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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刷刷划清界线，一丝一毫的联系也不曾发生，而是说，就他们的思想基础、
思想主旨和整个理论体系而言，他们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旧思想、旧体系已
绝然不同，甚至势不两立。另一方面，他们犹处在发展的初始阶段，他们还
未形成成熟的思想体系，还需要请出古人的权威和言论来为自己的事业服
务。于是，他们的目光便越过中世纪，而向古希腊的贤人们问询求索。
中世纪本质上是神的世纪，是宗教的世纪，而神和宗教的世纪正是文艺
复兴者们要反对的内容。倒是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学说，与他们所追求的以
人为中心的思想主旨相契相合，于是，便将古人请来，以为自己的事业张目。
①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308。
② 同上书，309 页。
①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311 页。
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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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毕竟时代不同了，文艺复兴时代的社会文化基础已经发生新的深刻的历史
性变化。虽然此时的情形依稀如同彼时的情形——此时重视商业，彼时也重
视商业；此时重视科技，彼时也重视科技；此时重视人的艺术与文学，彼时
也有相近似的文学艺术形式。然而，毕竟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古希腊时
代的市场行为怎么比得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古希腊的城邦典范雅典怎么比
得上佛罗伦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怎么比得上哥白尼和伽里略对天文物理
学的认识？古希腊时代的艺术和文学人物又怎么比得上薄伽丘和莎士比亚？
如果说，古希腊时代还是人神共在的一种初始的人文状态，文艺复兴时
期的人文主义，就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主张去掉“神”气，让人来自己主
宰自己的命运。
如果说，古希腊时代的城邦经济还是古代商业经济的一朵绚丽的花朵，
还很难结出丰硕的果实，那么文艺复兴时代的城市经济已经开始形成一条奔
腾不止的长河，它将日益显示出无比强劲的生命力和延续力。
文艺复兴者心目中的思想偶像，说到底，不过是他们开始自己伟大历史
性行为所要求的一个起点而已。古希腊圣贤者们昔日的丰功伟绩，也不过是
他们即将飞跑向前的第一个目标罢了。
所以我们看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大家，无论是达·芬奇、托马斯·莫尔、
马基雅维利，还是蒙田、康帕那拉、伽里略、拉斯莫斯，他们身上虽然都有
一些复兴的标志，但那只不过是一块标志而已。他们绝非古希腊圣贤的徒子
徒孙，甚至也不是生活在15、16世纪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本身就是
罕见的思想伟人，他们无须模仿他人，他们就是他们自己。
3。为着科学，远离、质疑上帝
生活在中世纪的人们，上帝是无法回避的。他好比一堵挡在人们面前无
边无际的高墙，你或者仰视它，或者逾越它，或者推倒它，或者便把自己化
作一撮泥沙依附于它。不论采取哪种态度，你就是无法回避它。即使你掉头
而去，你也绝难摆脱掉这无边大墙罩在你身上的影子。
推倒这堵高墙，并非文艺复兴时代各类精英人物的初衷。无论他们是以
科技而鸣，以思想而鸣，以宗教改革而鸣，还是以人文理想而鸣，他们对于
上帝都绝少采取蔑视或根本否定的态度。即使逾跃上帝，实在也并非他们的
本意。他们愿意相信上帝，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信徒。然而，时代变了，
昔日那些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地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热点问
题。现实教育了他们，新的思想启发了他们，科学成果推动和唤醒了他们。
这一切的一切，都使他们身不由己地处在上帝与科学的矛盾之间，处在腐朽
的教会组织与要求变革的力量之间，处在人的种种世俗要求与教会权力的横
蛮霸道之间，处在人的种种欲望和教会的清规戒律之间，处在上帝的崇高威
望和科学技术铁一般的事实之间。何依何归，何去何从？于是这些大变革时
代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们，经再三思索，再四徬徨，终于远
离上帝，归依科学，这是他们最艰难的选择，这也正是他们的杰出之处。按
照他们的信仰，他们本不应背弃上帝，而按照他们的科学实践与科学信念，
他们又不得不与上帝告别，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终于没有因为信仰而伤及科
学，而是以同样虔诚的精神，在上帝与人生、上帝与科学、天堂与世俗、教
规与情欲之间，经过慎重选择，心怀坦荡，义无反顾地归依于那个时代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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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真理怀抱之中。
这其中一位典型人物，就是伽里略。
伽里略是一位划时代的大科学家。他对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贡献是多方
面的。他研究广泛，创见迭出。在力学研究中，他既对静力学研究作出过重
要贡献，也对动力学研究作出过重要贡献。在静力学方面，他研究了物体的
重心与平衡，研究了船体放大的几何比例以及材料的硬度问题，他还利用阿
基米德的浮力定律亲手制造了流体静力学天平。他亲自实验，证明空气具有
重量。他在静力学方面的贡献已足以名标青史，而他在动力学方面的贡献，
更使他卓尔不群。二者比较，他在动力学方面的贡献还要大些。他在动力学
方面的主要成就，是他发现和科学总结了自由落体和抛物体的运动规律，发
现了钟摆运动的等时性原则，这两项重大发现，使他成为牛顿以前最著名的
物理学家，也为牛顿力学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伽里略是一位科学天才，但他性格坚定平和，研究态度审慎。他属于那
种理性主导情感，相信事实胜于相信理念的人物。无论如何，他都不是一位
跟着感觉走的人。他在未曾弄清事实的本来性质之前，宁可亲身参加实验，
宁可冥思苦想，宁可为之长期苦恼忧烦，直到掌握了充分的论据为止。但即
使已经找到新的结论，他也绝不盛气凌人，只是以平和坚定的方式，以一位
近代科学家的特有方式，把这发现介绍给世人。他的这种表现，固然和当时
的社会现实的压抑和制约有关，但也和他本人的个性有必然的联系。
因此，他的代表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就不
以论战式的方式，而取对话方式写成，将自己和自己所反对的观点，另派代
言人言之。不消说，这种方式，显得更其浅近平和，而不给人以挟风带雨、
电闪雷鸣之感。
审慎是他的特点，但审慎不等于在真理面前唯唯诺诺，相反，他对已经
证实的科学发现，就会毫不犹豫地予以坚持，即使这发现与先前的伟大人物
的结论截然相反也罢，即使这发现与教会的正统观念水火不容也罢。
伽里略在天文学方面，是哥白尼的拥护者和进一步的证明者。他经过长
期的研究，终于确立了自己的科学结论。他反对地心说，支持日心说。而这
一点，不但与教会的观点大相径庭，而且与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权威理论也针
锋相对。亚里士多德对地心说的认定，不是出于信仰或者盲从，而是出于常
规性推理。而他的这种常规性推理，尤其令人难以反驳。比如他认为，如果
地球进行公转——围绕太阳运行，那么，当地球从其轨道的一个位置运行到
与之相对立的另一个位置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恒星则应有相应的视觉变化。
说得通俗点，就是当地球处在太阳一方的轨道时，站在地球某一点的人看到
的某个恒星的位置如果在南方，那么，当地球转到与之相对的另一方时，那
么依然站在地球同一点上的人所看到的同一颗恒星，即使这恒星的位置不一
定移到北方，也一定会出现明显的视觉偏差。对此，反驳不易。而伽里略偏
能抛开常识，另辟蹊径，从新的视角入手，他反驳亚里士多德说，之所以没
有出现那样的偏差，因为恒星的位置距离地球太远了，直远到人们已经感觉
不到这种视差的存在了。
亚里士多德反对日心说的另一理由是，如果地球自转——自西向东转
动，那么一个垂直上抛的物体就不会落到原先将它向上抛起的地方，而应该
落在稍稍向西的地面。因为当物体上抛的时候，地球已经自西向东转动了一
段距离。这观点在今人看来，是多么不合科学常识啊！比如我们坐在敞篷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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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的车厢后沿，如果我们向上一跳，可以因为汽车向前疾驰，而使自己落在
车厢之外吗？又如一位跳高运动员，假使他正在由西向东越过横杆时，可能
因为地球的转动而使这运动员追不上横竿的转动而落在竿的前面吗？但在伽
里略的时代，反对亚里士多德的旧说，绝非易事。而伽里略正是在对这种旧
说的反驳过程中确立了自己对惯性定律的杰出贡献。比如站在一座高塔上使
一块石头垂直下落，这石头将笔直地落在塔的脚下，此无他，因为石头本身
与塔在以同样的速度向东转着，二者皆动，等于不动。
伽里略是位科学巨匠，而不仅是一位科学实验工作者，过去传说他为了
证明自由落体定律，曾在比萨斜塔上亲自做过铁球试验。这传说对于后之可
能是一种最为简洁的证明方法：人家都试过了，你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