认
为知行一体，不分先后。他说：“今人却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
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
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亦非一矣。”③
在考察知行关系上，王阳明高于程、朱。知、行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
或说是两件不能完全割裂的事。赵括多知，不过纸上谈兵，结果害了士卒，
害了赵国也害了自己。
其二，他强调行——实践的地位和作用，也重视知、行的辩证关系。他
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是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④换句话说，同为圣学一功，知了便行，行者为知。知是行的开始，不知则难
行；行是知的实成，只知不行实不为知。比如孝敬父母，知道孝教，便是格
物；能行孝敬，便是致良知。天下哪有不知孝敬而能行孝敬的人，自然也没
有不行孝敬却有“良知”的人了。
其三，他认为知行同一是一种境界。他说：“大人者，以天下万物为一
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两分尔我者，小人矣。
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
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固自十之百。是故见孺子
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也，
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
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
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
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
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①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② 《朱子语类》卷九。
③ 《传习录》卷上。
④ 同上。
① 转引自《论人·人论》，海洋出版社1988 年版，第2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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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知行合一，一方面是万物一体。万物既为一体，知行合一的目
的便在于去恶从善，去人欲存天理，知行共在以达万物之心。万物一体，以
仁为性，则是知行修养的最高境界。
纵观王阳明，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儒学大师。他的学说虽上承陆九渊心
学传统，其实有他自己的独特建树，他以心为本，致知格物，在旧儒学的基
础上辟开一条新路，或说一条歧路——世上唯有歧路在，才能越出旧界，走
向光明。在这个意义上说，王阳明是一个没有传统的人。后代儒者对他批评
甚多，原因在此。
王阳明又是一个务实的学者，他与中国历代儒者相比，最能接触社会，
不尚空谈。而且在兵言兵，在教言教，坐于阳明洞中，便是天下硕儒；统兵
啸傲山林，又是千军一帅；然而言教不忘其行，统兵不忘其学，正是王阳明
特有的人格魅力。这一点，唯有后来的曾国藩与他有些相象。
王说别开生面，顺时应世，自然多有后人。又因为他的学说中包含着自
我难解的矛盾，所以在他的后学中，也着实出了几位令世人目瞪口呆的异端
人物。王学可以导向异端，但程朱理学不行，——王阳明心学不如程朱理学
之纯，但这并非他的耻辱而是他的光荣。
3。“异端”哲学的代表李贽
凡有异端，必然不是一人一地之事。李贽以异端自居，既有思想基础，
也有社会基础。
泰州学派，本多异端，如何心隐、方与时、罗汝芳，哪个没些异端思想？
即使泰州学派的创始者王艮，其实也非醇儒。不但与程朱相比，已经不醇，
就是与他的老师王阳明相比，也是不醇。他主张“士农工商，皆可为学”，
就不是孔孟之道。至于何心隐在《论中篇》中讲的“君者，均也；臣者，群
也。臣民莫非君之 ‘群’也。必君而后可以群而君也”，仿佛颇有些乌托邦
味道。孔子之学，绝不为此。倒似与墨子故学，有些影像。明代学者中可称
异端者绝不止于李贽一人，而明代社会思想，更多异端风情在，否则，《金
瓶梅》怎能传播日远，《三言》、《两拍》怎能大行其道？只怕连《水浒传》、
《西游记》也写不出来。
但李贽的异端确实有些出类拔萃。他非释 （佛教）非道（道教），最恨
道学，已经足以惊人。而且生性耿直，自称倔强难化。他原本属于王艮泰州
学派的传人，其哲学道统大体不出王阳明之右。唯有敢于批评一切不合童心
之理，之事，之人，之物，才显出他英雄本色。如果以他与西方文艺复兴时
期的人物作类比，他大约与埃拉斯谟、与布鲁诺更相近些，他文格与埃氏相
通，人格与布氏相类。但既有埃拉斯谟的批判智慧，又有布鲁诺的不屈精神。
他著作甚丰，但自己知道这些著述不合时宜，故把史传评论命名《藏书》，
将杂文论作命名 《焚书》，说他的这些著作若不藏之必被焚之。然而，知其
当藏偏又作之，知其宜焚又要著之，由此可见其不屈性格之一斑，加上以他
名义评论的《水浒》流广甚广，更使他声名远播四方。但他究竟评过《水浒》
与否，现在尚难定论。
李贽生于1527年，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人，也
曾为官，作过云南姚安知府。但54岁时便辞官不做，先后隐于湖北的黄安、
麻城，著书讲学。但终于引起官者不满，60多岁时以“敢倡乱道，惑世，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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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罪名被捕入狱。后不堪其辱，自杀身亡。
李贽的思想本来特异，他又以特异自居，便使特异的思想又添特异的感
情色彩。他用笔狂放，敢书敢言。大凡世所敬之，他常鄙之；世所信之，他
常疑之；世所好之，他常厌之；世所求之，他常弃之。比如儒学传统，虽称
四民，以士为先，以商为鄙，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他不这
样认为，他论到商人的时候，态度诚恳，语带同情，他说：“且商贾亦何可
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
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
①
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儒家鄙视妇人，连孔夫子都说：“唯妇
人与小子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儒家学者历史上罕有收女弟
子的故事，虽有才女数人，未见有男性师长敢于收她们做弟子的。李贽独不
信邪。他不但敢收女弟子，而且敢于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还要为女儿家正名。
他说：
“邑姜以一妇人而足九人之数，不妨其与周、召、太公之流并列为十乱；
文母以一圣女而正二南之风，不嫌其与散宜生、太颠之辈并称为四友。彼区
区者持世问法，一时太平之业耳，犹然不敢以男女分别，短长异视，而况学
出世道，欲为释伽老佛，孔圣人朝闻夕死之人乎？此等若使闾巷小人闻之，
尽当责以窥观之见，索以利女之贞，而以文母、邑姜为罪人矣，岂不冤甚也
哉。”①
但他最有价值的思想，则是他力主平等；反对盲从；注重百姓日用之道；
认为人必有私，虽圣人不免。
所谓力主平等，是他认为天下之人，无圣无愚，无佛无众，人人皆事成
佛，人人都能生知；甚至人人都是佛，因为人人都有佛性。他说：“天下无
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者。……虽牛马驴驼等，当其
②
深愁痛苦之时，无不可告以生，语以佛乘也。” 又说：“既成人矣，又何佛
不成，而更等待他日乎？天下宁有人外之佛，佛外之人乎？”③
他的这些观点，与儒学传统相去甚远，甚至水火不容。儒学传统中的性
三品说，一经他手，皆成谬误。不但人无三品，连牲畜犬马，皆可与人相提
并论。此等“异端”，实与儒学相远，而与禅宗相近，但他只顾凭心而评，
也不管他是儒是佛，只要他认为合乎童心真性，便率性而言。
所谓绝不盲从，即因性论事，不以旧说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