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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眼光也变了，我不再是十岁的儿童。
南京路挤满了人，在簇拥的人群中我突然看见个七八岁的女孩，拉著大人的手正要走进一家餐厅，是冠生园！
小时我也去过冠生园吃午饭，然後就跟妈妈到永安公司买她爱吃的花生酱。回忆一幕幕涌到心头。大光明戏院！小
时我最爱去那里看电影，尤其是秀兰邓波儿的电影。
只有二伯一家人仍旧住在静安寺附近的三义坊，二伯却已经去厦门大学任教，我只找到二伯母和国光兄嫂。三
伯在桂林去世，他的子女也还在内地。六叔一家人在马尼拉已经生根，也没有搬回上海。
一位女同事和我在一家小招待所租了一间房，有浴室却没有自来水。洗澡时由人挑热水进来，倒在浴缸里，八
十元一担，总有小块纸片浮在水面，水底有沉淀物。林可胜医生是南洋出生，受过英国教育。他有时带我们一群人
去大酒店里的西餐厅吃饭。侍应生穿著褪色的晚礼服，递来用法文写的菜单。冷盘每客一千五百元，鱼排二千元，
牛排五千元。那冷盘是用日本罐头鱼虾，德国罐头青鱼，美军配给火腿拼凑起来的。白俄舞女徐娘半老，穿著十年
前缝的晚礼服，学会了几句美国俚语，和年龄比她们小一半的美国士兵共舞，老迈的匈牙利乐队拉小提琴，奏维也
纳华尔滋和二三十年代的流行曲。上海好像停滞在抗战以前，但那些辉煌的租界已经是褪色的记忆。只有在旧法租
界霞飞路那些大枫树变得更茂盛。胜利後，国民政府把霞飞路改作林森路，以清洗殖民地色彩，但大家仍然说霞飞
路。旧习惯难改。
有许多日本俘虏关在虹口提篮桥监狱。有时我随著林医师去那里办公，而且在那里过夜。林医师晚上出去应酬
时，我一个人只好看小说消磨时间，因为他回来之後还要办公。在这段日子里，我看完约瑟康烈的大部小说《 杰姆
勋爵》 ，一个人夜里在监狱办公处看书，心里不免有点害怕，因为在不远之处有两千名日本俘虏关在监狱里，万一
他们闯出来怎麽办？
军医署的工作大多和内战有关。在秦皇岛，国共战斗得很厉害。十一月共党大举叛乱，美国停止对华援助。
我回美国之後，一时没有固定的事做，觉得吊儿琅当，於是去哥伦比亚大学校外进修部选课，选英国小说，新
闻学课目，一直到一九四九年结婚为止。我没有大学学位，那倒没有妨碍我写作，那也许是凭一股傻气，和後来担
任读者文摘总编辑的职位。但是谁知道，假使我有一张大学文凭，我的一生经历会有什麽不同？我年龄越大，越觉
得自己知识浅薄，而且胸怀不够开阔，对极大的东西，如天文，和极小的东西，如原子，都没有多大兴趣。我对数
学也不好奇，超过一千万的数字我的头脑拒绝了解。
妹妹毕业中学之後即入一流的巴那德女子大学，後来在哈佛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得博士学位。她因为念理科，
所以爸爸没有坚持她不念大学。后来她在香港大学执教，现任美国德州贝勒大学副教授。
本来，大家以为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後，中国已经翻身，不会再受外国欺侮。殊不知，在一九四五年，美、英、
苏在雅尔达会议讨论苏俄对日本作战条件，已有秘而不宣的协定，内容为苏俄於德国投降後二、三月内，依下列条
件对日宣战：
一、保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
二、恢复苏俄一九0 四年被日本侵害的权利：甲、库页岛南部及附近岛屿；乙、开大连为国际商港，保障苏俄
在该港的优越利益，另以旅顺为苏俄租借的海军基地；丙、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中俄合营，保障苏俄的优越权利
；维持中国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应归苏俄。
关于外蒙古、满洲事项，在罗斯福征得蒋主席的同意后，史达林准备与中国缔结一友好同盟条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协约国私自成立谅解，将中国出卖，将德国前在山东租借地、铁路、矿产等，悉让予日本。
雅尔达协定，再将中国出卖。中共能够在短短几年统制中国大陆理由之一，是苏俄将日本在东北留下的军火送到共
产党手里。
三伯的儿子伊仲、伊祝兄去了台湾，伊磐兄留在家乡照顾母亲。他被一个在金门当兵的表亲牵连而被派去内蒙
古劳动改造多年。他在内蒙古学会了做白铁，修理钟表，脚踏车、缝衣机、电灯、电话，但因为生病，神经衰弱，
心脏无力，常在工厂里昏倒，而且在操作机械时切断了手指。一九五九年他回家，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他病体不堪
日晒，也不能高攀，所以不能修电灯电话线。手指少了几个，再也不能修理钟表什麽的。
两三年前，伊仲、伊祝兄嫂去同安看他，他住在一间残旧不堪的老屋里，入夜灯光幽暗，蚊钠如雷。他因为十
年前中风，行动不便，几乎整天坐在一张藤椅上，难得开口。这是伊仲嫂毕璞告诉我的。想起当年在香港相遇时，
他是个活泼的青年，一生就这样被踏踢掉，可以说是毫无天理。
而厦门呢？鼓浪屿呢？毕璞嫂在《 老树春深更著花》 书中说：
作为经济特区，是台商投资重要目的地的厦门，固然市面相当繁荣，游客云集，有高楼大厦，有百货公司，但
我对它却没有什么好印象。街上人挤人，又脏又乱是原因之一；满街都是伸手要钱的乞丐，以及向观光客料缠不休，
想兑换外币的黄牛，也都令人怕怕。
厦门虽然是中共最早开放的几个都市之一，可是在很多方面仍然相当落後。
像公共汽车之破旧肮脏、三轮车之简陋（同安的更简陋，就像台湾的送货三轮车）、小吃店的不卫生等等，都
令人望而却步。最可笑的是很多人家仍旧没有厕所的设备，而公厕之脏就不必说了。莫名其妙的是，火车站新盖的
公厕还算清洁（要收费），但还是矮墙无门的那种。在共产社会中，大概是连上厕都不能享有隐私权的吧？
我们在厦门停留了三天，除了尝到慕名已久的道地的厦门炒米粉、薄饼和土笋冻（一种海产做成的冻）外，似
乎毫无收获。一走出旅馆大门，由於街上人潮汹涌，寸步难行，既怕扒手，又怕乞丐，每次都像一场噩梦。仲兄弟
俩目睹故乡变成如此面目全非，也只有摇头叹息的份儿，认为不堪回首，简直是糟蹋了它「花园都市」的美誉。
我们也曾乘坐渡轮，环绕鼓浪屿一周。这种渡轮也是十分原始简陋，还好绕行一周不过二十分钟，也就不必过
加讲究。从前老听仲说鼓浪屿如何如何漂亮：山上遍布著精致的花园洋房，绿荫处处，道路整洁，沙滩的沙细而白，
正是理想的海水浴场。然而，当我们舍舟登陆，踏上这座心目中的人间仙岛时，马上就幻象破碎，大失所望。当年
漂亮的小洋房哪里去了？洁白的沙滩又哪里去了？虽然这个小岛还不至於像厦门街头人挤人那么可怕；不过环境的
脏乱、房屋的破旧，又与大陆其他地方有什麽分别？当然，人会衰老，城市也会变老旧；四十多年的失修（没有遭
到破坏已算万幸），又叫它怎能保持原来的样子？
至於外公那花园洋房，有人去看过，说洋房破烂不堪，花园荒芜，在大厅里堆著木柴，有人形容在里面住的人
像过乞丐的日子。
桐姊和师基兄在共产党占领时还住在厦门。桐姊看情形不对，说不如搬去香港，但是师基兄不肯。在文革时，
师基兄被指控为「特嫌」，因为他有亲戚在帝国主义的美国，和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腐朽的资产阶级的香港，使他们
一家背了几十年黑锅。一九五一年，舜姊和惟贤兄和他们的儿子回去北京，惟贤兄在那里教书。十年之後，在大饥
荒时期，在厦门一般人吃米糠、树皮，偶尔有稀饭拌蔬菜吃算是好的了。肉根本买不到。桐姊花了三天三夜的功夫，
搭火车从厦门到江西鹰潭，换车到上海，再换车抵达北京。她去找舜姊，因为在北京还买得到肉。她们做了肉松让
桐姊带回去厦门给三个儿子吃。这是後来舜姊告诉我的。在文革时期，惟贤兄被指是美国特务，被抄家批斗以致心
脏病发而致死亡之後，舜姊和儿子有幸逃到香港。我可以想像到两姊妹为了买猪肉，清早就挽菜篮上菜场，回来後
因为怕邻居知道，闭门在房间里的小煤基炉上做肉松的情形。每天只能做一点，一星期後才积够装满一个铁皮盒子。
那和昔日在廖家大厨房里做肉松有多大的分别！我也想像得到，瘦巴巴的桐姊紧抱住那盒肉松，千里迢迢回去厦门
时的心情。
一九八四年，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时，师基得到平反，他多次对他儿子说，「没有听你妈的话到香港去，很对
不起她。」
桐姊和师基兄都已作古。舜姊和儿子住在加州，她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她们母子得以来美国，是因为舜姊秘
密收藏了小正的美国出世证，红卫兵来抄家时没有抄去。我每次见到舜姊，她都会提到和桐姊做肉松那回事。
我们的回忆都和肉松拌在一起。廖家的肉松，一代接一代，是用细心、耐心和爱心炒出来的。
29。 春日在怀
我结婚之後生了一女一男，他们都已成人。我写了多种小说，均以英文撰写，并且译成八种其他文字。一九六
五年，我任职《 读者文摘》 中文版总编辑，一直到一九八七年，我认为够了，我宁愿恢便写作生涯。编缉工作和写
作截然不同，处理文稿像奶妈抱儿子——文章是人家的。迄今我写了四本书，好像生了四个儿子。
学无止境，写作、做家务之馀，我一直在自修。至今我书桌上仍然堆满字典和参考书，遇到生字，我还在查字
典，把意思和发音写在簿子里，就像小时候一样。
我的