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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较广; 《陈州粜米》为包公戏中优秀之作,揭露统治者的罪行。 
     元代散曲 
     散曲相对于剧曲而言,有科白、装扮起来演唱的为剧曲;清唱的为散曲。 
散曲是一种新兴诗体,兴于金末元初,董解元首创。散曲分小令和套数两种 
形式。小令为独立的只曲,句式长短不一,有一定格式,可以加衬字,更为 
生动,如马致远的《秋思》;套数又称散套,由两支以上同一宫调的曲子联 
合而成的组曲。套数要一韵到底。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等著名杂剧家也是 
散曲大家;张养浩、张可久、乔吉等为后期散曲代表作家。 
     宋元南戏 
     南戏亦称戏文,与北杂剧相对而言,它产生于宋南渡以后。它的每个剧 
本没有一定的出数,可长可短,也不要求通押一韵;登场的角色没有限制, 
可生可旦,不必一人唱到底,比较自由灵活,有利于情节的展开和情感的表 
达。《琵琶记》为南戏成熟的标志,并逐渐取代杂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明 
清以后称之为传奇。《琵琶记》的作者为高明(1305—1359年?),他根据 
长期在民间流传的南戏《赵贞女》改编成《琵琶记》,虽然作者的主观目的 
是为了宣扬封建的全忠全孝、有贞有烈的孝子、烈女,但客观上达到了揭露 
元末政治黑暗和流露忧国忧民的思想。作者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素养,艺术成 
就很高,其结构布局最为成功,通过对比方法突出戏剧矛盾,悲剧气氛浓厚; 
词采丰厚,既有清丽文语,又有本色口语,戏剧语言贴切细腻,楚楚动人, 
人物的心理由委婉的曲词表露出来。高明在民间创作基础上,把戏文的剧本 
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元末还有四大戏“荆、刘、拜、杀”,即《荆钗记》、《白兔记》(《刘 
知远》)、《拜月亭》和《杀狗记》。其中《拜月亭》成就最高,作者存疑, 
它是根据关汉卿同名杂剧改编的南戏,它的语言质朴明白且有余味,有很好 
的舞台效果,情节也曲折富于巧合,充满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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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苏轼 
     苏轼(1036—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北宋文学的最杰出的作 
家。他出身于极有文化修养的家庭,祖父为诗人;父亲苏洵是文风纵横恣肆 
的政论作家,对苏轼很有影响;弟弟苏辙与他同科进士及第,亦是著名的政 
论家。苏轼幼年时代在母亲程氏的直接教授下,接受了丰富的封建文化教养 
和薰陶,为后来的思想和创作奠定了基础。苏轼在政治上几经挫折,却始终 
保持着对人生的不懈追求和自己的操守,达观处世,对美好的事物充满爱戴, 
自强不息,显示出健康的人格。 
     苏轼的文学主张与欧阳修近似,主张有意而言,意尽而止;文以致用, 
要像粮食、药石一样具有实用性,反对空谈;在“文”与“道”的关系上主 
张文与道俱,并重视文学的艺术性。他曾评他人的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正可用来概括他的文学理论。苏轼还强调文学创作的灵 
感与兴会。苏轼是一个极富才华的作家,他笔力纵横,挥洒自如,他说,“吾 
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 
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他的七言古诗、词的长调及议论文字均才 
情奔放,气势磅礴,而又舒展自如,张弛有致;他不少作品又表现为婉转流 
丽,轻灵含蓄。风格的多样化是苏轼艺术上成熟的标志;他的诗、词、散文 
都达到了北宋文学的高峰。 
     苏轼的诗 
     苏轼诗的数量最多,与词、文相比内容也最丰富。他的诗歌题材多样, 
以抒发个人情感和歌咏自然景物的诗作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苏轼一生政治 
上很不得意,他把“一肚子的不合时宜”都排遣在诗歌之中,从中可能体味 
到诗人对人生的执着与沉挚的感情。《游金山寺》是他深情地追念故乡的诗 
作,渲染着惆怅的乡愁;苏轼一生不断四方迁移,当不能回归故乡时,他把 
每个流寓之所视为乡土,赋予它们以情感,这种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使他的 
诗显出某种亲切动人的温馨;“我本儋耳民”、“自意本杭人”、“不辞长 
作岭南人”,轻松、幽默且富于傲岸不屈的个性。 《和子由渑池怀旧》是苏 
轼为弟弟苏辙《怀渑池寄子瞻兄》写的和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人生到底是什么?诗人的狂放旷达之中仍然隐现着落寞怅然。这种对人 
生的思索在不少诗中贯穿着。苏轼终究不是一个浅斟低唱的文弱诗人,即使 
 “乌台诗案”因文字入狱,精神仍然昂扬,一出狱即自矜“诗笔已如神”, 
意气不减,豪放依旧。友谊、手足之情是苏诗中颇富人情味之所在,他赠苏 
辙大量诗作,充满着对兄弟对床夜语的岁月的怀恋,读来亲切感人。 
     自然景物对于苏轼同样地具有情谊,他的写景咏物诗活泼健朗,充满生 
活情趣: 
          水光潋艳晴偏好,山空色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饮湖上初晴雨后》其一与其说是写西湖的风云变幻,不如说是诗人抓 
住瞬息景象倾吐对自然美的爱意。无论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冬去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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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正是橙黄橘绿时”的秋冬之交,大自然总是充满盎然生机,给人以无 
限的希望。 
     苏轼还有一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诗,主要反映农民所遭的不幸。《吴中田 
妇叹》感慨农民可以战胜大自然的水灾却难以战胜免役法造成的更大的灾 
难;《荔枝叹》抨击“争新买宠”的当朝权贵不顾人民的死活争献荔枝,“惊 
尘溅血流千载”。 
     苏轼的诗歌纵横恣逸,挥洒自如,富于浪漫色彩。他常用奇异的想象和 
夸张、生动形象的比喻来写景状物,出乎人们的意料又合情合理,显示出瑰 
丽的艺术真实。他的自由奔放的风格中又蕴含着缜密的观察与细腻的表现, 
很见功力。他的诗还体现了宋诗所有的一个特点,即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 
诗,这种议论入诗的方法既有助于抒写自由流畅也带来诸如用典堆砌、语言 
松散等缺陷,有浪费才华的弊端。 
     苏轼的词 
     词至苏轼有了大胆的尝试,他将词诗化和散文化,且不取消词的独立样 
式,而是扩大了词的题材,增强了词的语言功能。苏轼创立了与传统的婉约 
词派相对立的豪放派,为词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前面讲过,词在五代 
和北宋初年,大多为感伤离别、寄托爱恋之情的“晓风残月”之作,题材不 
广,气魄更弱,词似乎只与闺怨泪珠相连,徘徊于“花间”、“樽前”,“月 
下”。苏轼的三百多首词突破了词的传统题材,将大江大河、巨山巨峰、农 
舍风光、历史人物以及广阔的社会人生尽收词中,词的境界为之一振,词的 
风格为之豁然开朗。著名的'念奴娇' (大江东去)、'水调歌头' (明月几 
时有)最能代表苏轼词的豪迈风格。题为“赤壁怀古”的'念奴娇'从江水的 
东流感受时光的流逝,赤壁的古迹使作家联想到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周瑜,视 
野高远,气势宏博,既有如画的江山,又有风流人物,进而联想到自我的抑 
郁不得志,生出苍凉悲壮的“人生如梦”的感慨。历史与现实沟通,江山与 
人物合流,构成情景相融的豪放词境。“大江东去”成了豪放词的代表。'水 
调歌头'中,苏轼将自我的情感融入无限的宇宙,要“把酒问青天”,并欲“乘 
风归去”,表达对人生悲欢离合的感慨和旷达宽解的胸襟,“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已成了人们传诵的名句。苏轼还把农村题材引入词中,使词第 
一次散发出真切动人的泥土气息,纯朴善良的劳动者和田舍风光农村习俗的 
描绘,格外清新。苏轼亦写传统的婉约风格的爱情词,在真挚细腻的爱情之 
中又多了些凝重厚实,如著名的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写得回 
肠荡气,极具深厚的感情;以咏物言情,把物拟人化,也是苏词的特色,使 
物的形象如杨花、石榴等与失落的女子的内心相互映照,收到极好的效果。 
     苏轼不单在词的内容上突破传统的樊篱,在词的形式上也同样有创新。 
词的严格的音律规则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已成了自由抒情的束缚。苏轼在熟炼 
地掌握音律基础上,有意识地突破格律的羁绊,在注重音乐性的同时,善于 
利用长短句式的错落形式造成节奏的舒卷变化,从而使词更为豪放恣肆,开 
阔恢宏。他还注重词语的铿锵有力、洪亮谐婉;同时,只要适合表达自我情 
感的词语都可拿来入词,了无清规戒律,因而语言极为朴素自然,畅达流利。 
     苏轼的散文 
     苏轼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自由而自然,并富于变化,论说文、 
记叙文、杂文、散文赋都有佳作。他的政论文有明确的目的,从“有益于当 
世”出发,表明自我的立场观点,他的政论文往往能切中时弊,以平易浅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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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述为人所接受。苏轼的记叙文亦有新颖之处,文笔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