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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一种最为简洁的证明方法：人家都试过了，你还能不信吗？但对于伽里
略而言，却是一种不当的简化。伽里略自然十分重视实验，但作为一位科学
巨匠，他头脑中更应有一套完整的科学思维体系。因为有这个体系，他才能
对当时的种种正统理论，产生种种疑问。而这些疑问的提出，有时比一个具
体的实验更具创造价值。
关于自由落体定律，他曾有一个独特的理论推断，并以自己的推断有力
地驳斥了亚里士多德旧理论的谬误之处。按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自由落体因
各自的重量不同而速度不同。其落速之差，表现为“有较大动势的物体通过
①
同一距离的速度也较大，并且速度的比等于这些物体量的比”。按照这理论，
两个重量相差10倍的球同时下落，则重球下落的速度比轻球应该快上10倍。
这未免令人惊异。然而在那个时代，凡正统学人，并不信以为真。
伽里略的推论是这样的：将两个不同重量的球体——一大一小，一轻一
重，中间联结上一根绳子。按照业氏的说法，大球落速快，小球落速慢，因
为两个球拴在一根绳上，那么，小球应该对大球产生滞后力，于是大球的落
速也相对变慢。但是，且慢下结论。同样因为大、小球之间联结着一根绳子，
既然联结一根绳子，那么，两个球就应该或为一个整体，而由大、小两个球
组成的一个整体，当然比一个球——无论小球还是大球的重量更重，于是悖
论出现了：两个联结在一起的球体究竟应该比其中一个大球的落速更快些还
是更慢些呢？
不用说，这是一个绝妙的推论，推论中暴露出的悖论里孕藏着一个真理，
这个真理就是伽里略发现的自由落体定律。
但他并非不重视实验，相反，他的许多科学结论正是直接源于实验结果。
伽里略做事谨慎，但他性格刚强。他对于已经确认的真理的忠诚可谓感
人至深。对于自由落体定律，在他报告了自己的见解之后，比萨的一位物理
学教授刚好在比萨斜塔上做了一个实验。这位教授想用实验的结果支持亚里
士多德的旧有学说。这教授甚至兴奋地看到“具有相同材料而重量不同的物
①
体并非在同一时刻达到地面。”于是，教授认为自己胜利了——亚里士多德
胜利了。对此，伽里略回答得很洒脱：“亚里士多德说，一个一百磅的球从
一百腕尺的高度落到地面时，从同一高度落下的一磅的球才下落一腕尺。我
说它们将在同一时刻到达地面。通过做这个实验你发现大球超前小球两英
寸。现在你想要把亚里士多德的九十九腕尺的误差用两英寸掩盖起来，只强
① 潘永祥： 《自然科学发展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193—194 页。
① S·德雷克：《伽里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48—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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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我的微不足道的误差，而闭口不谈亚里士多德的重大错误。” ①
在科学领域里，伽里略是一位伟人。但也正因为他是一位伟人，对他的
攻击和反对也是异乎寻常的，可是他并不屈服。他说：“那些反对改革的人
抓住我的哪怕最微不足道的错误攻击我，仿佛我犯了弥天大错。看起来与大
家一起坚持错误比一个人独立思考要好得多。但我要说，我情愿落在大家后
面坚持正确思想，而不愿站在别人前面不假思索地出尔反尔，自食其言。”②
真的，尽管“与大家一起坚持错误”的直接结果会美妙得多，但他还是
坚持了自己的意见，盲从与屈从绝不是伽里略的风格，在真理与上帝面前，
他宁愿拥抱真理。
据英国伽里略传记作家的研究，伽里略并非因为不相信宗教神学观念而
自觉向教会权威挑战的人。他是为着维护宗教的崇高权威，才去研究哥白尼
学说，或许应该说，他的本意恰恰是为了否定哥白尼的学说才去研究哥白尼
的日心说理论的。但他越是深入研究，越证明哥白尼的理论是正确的。于是，
他终于摆脱神学束缚，而进入科学境界。他从来不是一个打算与宗教彻底决
裂的科学家，直到他已经认定哥白尼学说的正确性之后，他依然试图用《圣
经》中的观点证明哥白尼学说的合理性。然而，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徒劳的。
他本人也日益遭到教会的迫害，直到强迫他认错为止。但他的心却自始至终
没有屈服。据说，当他被迫公开认错之后，他依然喃喃自语：“可是，地球
是在运动。”①
伽里略或许不是一位狭义上的哲学家，但他的哲学思想却是文艺复兴时
代人文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他的影响变得日益
强大。即使宣判他有罪的教会，也终于在1979年，即伽里略被迫害350年后，
给他恢复了名誉。
4。个性生动，主旨鲜明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们，差不多个个神采飞扬，个性生动，
可以说人人都有一段不凡的经历。他们一专多能，甚至多专多能。他们中有
文学家，有艺术家，有神学家，有科学家，有僧侣，也有杰出的外交人士，
更多的则是一身而兼数任，而且面面都有杰出表现。但他们并非形成了什么
集团或流派，他们好像更喜欢独往独来，各行其事。他们的人文主张，首先
便由自己的个性实践所体现。他们不屑于成帮搭伙，君子群而不党，他们甚
至连群都不去考虑。他们出身不同，经历不同，境遇不同，资产不同，最后
的结局也不同。他们中既有一生顺利的杰出的艺术家，也有备受磨难、贫困
潦倒的失意人；既有被烧死在火刑场上的烈士，也有一心求得当权者的青睐、
宁可委屈求全也要有所收益的政客。但是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性的追求，他
们的人生主旨是明确的，他们总的价值观念也是相近的。他们之间的个性、
经历、人品、风格固然千差万别，但在人文主义这一点上，却是大同小异。
人文主义是他们的主调。他们以完全自主但并非完全自觉的价值追求——人
文主义追求，达到了自己人生的最主要的价值目的。
① S·德雷克：《伽里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48—49 页。
② 同上书，第51 页。
① 亚·沃尔夫：《16、17 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第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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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杰出的人物之间常有矛盾，常有误解，常有恶语相加，也常有相互
帮助。他们之间的矛盾，有的出于个性，如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的不和睦，
有的则超过个性范畴，如马丁·路德坚决反对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有的则
既有个性因素又另有别的原因。即使同一营垒中的人物，如马丁·路德和加
尔文，因为彼此的思想激进程度不同，虽然在旁人看来，他们的差别也不过
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差异，而处在大变革的时代，纵然一步之差，也都有可能
带来严重的后果，更何况要差到五十步呢？
在这些文艺复兴时代的大人物中，他们的个人认识固然如此不同，甚至
如此对立，但是，就他们的历史宏观追求而言，这些分歧实在无关紧要，甚
至可以说，正是这种不同和对立才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哲学思想的
历史共鸣。事实上，人文主义哲学也同人类历史上一切大有作为的时代思想
文化的成功一样，他们都是以不同声音的共鸣效应来达到最后的宏观发展目
的的。不但文艺复兴而已，就是古希腊的思想文化和中国先秦时代的百家争
鸣，其成功道路也莫不如是。只不过文艺复兴时期的这种共鸣，表现得更富
于刺激，也更具有广延能力罢了。
总的讲，哲学的人文主义时代是一个具有强烈动态特征的时代。新的观
点层出不穷，新的追求层出不穷，新的人物也层出不穷。艺术家当中，有达·芬
奇，有米开朗基罗，又有丢勒；空想家中，有莫尔，又有康帕内拉；科学家
中有哥白尼，又有开普勒，还有伽里略；文学家中有但丁，有塞万提斯，还
有莎士比亚。伟大的人物一个接着一个，甚至一个比着一个更其伟大。真可
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而且这山外之山，天外之天，也是瞬息万变，令人
目不暇接，可谓一山未尽一山又至，一天未开一天又起。
在这样的大动荡时期，多少新的创见——尤其那些伟大的创见，本来可
以延续100年都不失其现实意义的，但转眼之间就被新的发现所替代。如同
塞尔维特超过了维萨里，而哈维很快又使塞尔维特的崭新发现成为陈年旧
物。仿佛伽里略已经成为难以超越的历史伟人，而更其伟大的牛顿却很快又
要登上历史舞台了。好像埃拉斯谟的讽刺文章已经令人惊叹莫名，而路德的
实际行动尤其来得雄壮有力。但曾几何时，加尔文的改革却又风驰电掣般发
展起来，把路德本人也挤到幕后去了。
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中，没有个性，怎么生存？偏偏这些思想家硬是大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