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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当然讲厦门话，女仆是从厦门带来的。论吃的，没有什麽比得上厦门的海鲜、蒸浔，蚵仔煎、加腊鱼煮面等等，
在上海不容易吃到，母亲想起来就流口水。从厦门到上海要乘三天的轮船，是件大事。亲戚从厦门来，总带许多吃
的东西给我们，常有凸柑、龙眼干、铁观音茶、扁鱼干、虎苔和外婆嘱家里的女人做的肉松。母亲收到了，好像回
到娘家一样高兴。她把肉松象宝贝似地收起来，偶尔才挑几茶匙出来让我们拌稀饭吃。亲戚自然也带来许多家里的
消息，这些消息虽然大多数母亲已经知道，因为她和家人经常通信（是用罗马拼音的「白话文」写的，这是在基督
教办的毓德女校学到的），但是她还是好像第一次听见，不时〃 啊唷！啊唷〃 地叫。
后来大舅的女儿桐琴舜琴到上海中西女塾读书，我们收到的肉松增加一倍，是大拇托人带来的。肉松弥补学校
里的伙食，也减轻桐姊舜姊思乡之情。这对姊妹长得像两朵玫瑰花，却不善适应上海的环境，上海话也讲得不好。
她们一回来就和妈妈重温厦门的事，一遍又一遍，好像从这些信息吸收滋养。报告学校里的情形时，她们会加几句
上海片语，但是只有讲厦门话时才活泼起来，如鱼得水，如沐春风。
这也是为什么，小时候我以为只有我们一家人和我们的亲戚讲厦门话，我以为这是我们的特征，像家里许多方
面一样，与众不同。
2。妈妈只会生女儿
从小，我就知道有鼓浪屿这个地方，好像我未出世前就在那里，好像我是从那里来的。也许是因为我出世不到
一个月母亲便抱我回去那里。但是那时我没有记忆力，一切是听母亲说的。
我是一九二六年在北京出世的。早一年在三月，国父逝世，五月〃 五卅〃 惨案，七月国民政府成立。就在我出
世的四月，北京临时执政政府下台。那时，父亲在北京大学执教，兼任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教授和教务主任，并且
常写文章在《 语丝》 发表，批评政府。
我出世，母亲一定很失望，因为她又生了个女儿，不过，这次生产很顺利，不像姐姐那样难产，险些儿送掉母
女俩的生命。姐姐是在外公家里生的，幸亏有二舅，他是西医，救活了她们。我是在北京协和医院出世的，这家医
院母亲叫做PUMC，过了许多年之後，我才知道那是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的简称。母亲说话常是几种语言
和方语混在一起，基本上是厦门话，内羼马来话、上海话、国语、英语和偶尔一个德国字。我打喷嚏，她会说〃Gesundheit！
〃 她结婚之後，和父亲去过许多地方。我从小就听她讲话，後来才认出话中不同的语言和方言。她说，我是医院里
十八个婴儿中最胖的，她说她是抱着我乘马车离开医院同家的，於是我知道我的来源。
我出世後二十天，段祺瑞下台，白色恐怖笼罩北京。父亲和五十三名批评政府的教授被列入通缉名单，我们就
到厦门去。父亲在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但不久因为人事问题辞职而去汉口参加革命政府，任外交部英文秘书。武
汉政府分裂之後我们便去上海。
我最早的记忆是住在极斯斐尔路的小洋房。会爬会走路之後，视野常限於别人的脚、鞋、木屐、桌底椅底。家
人常叫我戆囝仔，即傻孩子。我不知道戆囝仔也是大人对孩子表示亲爱的昵称，只知道戆是笨的意思。我的确晕头
晕脑地过日子，大人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麽。「来呷糜呀！」「去困啦！」我一一听从。
冬天里，母亲和桐姊舜姊常坐在小电炉前取暖，表姊们有时在电炉网上烤太妃糖，糖烤轨之後可以拉丝，又好
玩又好吃。要不然她们就卷头发，把烫发钳放在电炉上烘热，小心翼翼地卷。卷好了如果没有别的事可做，她们就
要剪我的〃 头毛〃 了。我知道她们是因为无聊才要剪我的头发，所以不肯让她们剪，但是她们会哄我，说剪了之後
我会〃 真水（美）〃 ，我还是不肯，要等到母亲说，「这个囝仔真番态！头毛却尼长抑哩肯恒郎剪（头发那麽长还
不肯让人剪了）！」我才勉强同意。「番态」是不讲道理的意思，即行为像番仔。我在学，我在拚命学，想明白大
人讲的话的意思。
话可以变成字，字可以写，可以打，也可以读。我常在父亲的小书房里静静地玩。他坐在书桌前写字或在打字
机上打字，他打得很快，那卡答卡答的声音很好听，我当然不知道他是林语堂，当时是英文《 中国评论》 周报的专
栏作家，也在写《 开明英文读本》 和《 开明英文文法》 等书。他出版了《 剪拂集》 ，是渐渐为人注意的作家。我只
知道他是爸。
多半的时候，我蹲在地上，把书架低层的书一本本拉出来。许多书的背後都有几页空白的纸，我就在上面涂鸦。
爸爸说，不要在有字的页上乱涂就不要紧。所以我就沾沾自喜地涂下去。那些书，有许多本在封底有个图案，我问
爸爸那是什麽？他说是商务印书馆的记号。那大概是我最早认识的「字」。书店的名称，如商务印书馆、北新书店、
开明书店等，我早就听惯了，虽然不知道那是什麽意思，却隐约知道和爸的工作有关系。
有一天，爸爸说，他每天要出去办公，白天不再待在家里了，他是应蔡元培先生之邀，到中央研究院任英文总
编辑。我听说他每天要出去，哭得好厉害。他把我抱起来坐在他那旋转椅上说，「赣囝仔，我早上出去，下午回来，
我们还可以在一起玩。」我又哭了好久才不哭了。
爸爸同我和姐姐玩，有时我们一起在地上打滚，有时他教姐姐和我骑在沙发椅背上用枕头彼此斗打，看谁先被
打下来，我们玩得很起劲，哈哈大笑。他也讲故事给我们听，故事里的主角是一根香蕉和一只橘子，我听得很入迷，
可惜爸没有将这些故事写下来。
我也在妈妈身边玩，妈妈比较严肃，我有点怕她。有一次，她做针线我穿珠子，不小心把一盒珠子打翻了，珠
子滚得到处都是。我想，不好了，她要骂我了，但是她倒没有生气，笑著说，「勿要紧」，用一把刷子接在珠子上
面，神奇地把珠子吸起来了。大人能做的事真不可思议。
一天，爸爸告诉我，妈妈要到医院去生孩子，第二天下午，他拿著一件鲜血淋淋的衬衫回来放在浴缸里冲洗，
说妈妈又生了个女儿。「唔，」我说，那时我四岁。
第二年，爸爸代表中央研究院到瑞士出席国际联盟文化合作委民会年会，他决定开会之後到美国和工程师研究
制造他发明的中文打字机的模型（详惰请参合拙作《 林语堂传》 ）。他离上海前夕，妈妈烧了一锅鸡汤，大家围著
桌子吃。妈妈用筷子掰开炖得很烂的母鸡，肚子里有一团像珍珠一样大小的东西，沾酱油非常好吃。妈妈说是卵，
鸡蛋还没有生出来以前就是这个样子。第二天，爸爸就走了。那时国内情势很不稳定，十一月日军攻陷黑龙江。年
底，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辞职，林森继任。「一。二八」事变，日军轰炸上海。妈妈焦虑万分，托人替我们买轮船
票到厦门避难。我记得空袭时妈妈叫我们和衣睡在楼下客厅地上，以便随时逃走。我觉得睡在地上很好玩。
终於一位表叔为我们买到了船票，妈妈就带我们三姊妹和桐姊舜姊乘船去厦门。我在船上睡著之後查票的来了。
他看见我的头这麽大，说我一定要买半票，舜姊只好把毡子掀起来给他看我是五岁的孩子。查票的走了之後，大人
们大笑。
到了外公家，她们又把查票的笑话讲给家人听，廖家的女人把我拉过去仔细研究，说我长得白白胖胖的，眼睛
很大，「真水」，头也不怎麽大嘛，就是额堂凸出一点，她们封了「凸头的」这个绰号给我。缺点被人指出，我很
不自在。我并不知道，廖家女人习惯以各人的缺点做绰号，看那人的年龄和在家庭的地位，当面叫或在背後叫：跛
脚的、裹足的、姨太太生的、懒惰的等等。妈妈当然是只会生女儿的。有时，家里人也叫我阿No。 ，据说是有一次
我在公园里听见个外国孩子说〃No ，no，no！〃 回家後我便学他说〃No ，no，no！〃 说个不停。
我们到外公家之前，妈妈就对我们说，外公脾气很坏，我们要特别乖。妈妈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生儿子。现
在丈夫在外国，她拖著三个查某囝仔从上海逃难回娘家，心情非常之坏。事实摆在大家面前，廖家富有，语堂收入
平平而已。旧事不用提，她和穷牧师的儿子结婚是她自己愿意的。人家都说语堂聪明，很有前途，但这是她结婚之
後第二次逃难回厦门了。第一次是因为语堂话大多，写文章骂人，以至人家要捉他。这次倒不能怪他，是因为日本
人攻击上海所以她带了三个女儿回娘家。语堂在那里呢？他去瑞士开会之後不回国，却去英国发明什麽中文打字机。
已经去了将近一年。这怎麽对家人解释？还是不要提吧！
对外公来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他根本不把翠凤（妈妈）放在眼里。我们住进二楼一间房间，他就不
再管我们了。家里的女人却对我们很好，表姊们带我们去沙滩玩。有一次我们还坐公共汽车到漳州去看祖母（祖父
早已去世）。祖母躺在床上，她说我们好乖。第二年，她却就过世了。
外公的房子後面是「番仔墓地」，有时番仔在那里举行葬礼，我们孩子们便趴在窗口看热闹。我们也在那里玩。
那既然是番仔葬身之地，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怕。我和表姊们在那里摘三叶草，每人把茎撕得只留一丝，设法
钩住对方的三叶草然後一拉，谁的叶子被拉下来就输。
廖家笃信基督教，饭前必祷告，晚餐後大家在大厅里开祈祷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